作者 谢浩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鲜为人知的是，贺龙第二十军的苏联军事顾问莫·弗·库马宁也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为南昌起义中唯一的苏联军人，并在起义、南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接到苏方电报
库马宁留在了贺龙第二十军
南昌起义一开始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积极响应，共产国际甚至下令撤回在华的所有苏联军事顾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库马宁为什么留在了中国，还参加了我军建军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就要从一封电报说起。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曾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递交了一份关于发起南昌起义的报告，罗明纳兹向共产国际请示后，收到一份回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南昌起义和南进广东）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加仑）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这封电报不但在实际上不肯定南昌起义，还明令撤回在华的所有苏联军事顾问。接到命令后，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纷纷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中国。当时在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中有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一名是叶挺第二十四师的捷斯连科，另一名是贺龙第二十军的库马宁。随二十四师驻德安的捷斯连科接到了撤退的电报，而驻南昌郊区的库马宁却没有收到电报，所以留了下来，参加了后来的南昌起义。
作为众多来华苏联军事顾问中的一员，库马宁来到中国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同时，国民党与苏联方面的联系也随之加强。其实早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即1923年下半年起，孙中山就向共产国际和苏联请求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1923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次年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方政府总政治顾问。在国民党一大上，还通过了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的决议。在之后的几年内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苏联军事顾问一直活跃在国民革命军的各支力量中，成为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战争、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旧军阀统治的重要力量。库马宁就是其中的一员。
最早到达武汉的苏联顾问
随贺龙部参加北伐
关于库马宁来到中国的具体时间，曾担任鲍罗廷办公室翻译的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1925年来到中国）在回忆录《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中作了这样的叙述：“我国的顾问几乎都到了河南前线。当时贺龙的顾问是库马宁。他于1926年秋到广州，随第一批政府北迁人员到武汉。”其中“随第一批政府北迁人员”指的是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后，于1926年11月16日前往武汉的迁都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鲍罗廷等组成，当时还有许多随行人员，其中就包括军事顾问库马宁。库马宁来到中国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1926年11月之前，因为跟库马宁同行的布拉戈达托夫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1926年11月1日发生的场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我终于领到了一笔钱，还清了债务，为自己添置了行装。我们出发上前线要视政府前往北方的时间而定。由于出发一天天地往后推迟，叶弗列莫夫决定把军事顾问斯涅戈夫、M·ф·库满宁（库马宁）和我介绍给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李济深将军。”但是，此次会见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库马宁最后也没有成为李济深的军事顾问，因为他在11月16日就北上武汉了。
关于北上的情形，库马宁在其回国后撰写的回忆录《南昌起义》中并未提及。而与库马宁一同出发的苏联军事顾问布拉戈达托夫，在其回忆录里却详细地描写了他们是如何北上的，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
迁都调查委员会和随行人员乘火车从广州到达韶关，之后步行至南雄，翻越梅岭山口。步行期间，国民政府的官员们都是雇佣轿夫坐轿子前行，这一段路程让没有轿子的人苦不堪言，是整个队伍最难走的一段路。队伍于1926年11月21日到达江西境内，在江西大余县住了一夜后又走了一天，在23日登上了一艘大船，顺着赣江开始向南昌前进。在行进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和苏联顾问团时而同行，时而前后继行，队伍在12月1日抵达南昌，在距南昌还有十公里的地方，我们受到了总司令蒋介石的迎接。
12月5日，政府成员和其中的一些顾问动身前往汉口。布拉戈达托夫并没有前往汉口，而是留在南昌成为了华南组参谋部的参谋长。库马宁的去留，文中没有交代。但库马宁应该是跟随大部队前往汉口了，首先因为布拉戈达托夫在其回忆录里对华南组参谋部的组成情况有过叙述，他将参谋部各项工作的负责人一一列出，其中并没有提到库马宁的名字。其次，布拉戈达托夫在“一九二七年初国民革命军的部署”一部分中，谈到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路军部署时提到，在安庆方面的江左军顾问就是库马宁。所以，当时库马宁是随调查委员会到了武汉，然后又前往安庆方面的桂军担任军事顾问的。不久，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造成宁汉分裂。由于鲍罗廷和加仑都在武汉，苏联顾问大多便通过各种方式前往武汉，库马宁也不再担任江左桂军的顾问，转而回到武汉。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继续北伐。北伐军以唐生智和张发奎的部队为主力，张发奎为第一纵队司令，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库马宁就在此时担任了贺龙独立第十五师的军事顾问，并且随贺龙部队前往了北伐前线。
与奉军在河南境内的作战，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装备精良的张学良部，独立第十五师强渡沙河、夺取许昌、挺进开封，为赢得河南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库马宁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精彩的作战过程：
