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參與、平臺協同與精準扶貧

一、產業扶貧的意義及發展

近年來, 我國脫貧攻堅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就, 貧困地區面貌煥然一新: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 貧困群體比例迅速縮小。但是, 我國的脫貧攻堅仍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 尤其是部分地區脫貧攻堅進展仍然比較緩慢, 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依然存在較大的困難, 部分低收入人群存在返貧風險等。對此, 下一階段的精準扶貧工作應從扶貧主體意識迴歸、扶貧資源供需對接、扶貧工作業務流程再造等方面進行機制與模式創新[1]:在扶貧資源的集聚、利用方面引入市場主體和市場機制, 激發市場活力;構建政府、社會、貧困人口都積極參與的多元化扶貧機制;建立和完善扶貧主體之間的協同機制、扶貧資源整合機制等[2]。

產業扶貧無疑是最適合我國現階段扶貧實踐的有效方式: (1) 產業扶貧將產業透過村莊到達農戶, 而且與貧困戶的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有機地結合起來; (2) 產業扶貧通過利益相關方共同對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進行整合, 使貧困戶參與產業鏈, 並通過自身資源投入得到相應回報, 實現多主體、多要素參與的長效機制; (3) 產業扶貧是社會多方圍繞產業的、共同參與的過程, 農戶以多種合作形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 促進了貧困戶的實用技術掌握和價值觀念轉變; (4) 產業扶貧是實現貧困人口增收發展的有效路徑[3]。“龍頭企業+合作社 (基地) +貧困農戶”收益分配的比例[4], 參與產業鏈的貧困農戶獲得了穩定增收的渠道以及自我發展能力[5], 貧困戶參與到現代產業鏈中, 經常面臨的技術、資金、市場方面的困難得到有效解決, 地方政府提供基礎設施 (如大棚) 、技術和資金方面的支持, 實現了貧困與非貧困群體、社會組織和政府的多方共贏[6]。

產業精準扶貧的實施過程強調主體參與。一方面, 是貧困群體的參與。參與式扶貧可以增強貧困農戶自主發展能力, 最終實現貧困農戶脫貧[7]。深度貧困地區長期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農戶獲取扶貧資源的權利和機會受到剝奪, 農村精英俘獲扶貧資源謀求自身獲得發展, 影響了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7]。另一方面, 是社會力量的參與。精準扶貧的理想模式是積極引導並促成多元主體共同參與, 合作共贏, 並在此基礎上推動扶貧長效機制的構建。政府主動尋求與市場、社會力量的合作, 吸納社會弱勢群體參與, 在多方合作的基礎上實現內源式發展, 促成政府、市場、社區和貧困群體在內的主體有效合作[8]。然而, 扶貧參與主體 (政府部門、社會企業、非政府組織) 都會受到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的限制, 每個參與者只能提供解決部分問題的方案。扶貧生態系統可以發揮平臺協同優勢, 使參與各方力量共同努力, 發揮自己的核心優勢, 並與系統中其他成員協作, 使生態系統產生最大效益[9]。

信息技術賦能的生態系統模式很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既有的脫貧模式, 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脫貧[10]。已有研究成果中, 來自於多個不發達地區的實踐提供了有力的例證:主要由廣大低收入群體組成的移動支付生態系統———肯尼亞的M-Pesa普惠金融服務的移動支付網絡[11];面向偏遠貧困地區的醫療服務生態系統[12];面向貧困群體的綜合服務生態系統[13];中國的淘寶村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 [14], 等等。種種實踐顯示, 生態系統模式比傳統扶貧模式更精準有效。

在信息技術賦能的扶貧生態系統平臺協同之下, 政府、社會力量、貧困群體如何通過多方合作, 以特色化產業發展實現可持續的精準脫貧?本文將從理論歸納和案例分析的角度進行研究。

