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門，歷史上最早叫揟次，是西漢元狩二年（前121年）置縣時的縣名，屬武威郡。王莽時期曾稱播德，東漢複稱揟次，北周（557年）併入昌松，先後設縣近680年。明初叫做哨馬營，正統三年（1438年）改為土門沿用至今。
緣水得名 因土播德
據《漢書·地理志》蒼松縣注云:“南山松陝(音峽)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由此得知，漢揟次縣城在今古浪縣城以北，有學者研究發現，在土門鎮之王小莊，出土有漢腳器片及碎磚塊，附近有幾處漢墓群在其周圍，治所應當就在這裡。至於為什麼用了這樣一個使人難以理解的縣名，經查有關資料，古揟次之意是：揟，取水沮也。沮，《正韻》：“止也，遏也，壞也。”今譯揟之意是：克敵不用眾多步卒，而以水阻遏。次，《禮記·檀弓上》注，次：舍也。今譯次的意思是：長期駐軍的地方。這樣看來，揟次就是以水設防並長期駐軍的地方。那麼，這裡的水又指的是哪裡？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揟次縣設在一個水湖或河流之濱，是以水設防的軍隊駐地。然而，王莽篡漢後揟次被稱作播德，這又是什麼意思？從字面看，播德者，施行德澤也，但用在地名上其實另有一層含義。王莽更改地名是全國性的，原因是他篡權後，為了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不僅通過改地名否定前朝，而且採用劉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說，顛覆了漢朝以前諸代的德性，把古代沿襲下來的以五行相剋附會王朝命運說，他的政權便成為土德，既等同黃帝之德，又順承漢家江山。
漢唐時期，河西先後有過兩次興盛，揟次處在走廊要衝，是絲綢之路的一顆璀璨明珠。但，到唐廣德二年（764年），那時並縣於昌松，全境被吐蕃佔領，之後雖然名為北宋西涼府屬地，實際上由吐蕃自置官吏統治，及至後來的五代更替、西夏割據，這塊土地同整個河西一起遊離於唐朝中期和五代、大宋四百六十多年。南宋寶慶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蒙古鐵騎橫掃河西的時候，這裡被蒙古人佔領並進入元代。元代對甘肅的社會經濟破壞很大。人民除被殺掠，多逃亡流徙，田地荒蕪，道饉相望，元末古浪（當時稱和戎巡檢司）已是“居人逃散，和戎境虛”。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宋國公馮勝平定河西，被統一於大明版圖。
再次移民 實行屯田
明朝初期，再次移民河西，復又實行屯田。據史料記載，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命令在“甘州、涼州等衛屯田，歲谷種外，餘糧以十分之二上倉，給守城軍士”，這種政策一直延續到永樂年間。與此同時，在洪武六年（1373年）至永樂十五年（1417年）的45年裡，先後從山西移民18批次，涉及全國500多個縣，古浪為其中之一。據《明史》、《明實錄》記載：晉王朱棡多次帶山西軍出塞外築城屯田，其中“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二萬六千人往塞北築城屯田。”塞北即長城以北地區，包括“扒裡、扒沙、暖泉、哨馬營等處，且屯且耕，以拓疆土”。我以為明朝的古浪移民即屬這一批次，距今已有618年，那句流傳在當地的罵人話“春伐軍”便是證言。這裡所說的哨馬營，應當說源於“山西馬步官軍”，即明清時期的土門。哨馬即探馬，哨馬營就是負責巡邏、警戒之騎兵駐紮的營盤。那時的營與屯、堡，都是屯墾的兵營稱呼，也就是一個軍事稱謂，與當時的邊關形勢與實際作用完全匹配。明正統三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羅亨信奉朝廷之命，督戰甘肅左副總兵都督蔣貴等率兵攻打狼山(今內蒙古包頭西北)、兀魯乃池（可能就是休屠澤），挫敗進犯之敵，使西陲暫時得以安寧，班師回京途中，在古浪辦了一件大事：改哨馬營為土門，奏設古浪守禦千戶所。