贺龙认定敌人最薄弱之处在其左翼防线，因此，于一夜之间就重新部署了全师的兵力。他将主力集中在右翼并布置了任务：黎明时强渡沙河，突破敌骑兵防线，绕过张学良的步兵部队左翼，从其侧面及其背后一举击溃敌人，尔后，再正面进攻，彻底消灭敌人。
天刚破晓，独立第十五师即冒着枪林弹雨开始强行渡河。进攻节节胜利，缴获敌战马千匹。击败敌骑兵后，贺龙指挥部队继续向前进攻。
贺龙按既定计划将主力调至西面及西北两个方向，由敌之侧翼及其背后继续猛击张学良部。一直鏖战到中午，敌人左翼方被击溃。国民革命军战士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全歼敌军整整两个旅，将其指挥部整个俘虏了过来。敌军已力不能支，一部分开始向许昌撤退。
在北伐过程中，库马宁不但跟随贺龙参与作战指挥，而且还负责训练贺龙缴获的马队。据《贺龙年谱》记载，1927年6月上旬，“贺龙将在张家店、逍遥镇、临颍诸战役中夺获奉军的军马200多匹，组成一支骑兵队，并请擅长马术的俄国顾问纪功专责训练”。纪功便是当时库马宁为了方便在中国工作取的中文名字。因在河南战役中表现出色，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也扩编为第二十军，战争结束后，部队在1927年6月底抵达汉口。
宁汉对立，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讨蒋以确保自己的正统性，讨蒋由张发奎的部队担任。共产党经历了几次反革命政变后，明白不能再依靠任何其他力量来保存自己，计划发动武装暴动。而最合适的力量就是尚未与共产党分裂的张发奎部，其中贺龙和叶挺部队的共产党员最多，可以作为发动暴动的主要力量。张发奎决定在讨蒋之前，先将自己的部队在南昌至九江一线集结，这样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向南昌转移，并于1927年7月底抵达南昌。
参加南昌起义 为革命积极献策
1927年8月1日，库马宁跟随贺龙部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起义场景：“起义部队由于兵力部署得当、攻势凌厉、舍身忘死，解除敌武装的战斗既坚决而又迅速，只一夜工夫即解决了战斗。”
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设置了参谋团，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为参谋团成员。参谋团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起义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下午，第一次参谋团会议在江西大旅社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研究下一步动向。虽然参谋团成员不包括库马宁，但据当事人回忆，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起义军南下的途中一直在参谋团中发挥作用。
起义军的行动计划其实早在起义之前就已确定，那就是将军队拉回广东，拿下出海口争取苏援，再进行北伐。此次南下的目的地是广东东江，而进取东江的方案有两个：一是走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惠州；二是走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邬。库马宁赞同第二条路线，他说：“我赞成沿着人少山多、难以通行的地区前进。这一条路线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对于行军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按照这条路线前进，起义者可以指望到达广东以前不发生大的战斗，就是说避实就虚。”他的意见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加巩固了参会成员选择第二条路的决心。可以看出，库马宁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形势有着正确的判断，体现了一名军事顾问的良好素养。
起义军随即按计划南下。虽然走的是小路，但也经历了不少恶战，库马宁在南下过程中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并参加了不少战斗。8月25日，贺龙第二十军在距瑞金30里的壬田与钱大钧的两个团遭遇。此战中，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据当事者回忆：“贺龙拿着一柄硕大的芭蕉扇，在苏联顾问的陪伴下走到临近火线的一片稻田，不断用望远镜观察对面的情况。尽管迫击炮弹不断在身边爆炸，震耳欲聋，但这位军长和顾问却毫不在意，这对不远处集结着的部队是一种无声的鼓舞。”经过激战，敌军向会昌方向退却，留下瑞金一座空城。起义军入城，参谋团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朱德在会议上主张继续按原计划走寻邬、平远，认为这条路虽不易行军，但可以避开敌人，如遇敌人易攻易守。但是库马宁却有不同意见，“因为缺少粮草，又雇不到民夫，部队非战斗减员太厉害，所以山路是不宜再走了。如果我们改道汀州、上杭，进入大埔，就可以走水路。有了船，行动就方便多了，伤员和弹药都可以水运，减轻部队的重负”。而且依靠着对敌人的了解，他认为这条路线可以避开钱大钧的部队。库马宁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出了独到的军事眼光和缜密的思维能力，根据部队的实际提供了重要的建议。最终会议决定先集中力量击败会昌的敌军，然后再返回瑞金，转道汀州、上杭。转道期间起义军便是走的水路。
9月12日至17日，起义部队驻扎上杭，库马宁在这期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可行，因此也就没有采纳。库马宁在行军途中发现，汀州、上杭、永定一带颇为富庶，如果在此有一个相当时期的休养，完全可以自给并得到恢复补充。关于补充兵员的方式，库马宁提出的方案是收编闽西的民军，大力发展民众武装。这个想法与共产党后来建立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不谋而合，这说明库马宁在军事方面有着过人的思想，这与他参加过一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的经验不无关系。他善于观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9月23日、24日，起义军分别占领潮州和汕头。9月底10月初，起义军在汤坑、潮汕等地纷纷失败，起义领导人在流沙会议之后开始秘密转移，库马宁从汕头想乘船出走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作为贺龙的军事顾问的身份也告以终结。在他关于南昌起义的回忆录里，对贺叶部队汤坑遭遇战之后的具体动向只写了一句话：“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伤亡很重，剩下的部队只好撤进山里。”被捕后，他也无法再知晓起义军的情况了，所以他的回忆录在这之后匆匆收尾。在狱中，库马宁保持了一名苏共老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经过苏联政府、共产国际施压和中共中央的大力营救，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28年秋将库马宁释放。就这样，他结束了两年的中国生涯，返回苏联。
拨开历史的烟尘，90多年前南昌的枪声虽已停息，但惊心动魄的起义过程和振聋发聩的历史意义却永不会消散。探寻被人遗忘的角落，每段历史背后那些偶然因素往往让历史本身更加鲜活。作为众多苏联顾问之一，库马宁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了南昌起义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其独特贡献也应该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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