二、信息技術賦能與參與式扶貧

(一) 信息技術賦能的扶貧生態系統

1. 農村電商與電商生態系統

信息通信技術促進了信息共享、業務合作[15]以及關係協調[16], 社會各種參與者實現泛在的連接, 共生共榮, 推動了模式的轉型[17]。這種新興的發展模式的主要特徵表現為一個有助於促進行為人參與、協作和協調的商業生態系統的出現, 它由技術企業、政府部門、社會組織、非政府機構以及他們可以調配的技能和資源重新組合, 通過新的組織方式和資源使用過程, 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轉型變革[10]。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是圍繞核心企業或平臺來整合參與者的、由相互連接的組織構成的價值網絡[18], 生態系統演化過程受到企業異質性及多樣性、網絡演化、路徑依賴和制度環境等因素影響[19], 隨著生態圈內夥伴不斷增加, 異質性、嵌入性和互惠性逐漸增強, 使得生態圈具有適應能力和放大效應, 最終實現生態圈的共生、共榮和再生[20]。

2. 扶貧生態系統

扶貧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找到一種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 這些問題包括:低收入、健康程度差、衛生條件差、受教育水平低以及其他生活基本需求難以滿足[21]。扶貧參與主體 (政府部門、社會企業、非政府組織) 都會受到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的限制, 每個參與者只能提供解決部分問題的方案。扶貧生態系統中, 參與各方力量需要共同努力, 發揮自己的核心優勢, 並與他人協作, 使生態系統產生最大影響[22]。信息技術可以通過提供更加可靠、高效的獲取信息和服務的途徑, 以及通過更大範圍和更高效率的網絡覆蓋來提供新的機會, 增加窮人脫貧的能力[23]。

(二) 參與式扶貧

參與式扶貧強調多方參與, “參與”可以調動不發達地區群體的自主性和積極性, 把自身資源投入到產業合作網絡之中, 共創價值並獲取相應回報。參與產業鏈可以賦予弱勢群體更多機會, 增加貧困群體的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參與式扶貧的終極目的是促進貧困人口有效擺脫貧困[24]。參與式扶貧的理論基石是“治理理論”, 認為貧窮與窮人在發展活動中被邊緣化有關, 提出要擴大貧困人口在發展決策中的參與度[25], 為貧困人口“賦權”[26], 讓他們在扶貧活動中更有主動性[27]。

阿瑪蒂亞·森認為貧困的根本原因是農民獲取收入的渠道和機會不足, 而參與式扶貧理論[28]認為向貧困群體賦權、以弱勢群體為導向實行發展干預, 可以緩解貧困群體的窘境。貧困人口的資源獲取渠道和發展機會不足, 既是貧困人口致貧的原因, 也是妨礙其脫貧的原因, 因此, 參與式扶貧理論強調市場運行過程中的“自生自發秩序”, 要從提升發展對象自我能力, 激發發展對象主動性、創造性等方面出發, 拓展更多的技術和途徑[29]。

國外對參與式扶貧效果評價大體分為兩種觀點:支持[30]和批評[31]。部分學者認為, 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會影響參與式扶貧效果:發展水平越高, 參與式扶貧成效越顯著[32], 而對參與式扶貧的批評則主要集中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衝突方面, 認為眾多主體參與會造成“搭便車”的現象發生[33];參與式扶貧可能因為參與者眾多而導致高成本[34], 使參與式扶貧效果受到影響[7]。

三、從電商生態系統到扶貧生態系統

(一)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的構建

平臺是一種交易空間或場所, 是一個多元化的概念, 既可以是產品、服務、組織, 也可以是商業模式或者戰略, 既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虛擬的[35]。當平臺的網絡效應初具規模時, 平臺企業將更多的關注平臺質量, 致力於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以留住客戶。同時, 面對競爭, 平臺企業為了實現長期發展開始部分開放自身資源吸引其他參與者加入, 平臺企業在與其他參與者不斷協調發展的過程中, 會逐漸發展為多箇中心, 與互補廠商、用戶群體相連接形成一個複雜的網絡體系。在信息技術的作用下, 市場邊界模糊甚至消失, 不同平臺的用戶群相互交疊, 處於核心領導地位的平臺企業就有可能利用這一優勢不斷擴大自身規模進而形成以其為核心的平臺生態系統[36]。