守禦千戶所是明代最主要的軍事制度“衛所制”的基層組織，它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兵營組織。戰爭時期，則臨時充軍從徵調發；和平年代，則歸還衛所耕地種田。屯田耕作收穫所得用來供給軍戶的生活和正軍之所需。古浪設守禦千戶所相對晚一點，它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形勢的發展而決定的，是衛所制下進行的機構調整。因為明朝經過六、七十年的移民和軍屯，當時古浪的人口已經超過千戶，具備了設置千戶所的條件。同時，千戶所的設置，也是整飭屯田中出現的舞弊行為之需要。設所既有軍事防禦的作用，又有統領屯田的功能。從那時起，古浪山區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持續墾荒。據史料記載，明正統時古浪守禦千戶所有兵役1120人，下轄五堡，共1220戶、3026人。如此算來，除去兵役，即使土門佔全所五分之一，也只有600人左右，況且這裡當時是一個軍事機構，居民應當大都散居於此。對於這樣一個小地方，如果是遷徙人口大多來自外地某一村落，遷入地沿襲遷出地確定地名是很有可能的；然而史書卻偏偏記載這個地名是由朝廷重臣命名的，這就不得不使人覺得蹊蹺。那麼，這位巡撫大人為什麼要把這兒稱作土門呢？可以有多種猜測，譬如移民舊地說、地理特徵說等，反正沒有文字記載，想象空間很大，那我再臆造一種猜想：可能是羅亨信巡撫大人打了勝仗，興致勃勃地從蒙古屬地返回大明國土，途經這塊富庶之地，由此進入了漢族大明王土之門，也就是前述德性的土德之門，便欣然命名。
廢哨馬營 招韃虜禍
洪武初年，河西各衛屬陝西都指揮使司統領，駐地先設在莊浪（今永登），後移至甘州，統領十六衛、所。當時的防禦設施，一是修築長城（為區別秦長城，時稱“邊牆”）。二是增設烽墩。正德年間（1506—1521年），朝廷採納李璞的建議，在河西修築了許多烽墩，包括古浪境內現存的一些烽墩，大致都是那時候修的。這些防禦工事的建成，並未完全阻擋蒙古軍的入侵。從大範圍講，明朝一度戰亂頻仍，“甘、肅尤遭焚掠”，不少地方“廬舍已空，有土無人”，社會蕭條，經濟凋敝，河西再度衰落。從小範圍講，羅亨信廢了哨馬營似乎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那就是軍事機構撤除之後，雖然在古浪設了守禦千戶所，一度還在雙塔而不是土門和大靖設有守禦所，兩所並存，但這些軍事機構主要抵禦了番邦，遠離防禦蒙古人的前哨，卻給不服亡國的蒙元后裔即河套地區的韃靼以可乘之機。在廢了哨馬營七十多年後，於明正德五年(1510年)，蒙古人捲土重來，逼近古浪駐牧劫掠，自正德七年至萬曆二十六年，韃虜以假牧為名，長期侵擾，“竊據肆螫不已”，以致全縣人口銳減，到嘉靖年間只剩310戶、671人，幾乎再度“境虛”。韃虜入侵包括土門在內的古浪北部川灘地區和中部丘陵、淺山一帶遊牧，先後達八十七年之久。當時的統治者採取放火燒山和堵塞泉眼的對策，本想使入侵者“無水草可恃，不攻自退”，結果林木草原被毀，地表大部裸露，人為地造成了荒山禿嶺。這一帶的人民為了躲避戰亂，拖兒帶女向南部山區逃徙，為求生存，又不得不毀林開荒種地，伐木建宅煮飯。入侵者為了掠奪糧食、牲畜、財物，經常派騎兵出擊，山區人民為了防禦，在各山嶺的制高點修築哨墩，發現漠北騎兵入侵，便燃放煙火報警，居民們逃入山林，入侵者無所收穫則舉火焚林。這段歷史，對土門的生態環境來講是毀滅性的。那些因防禦築墩、放火燒荒而取名的墩子嶺、墩子頂、墩子屲、火燒嶺、火燒溝、火燒屲等，一直沿用至今，便是歷史見證。
