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網黨史頻道發表了刊登於《湘潮》雜誌2013年第6期的文章《“文革”中周恩來一次不可思議的捱整經歷》。文章揭秘了江青及其“四人幫”集團如何在文革期間向毛主席進讒言，藉故“整”周恩來以及周總理如何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四人幫”鬥智鬥勇的經歷。以下為文章節選。
毛澤東誤聽讒言，“整週”風波驟起
睡眠對於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澤東來說，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每次睡覺時猶如面臨大敵，要經過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入睡後決不能被叫醒，否則連續幾晝夜無法入眠。
周恩來反背雙手，來回踱步，感到左右為難。此時，基辛格再次求見。周恩來沉思良久，權衡再三後，決定和葉劍英等人一起會見基辛格。
會見時，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個問題。周恩來則按照原定的會談口徑回答：此事需要進一步考慮，等以後再說，並強調一切需請示毛主席再作決定。
周恩來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錄》一書中也得到了印證。書中的“會談備忘錄”一節寫道：“周總理：而且因為這是一個十分具體和十分複雜的問題，在同你方協商之前，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基辛格的最後努力沒有收到成效，只能帶著遺憾也帶著中國總理和元帥的“謝謝”外交辭令離開了中國。
會談結束後，周恩來
馬上來到毛澤東住地，將會談內容報告給已經起床的毛澤東。毛澤東靜靜聽完彙報後，沒有提出什麼不妥，他收下了書面報告，和以往一樣起身目送周恩來走出書房的大門。可是第二天，周恩來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澤東處說他對外談話說錯了話，接著江青一夥將問題進一步上綱上線，說周恩來擅自做主接待基辛格，這不符合外交原則，再說接待計劃中也沒有基辛格回拜周恩來這一項活動，而且他們還對基辛格說“謝謝”之類投降性的軟骨頭話。
毛澤東本來對基辛格的“求助”提議就不快，聽到周恩來“私見”基辛格等讒言後，更加不快，於是大發雷霆：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有人要借給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經過外交部的兩位女翻譯和江青反覆彙報，毛澤東點頭“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
於是11 月17 日，基辛格離開中國的第三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應召到毛澤東住處開會。會上，毛澤東對這次中美會談提出批評意見。他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以及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後說了一聲“謝謝”的“右傾軟弱”。
當天晚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於這次中美會談的批評意見，並介紹了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江青自以為“倒周”時機已到，攻擊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姚文元也從旁幫腔。
周恩來忍無可忍，當場予以駁斥。
第二天，江青將對周恩來的火發洩在了對外友協關於邀請土耳其兩位音樂家於12 月上中旬來華作訪問演出的報告上，此報告之前周恩來已經批覆“同意”要外交部具體辦理此事了。可是江青見該件後批道：“建議今後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嚴重的!”
江青此舉是想給周恩來一個下馬威——我不同意你的“同意”。19 日，周恩來看見江青的批示後，他又批：“今後應儘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我無法接受或不瞭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
江青見周恩來不服，還說“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於是發動同夥一齊上陣。從19 日開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繼續指責對外友協的報告是宣揚“無標題音樂、無社會內容”，並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發起“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氾濫”活動，攻擊此邀請演出是“開門揖盜”，號召“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在江青等人干擾下，原定土兩位音樂家訪華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而周恩來也從18 日之後，進入挨批寫檢查階段。
周恩來向毛澤東書面報告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再次忍辱負重違心檢查自己在這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做得不夠”不是江青等人想要的結果，他們繼續在毛澤東跟前“讒言”。於是毛澤東進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右傾錯誤”。除了政治局委員( 當時與會的在京委員有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韋國清、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人) 外，毛澤東還指定了其他參加的人員有：剛剛( 當年3 月) 復出、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和仲曦東，黃鎮( 時任駐美國聯絡處主任)；以及有關的翻譯人員羅旭、章含之。
中央政治局會議很快也升格為有外交部、中聯部等外事單位領導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地點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來會議的大權。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負責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
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四人幫”鬥智鬥勇
政治局擴大會議從11 月21日開始，到12 月初，持續開了十幾天。會議就根據王海容和唐聞生傳達的指示，對周恩來再次進行批評。第一次沒有“過關”，第二次、第三次……也沒有過關，當時到會的許多領導人都不知道周恩來作檢查的內幕，但這次會議氣氛異常緊張，政治壓力很大。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人員都不得不發言表態。於是大家按照毛澤東指示，違心地或非違心地，發言批評周恩來。
這十幾天裡，周恩來除遭受精神上的重創外，還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因為此時他正患有膀胱癌。一到晚上，周恩來就將自己關在房間裡，不見客，不開會，不化療，一向注意儀表的他，第一次拒絕刮鬍子。他一臉苦戚，一腔憤慨，日夜趴在桌子上，長書萬言，寫了撕，撕了又寫，熬紅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為老是低著頭，他的眼腫了，接著臉腫了，坐多了腿也腫了，最後全身都腫了。但他全然不顧，還是不斷寫，不斷撕。
鄧穎超一開始也不知道周恩來在辦公室裡幹什麼，又不能進去說服他注意休息，著急地在門外來回踱步。身邊工作人員知道一點內情，可這是中央內部的事情，他們也不能多嘴。可他們看見周恩來這樣不顧惜身體，沒日沒夜地寫東西，心裡又是著急又是難過，更多的是痛惜!大家無奈著急又幫不上忙。
為此，衛士長張樹迎哭了好幾回，他恨自己文化不高，不能幫助總理代筆寫一些東西。要說最著急的是負責治療的醫生們，自從總理把自己關起來寫材料起，就拒絕進行化療。
後來周恩來在大會堂作關於黨內十一次路線鬥爭講話時，身邊的工作人員才明白總理為什麼拒絕治療，原來姚文元攻擊他說，這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周恩來就開始寫歷來黨內鬥爭是怎麼一回事。他是在為保護比生命還重要的政治生命奮筆疾書，也為保護安定團結的大局面不惜委屈自己。正在忍受心靈的煎熬的他，怎麼有心情去治療呢？
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周恩來去世20 年時，出版了《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他在書中描寫了這一段艱難時光：“這哪裡是什麼幫助總理啊? 他們明明是整總理!他們是想要打倒總理啊!說話的是人民大會堂的服務員。剛剛從大廳裡端著托盤出來，將盤子往桌上一放，就邊說邊用衣袖擦眼淚，起先只是唏噓聲，一會兒抽泣起來了。”“我好容易把這個抽泣的給勸住了，又來了更厲害的丫頭小趙。她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氣憤地說：這個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電影，遊山逛景。總理一天到晚忙著為人民。張大夫，你還不知道呢，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來開會整總理。他們開完會回去，一起喝紅葡萄酒慶賀乾杯呢!”
“周恩來挨批期間，卻由王洪文主持會議。周恩來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再提前到會場去。散會時，他亦‘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裡商量下一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
江青此番批鬥周恩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借此撈一把政治資本。她一邊誣衊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一邊要求政治局會議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提出報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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