以阿里巴巴農村淘寶為代表的農村電子商務平臺, 依託互聯網技術, 幫助農民招寬農產品銷售市場, 還帶動了當地交通、餐飲、娛樂、旅遊等服務的發展, 大大改善農民的居住環境, 使貧困戶共享電商發展成果[37]。農村淘寶的發展促使農村電子商務逐漸演化成一個由涉農生產者、電子商務平臺、服務商、供應商、消費者、行政機構以及社會環境等各類主體共同構成, 以互聯網為主要交流、合作、競爭平臺, 以實現物質、價值有序流動和信息有效傳遞為目的, 具有協同功能和一定環境適應能力的農村電商生態系統[38]。

圖1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運營模式

農村淘寶所形成的生態圈是一個強大而平等的平臺生態系統。在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下, 阿里巴巴的農村淘寶項目在農村地區設立了縣村兩級服務網絡, 帶動當地農民參與到電商的發展中, 農民不僅可以擴寬當地特色農產品的銷售市場, 也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利用電子商務平臺自主選擇經營的產品種類;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還推動諸如攝影、美工、包裝等相關服務的發展, 同時阿里巴巴還與銀行、醫院、保險公司等部門合作, 將金融、醫療、保險等服務在村級服務站落地, 促使農業與其他產業相融合, 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 形成了一種生態系統的發展模式。

表1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各參與者及其職責

(二) 電商扶貧生態系統的作用機理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模式是電商平臺面向不發達地區的一種商業模式創新, 它可以在創造新業務、開拓新市場, 同時致力於社會財富的改善過程中發揮作用。貧困地區市場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市場高度不完美, 治理極度缺位, 基礎設施嚴重不足或不可靠, 市場對技術極度陌生, 對競爭反應的極端不可預測, 預期目標和結果高度模糊等等。在這個環境中, 平臺企業能夠創造一個有助於促進行為人參與、協作和協調的生態系統, 技術、政府部門、社會組織, 以及他們的知識和資源的組合在這個生態系統中形成新的資源, 在平臺協同下共同創造出新的價值, 進而推動貧困地區的發展。這樣,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同時也是電商扶貧生態系統。

信息技術賦能平臺達到精準扶貧目標主要通過三個方面來實現:運用互聯網平臺廣泛連接貧困地區農戶、通過平臺建立多樣化聯繫並提供特色服務, 以及帶動和促進貧困群體及社會力量多方參與。

信息技術賦能的結果就是將新的基礎設施、新的生產要素、新的服務體系帶進農村地區, 不斷推動農村地區的數字化、網絡化和商業化, 進一步將城鄉連接起來, 形成統一的大市場, 幫助農村實現更好地發展, 從而實現包容性增長。具體來看, 在連接方面, 信息技術促進平臺通過自建村級網點或代理分銷方式接入農村地區;在互動方面, 信息技術能夠促進平臺與農戶以及其他關鍵參與者建立緊密聯繫;最後, 連接和互動都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代理分銷模式或者自建村級網點都保證了貧困地區的農戶能夠方便地獲取基本服務, 而廣泛的連接又實現了規模經濟效應和範圍經濟效應, 從而使得平臺企業能夠以低價為農戶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保證了絕大多數貧困地區的農戶能夠承擔服務費用;貧困地區的農民也由被動變主動, 利用平臺提供的機會, 因地制宜發展地區特色產業;藉助信息技術, 平臺能夠與農戶以及其他參與者保持聯繫, 而作為農產品生產者或供應商的農戶也同樣可以藉助信息技術與顧客保持聯繫, 定向傳播農產品信息, 形成固定消費群體, 促使他們進行二次或長期交易。