以上資料顯示，從正統元年（1436年）至萬曆二十六年的160多年裡，斯地戰事頻繁，兵燹成災，人煙稀少，經濟凋敝。無論何種原因，土門這個地名應當還是很有意義的，正如有人撰寫楹聯“土生萬物，門納千祥”那樣，給予了它準確、高度的概括。不過，易名之後，人們一度對哨馬營還是比較留戀的，直到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時間已經過去200多年，在古浪最早編篡的志書《涼鎮志·古浪所》中，仍然把舊地名哨馬營與新地名土門堡同時使用，一併載入史冊，說明哨馬營由軍事機構演變的地名具有深遠影響。
興於明清 傷於同治
土門第三次興盛，起步於明朝末期，鼎盛於雍正乾隆。從國家層面看，自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驅逐韃虜到明末的40多年，消除外患為土門興盛奠定了基礎，而從清順治到同治年間的200多年，長時間穩定的社會大局則為土門興盛創造了條件。尤其雍正、乾隆年間，河西又一次出現了興盛局面。從經濟結構看，乾隆時期是商品經濟發展新的歷史階段，土門因為土質肥沃，物產豐富，又處在河西走廊的物流要衝，自然便成了有名的商品集散地，其時“民戶多於縣城，地極膏腴，商務較縣城為盛。”從建築設施看，自有了明代的長城、城堡，緊接著便有了城堡門樓、鐘樓、角樓，以及玉祖臺、寶塔寺、三官廟等一批古建築。到了清代，諸如羅漢樓、三教樓、燈山樓、魁星樓、文昌樓、財神樓、春秋閣、鬥姆閣等40多座標誌性建築拔地而起，顯示了土門在康乾盛世時代的再一次輝煌。從人口發展看，自嘉靖年間古浪全境只有300來戶、600多人，發展到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為6393戶、65510人，人口增加了100多倍，自然增長加上商賈雲集，估計當時土門應在1萬多到2萬人之間，形成了名副其實的歷史重鎮。
土門經濟社會的變化帶來了人口結構的變化。在商品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這段時間，這裡的居民除明初軍屯移民的農耕老戶外，以陝山為主、京津江浙湖廣為輔的各地商人、匠人紛來沓至，成了土門的新戶，不僅數量佔了很大比例，而且他們帶來了先進的觀念、知識、技術、文化、習俗，並經過與原住戶的逐步融合，產生了優化效應，使之人才輩出，經濟繁榮，社會和諧，文明進步。然而，到底是什麼因素致使土門走上了第三次興盛？答案有三條：首先是國家太平、邊關安寧，這是根本；其次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這是基礎；再次是商貿繁榮、種植特殊，這是關鍵。當時流行在土門、大靖一帶的民謠說：“家家種洋菸，遍地罌花開。貨郎擔子埂子上轉，偷上刮板鴉片換綢緞。”可見種植之多，商家之盛和僱工收煙之情景。民國時期，馬步青接防統治涼州後，他不但不貫徹執行禁菸令，反而鼓勵轄區五縣（武、永、鎮、古、平）擴種罌粟，以“煙畝罰款”為名，榨取錢財。這“鹽、煙”二字，造就了土門一度時期的繁榮，創造了“要想掙銀子，走趟大靖土門子”的神話，這是毋庸諱言的事實。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尤其是大煙的種植，既為當地帶來了豐厚的財富，也為吸食者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大約佔全縣總人口5％的菸民陷入積貧積弱之中，直至解放以後徹底禁菸，才結束了種植罌粟一百多年的歷史。