圖2 信息技術賦能平臺的扶貧作用機理

四、電商平臺協同的產業扶貧

電商扶貧有助於夯實多元主體互動的物質基礎, 形成主體合作的行動框架, 實現扶貧資源與扶貧信息的高效共享與整合[39];電商扶貧能夠匯聚扶貧資金, 動員公益組織參與, 完善地方產業鏈, 讓農民通過在網上銷售產品來提高收入, 帶動諸如農業、手工業、物流、網店服務等相關行業以及餐飲、住宿、旅遊等服務業的發展, 為村民提供就業和創業機會, 為偏遠閉塞的貧困村打開進入市場的大門[40];電商扶貧有助於依據互聯網和大數據實施有效的監管, 通過建立扶貧信息大數據庫, 對貧困人口的錄入和建檔, 並進一步對數據背後的有用信息進行提取和分析, 及時掌握貧困人口的變化情況[40];電商扶貧有助於阻隔因為技術發展造成的返貧或持續致貧現象, 通過職業培訓, 提高精準扶貧與技術革命、產業升級的同步性、可持續性, 實現產業升級精準對接、職業教育精準對接、知識更新精準對接, 縮小貧困群體與現代社會之間的“數字鴻溝”[41]。

(一) 貧困群體參與農村電商生態系統

(1) 在農村電商生態系統初步形成階段, 電商的應用促進了電商知識的傳播, 通過互聯網可以實現招募信息的快速傳播, 吸引更多村民返鄉創業, 參與農村電商活動。另外, 村民通過觀察農村電商項目的開展, 開始學習網絡購物的新模式, 有了對電子商務的初步瞭解。

(2) 在農村電商生態系統擴展階段, 淘寶、天貓等電商平臺的應用促進了農產品上行和工業品下行的雙向流通, 帶動了整個電商產業鏈的發展, 也為農村地區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另外借助網絡中的社交媒體為電商參與者搭建溝通交流的平臺, 增強了他們對電商活動的信心, 促進了農村地區群眾對電商的廣泛參與。

(3) 在農村電商生態系統自我更新階段, 醫療、保險、金融等服務項目的落地以及其他電商優惠政策的實施, 增加了農村合夥人對資源、知識的獲取, 也實現了他們從電商創業者到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轉變。

(二) 農村電商生態系統促進扶貧產業發展

大型電商平臺向農村提供各類電商服務, 建立起區域型農村電商生態系統, 不斷建設和完善貧困地區的電商物流基礎設施, 搭建起電商人才培訓體系, 協助貧困地區的農特產品上行, 通過互聯網實現旅遊項目開發, 以及支持貧困地區的農民返鄉創業等;在建設好電商生態系統的同時, 搭建起連接貧困人口和社會愛心人士、愛心企業的扶貧網絡平臺, 提供愛心捐贈、扶貧商城、扶貧眾籌、扶貧展示、扶貧新榜樣等服務, 為建檔立卡戶實現醫療救助, 向貧困戶提供教育方面的扶助, 並向創業帶頭人提供資助;通過電商平臺和扶貧網絡平臺, 面向所有農村居民在線金融、在線醫療、在線教育培訓、在線創業指導等各類服務, 幫助貧困地區建立起產業扶貧體系, 達到改善發展環境、賦能企業農民、增加銷售收入、拓展收益渠道、實現自我發展的效果, 並最終實現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精準脫貧。

圖3 農村電商推動精準扶貧的邏輯示意圖

(三) 京東“跑步雞”———電商扶貧典型模式分析

“京東跑步雞”是以電商平臺 (京東) 為核心, 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的, 從政府到企業、從貧困戶到普通百姓都能直接或間接受益的產業扶貧項目, 其模式可以簡單概括為平臺商融資建設、扶貧資金入股、企業租賃經營、貧困群眾參與分紅、集體經濟受益[42]。

1. 平臺主導產業提升, 並以產業為依託構建扶貧支點

在產業方面, 京東生鮮事業部根據當地實際情況, 選擇了養雞:通過與當地專業企業合作, 用散養的方式向市場提供符合現階段需求的特色肉雞, 建立標準化的養殖管理體系, 把原始的養殖與現代化管理理念和設備相結合, 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健康高品質的散養雞產品。

產業發展模式方面, “京東跑步雞項目”採用了寄養模式。武邑縣是國家級貧困縣, 從資源稟賦方面來說, 不適合種植高效經濟作物;從勞動力現狀而言, 由於疾病、年齡、子女外出上學務工等原因, 正常勞動力僅佔總人口約三分之一的比例;但當地林地資源充足, 適合養殖業發展。於是, 平臺經營者與當地農戶採用了合作寄養模式。

2. 多種途徑吸引貧困群體參與產業鏈

在貧困群體的參與方面, “扶貧跑步雞”項目一年之內吸引了近700個貧困戶與京東簽訂養殖合作協議, 另有200餘戶家庭正準備簽約, 是武邑縣貧困戶參與度最高的項目;參與產業鏈的農戶比例約佔全縣貧困戶的10%。

吸引貧困戶參與產業鏈的基本做法是:參與該項目的貧困戶可以按照固定比例獲得利潤分成, 具體來說, 京東生鮮每回收一隻成品“跑步雞”, 相應貧困戶將得到30元的扶貧資金。貧困戶向武邑縣扶貧辦申請參加“跑步雞”項目, 申請通過後, 京東農村金融“京農貸”為這位貧困戶免息提供4500元的貸款作為養殖基金;在資金的使用及合作過程上, 京東金融直接支付給當地跑步雞管理合作社, 由合作社代購雞苗以及其他生產資料, 寄養在跑步雞樂園內進行統一養殖;小雞生長到一定天數後, 京東生鮮回收“跑步雞”, 同時按照每隻雞100元的價格向跑步雞合作社支付回收費用;合作社則按單雞30元的標準向貧困戶支付扶貧款項, 同時代貧困戶向京東金融償還貸款。

為儘可能地吸引貧困戶參與扶貧產業項目, 京東不僅向貧困群體提供常規性的扶貧補助, 還通過各種途徑提升貧困戶獲得感。此外, 京東還為參與跑步雞項目的貧困戶的雞群額外上了保險, 以確保他們的扶貧款項到位。

最後, 政府對於這個項目也給予多方面的支持。“跑步雞”項目建設之初, 武邑縣政府前後共投入252萬元, 用於跑步雞樂園的基礎設施建設;除了直接的資金支持, 當地政府還分期劃出了194畝林地, 專門提供給京東生鮮, 支持他們養殖跑步雞。

3. 平臺協同實現價值共創, 進而通過模式的異地複製建立更廣泛的資源連接

在平臺協同方面, 京東充分發揮了其在物流、電商等方面的品牌與專業技術優勢。首先, 嚴格的市場化流程把控。從雞苗選購開始, 到統一寄養, 再到最終的屠宰入庫, 乃至分揀包裝, 京東生鮮都嚴格把握產品品質關。跑步雞的公雞雞苗全部統一確定為60天日齡;營養專家選定的養雞飼料有助於跑步雞進行專業的營養搭配, 並確保雞苗的健康成長。到了出欄時間, 成雞將被送往通過京東生鮮驗收標準的屠宰場, 再由京東生鮮部門回收, 整個過程保證了產品質量的標準化。

其次, 依託京東在生鮮物流方面的優勢, 快速佔領市場。由於雞的品質好, 加上平臺自身的電商推廣經驗, 跑步雞在短時間內聲名鵲起, 大受市場歡迎, 由北京地區很快拓展到上海、廣州、成都、武漢、瀋陽等城市, 大部分產品在上線後一個月內被搶購一空。市場的巨大成功帶來的是可觀的利潤, 貧困戶可以按照固定的比例獲得穩定的收入;隨著產業鏈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貧困戶還可以進一步在市場知識、專業生產技術、電商技能等方面得到自我能力發展。