土門的繁榮，是被戰爭和天災扼殺的。據史料記載，同治二年至十二年（1863—1873年），陝甘回民掀起反清運動，起義軍楊文治部（號稱十八大營）萬餘人，駐紮裴家營堡達10年之久，僅同治五年（1866年）“丙寅七月，賊匪大至，民勇數萬盡戰，歿於土門黃花灘”。那場戰亂導致土門人口急劇下降，不僅戰死無數，而且許多商人撤離，使土門再一次走向蕭條。後經過二十多年的逐漸恢復，不幸的是又發生了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古浪大地震，致使全震區41471人死亡，許多民居和古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命財產遭到了極大損失。繼而是民國十七年（1928年）的大幹旱、十八年（1929年）的大飢餓，出現了“人吃人、狗吃狗，鷹雀老鴉嗑石頭”、“強壯者逃往他鄉，老弱者死於溝壕”、“十室而七空”的悲慘局面，使古浪及其土門這個重鎮遭到了沉重打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裡仍然處在恢復階段，記得那時每逢清明便在土門臺子孤魂廟前的沙灘子設祭壇、焚骨殖、燒紙錢、奠米飯、辦廟會，據說就是從同治年間遺留下來的習俗。因為那場戰亂，無數民眾戰死沙場，拋屍荒野，幾乎涉及到這裡的每個家族，所以每逢鬼節便拾骨火化，以淨化環境，悼念亡靈。
仰仗風水 演繹故事
風水之術即相地之術，核心思想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換言之，就是人們對生居死葬地理環境選擇和處理。土門的風水，大到襟祁連、帶河西、臨瀚海、通絲路，小到三山（硯山、筆架山、鵝頭山）高峙，七水（白石頭河、馬場河、白崖溝河、車路溝河、馬石河、西石河、古浪河）環繞，四泉（黑泉、月牙泉、大泉、小泉）吐哺，五穀流香，可謂風水寶地。古代，這三山鬱郁蒼蒼，七河淙淙涓涓，滋潤著因水得名的揟次，一經西漢納入版圖，便以一縣治所出現，400多年後，以一則傳奇故事載入史冊。據《晉書卷八十六張軌傳》稱：“太寧元年（323年），有黃龍見於揟次之嘉泉。”張軌，十六國時前涼政權奠基人，其子張寔、張茂先後執政，因茂無嗣，便由侄子張駿繼位文王，恰在此時，黃龍見於嘉泉。嘉泉，史上曾經還稱作暖泉，即現在的泉腦。這個美麗的傳說，給土門平添了些許神秘色彩，人們自然也就與風水聯繫在了一起。這個傳頌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奇聞，奇就奇在1971年當地群眾在掏泉挖水的時候，水未挖出來卻挖出了一丈多長的龍骨，應驗了千秋之謎。在一個崇拜龍圖騰的國度裡，無論這個黃龍是恐龍化石還是別的什麼，是傳承皇位的計謀還是真有其事，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那就是地脈，就是風水。這個故事折射著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澱，敘說著土門風水的應驗典範，反映著當地民眾的美好期盼。於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人們便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文化的發展，無盡的發揮想象，不斷的充實內容，依山水命名了龍窩、硯山、筆架、墨泉；依信仰建造了清涼寺、龍王廟、玉祖臺、羅漢樓、鬥姆閣等一大批寺院廟觀；依風水佈局了“青龍穿甲東壁橋、轅門高掛七星劍”的主題建築；依名勝歸納了“硯山疊翠、漪泉流飲、壩田犁雨、塔井牧雲、河橋夜月、柏臺春暮、平沙綠障、斷邊殘雪等土門八景。這些都是民俗風水，也就是仰仗歷史文化的根基，並由此演繹出了許許多多故事，如清涼寺的故事，天澇池的故事，落鳳柏的故事，七星劍的故事，沙洲城的故事，王府營的故事等等，通過這些故事，一代又一代傳承著民俗文化。
近年縣上又將景電二期工程向西延伸，引黃河水到黃花灘，上萬乾旱山區的農民遷入新農村，同老灌區人民一起過上了奔小康的日子。所有這一切，亦得益於一個字——水。這一風一水，改寫了土門的歷史，使古老的土門子重煥生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翻開了歷史新篇章。老百姓說：“土門的風水變了，咱們的好日子來了！”
閱讀更多 天南海北古浪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