再次, 規模化複製。武邑縣的跑步雞項目初步形成了“運營商主導產業建設—吸引貧困主體參與產業—平臺協同價值共創—參與主體共享價值”的電商扶貧模式, 在當地模式趨於成熟、市場接受度較好的情況下, 京東生鮮在積極總結的基礎上, 將跑步雞項目這種電商扶貧模式在全國其他地方進行復制。

京東跑步雞模式是典型的平臺協同之下, 政府、社會力量及貧困群體以產業為基礎, 廣泛參與的扶貧生態系統模式, 平臺、農戶、政府以及其他社會力量等各類參與者通過資源交換和共享制度共同創造價值[43]:一方面, 各參與主體通過共享自己的資源提升系統價值創造能力, 另一方面, 按照一定的收益分配規則獲取系統創造的價值, 這種價值共創系統不僅能創造出更多就業崗位, 還通過貧困主體參與全產業鏈融合發展, 從而實現可持續脫貧。

五、結論與展望

互聯網極大地激活了參與者及其所嵌入的網絡資源, 從社會的“底部”改變了資源與機會獲取模式和途徑, 而且改變了社會資源、影響力、價值與機會的流轉與分配, 為少數群體、邊緣群體和能力喪失者參與社會事務創造了條件[44]。電商平臺協同的扶貧生態系統, 極大地改變了貧困群體獲取資源的渠道和對接市場的機會, 貧困群體參與到扶貧產業鏈中, 藉助於互聯網 (電商平臺等) 的“賦能”, 生存、生產能力得到增強;貧困區域則通過扶貧產業發展, 創造就業、創業機會, 多渠道增收。

領導提出:“我們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 發揮中國製度優勢, 構建了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 形成了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45]。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精準扶貧, 在正確的激勵導向下開展多元主體協商, 促成精準扶貧主體間的合作, 推進扶貧信息的高效共享與整合[8]。

電商平臺作為一種商業模式, 其創造價值的邏輯是以“連接”再“聚合”的方式降低各個平臺參與方的交易成本, 促使網絡外部性發揮作用[46];平臺中流動的除了信息, 還包括各種非數字化的資源;平臺通過“匹配”“滲透”“融合”和“寄生”等界面關聯方式, 為參與者提供支持多種服務的功能, 實現知識互動和資源交換。平臺企業通過構建的扶貧生態系統, 將多類主體吸引進來進行資源互動整合, 共同創造價值增值。

在政策實踐效果方面, 2016年底, 《關於促進電商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 (國開辦發[2016]40號) 要求通過實施電商扶貧工程, 推動互聯網創新成果與扶貧工作深度融合, 增加就業和拓寬增收渠道, 加快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進程;並提出“社會參與、上下聯動”的實施原則, 即整合各類扶貧資源, 鼓勵引導市場化電子商務平臺和電子商務服務商等廣泛參與, 充分調動貧困群眾利用電子商務、參與電子商務產業鏈的主動性積極性。在文件精神指導下, 平臺協同的產業化參與扶貧模式不斷創新, 比如“互聯網+市場主體+貧困戶”、“翼商聯盟”服務站、互聯網金融幫扶和結對幫扶等新模式;“互聯網+旅遊”整合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培育精品旅遊名鎮名村和鄉村旅遊目的地的模式;供銷、郵政、快遞等傳統企業也藉助於互聯網把服務網點延伸到鄉村, 等等, 都帶動了大量貧困主體或社會力量參與產業鏈。這種平臺協同下的產業參與式扶貧使農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擁有了更多獲得感, 在互聯網信息技術推動下, 中國農村產業生態鏈不斷優化升級, 網絡扶貧的效果正在日益顯現。

來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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