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一年，王阳明问曾经考上状元的父亲：“读书有什么用？”父亲回答说：“读书可以做大官，像我中状元后做官，靠的就是读书。”

王阳明又问：“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世代代还是状元吗?”

父亲回答：“只有我这一世。你若想中状元，还是要去勤读书才成。”

王阳明笑着对父亲说：“只有一代，这状元没什么稀罕的。”

后来他向私塾的老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什么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

老师说：“读书考上科举最重要。”

王阳明直言不讳地反驳老师：“读书考上科举恐怕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或许读书学做圣贤才是。”

“人皆可以为尧舜”，“人要做第一等人，为第一等事。”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认为，学圣贤就是不以功名利禄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当然，那时的王阳明对“读书做圣贤”还只是朦胧地向往，是他的良知的天然呈现，其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

何谓圣人？《中庸》说：“唯天下至圣，为聪明睿知(智)”，谁能做到耳聪、目明、心睿之智呢？唯天下至圣。在王阳明看来，圣人只是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那就是致良知。大众不能做到聪明睿智，只是因为不去致良知。

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中的“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人的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

后来王阳明对“良知”进一步解释为“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也就是说，“良知”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只要你有良知，就能得道。

道德良知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即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越大，为非作恶就越大。

所以说，一个人一定要具备一种坚守自己良知和底线的品质。但你想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君子出淤泥而不染”，则是极为不容易的。就像苏武牧羊19年之久，历经艰辛，拒绝匈奴的各种威逼利诱，只为守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明代于谦有一首著名的诗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当我们要在违背良知与遵循良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应该坚守自己的良知。坚守良知，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所谓的初心

就是别忘了为什么要出发

南朝宋帝国第五任帝刘骏（孝武帝）是个混账皇帝，嗜杀成性，性情尤其卑劣。

宋帝国开国皇帝刘裕，生前在皇宫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博物馆里陈列的都是他贫贱时期，给人当佣工使用的灯笼麻绳之类的东西。

刘裕的起心动念很简单：让他的后裔子孙们看到这些物品后能触目惊心，因而能体念祖先创业的艰苦，戒慎恐惧，如履薄冰。

刘骏某次实在闲得无聊，就跑到这个博物馆中，群臣对这些物品都大加赞赏，刘骏却羞愧难当，认定是莫大耻辱。他命人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又指着刘裕的画像道：

“他只不过是个庄稼汉，混到这个地位，实在是有些过分。”

刘 裕

刘骏死后，他的继任者比他还凶暴顽劣，最终把南朝宋帝国带进了坟墓。

南朝宋帝国只有六十年，九任皇帝，九任皇帝中，却有六任是暴君，这是个奇迹。而奇迹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开国皇帝刘裕之后，大多数继任者忘了老祖宗的初心。

东晋时代，门第论高低，刘裕一介布衣，全靠个人打拼，混成了开国皇帝。他明白这份功业来之不易，能保住这份功业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他的继任者，包括他自己不可忘了他本人走过的路。

这条路是用艰苦奋斗和戒慎恐惧铺就，指引其走过这条路的正是他的起心动念，创建一份功业，为大多数人和子孙后代谋求秩序与幸福。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开国皇帝都有这样的初心，也希望子孙后代能铭记这份初心，绝不能忘记为了什么而出发，未来的挑战越是残酷，就越是不能忘记初心。

但是，中国帝制时代，任何一个王朝只要经过三代左右，就会危机四伏，进入瓶颈期，运气稍好的勉强通过，比如汉唐宋明清；运气不好的，马上灭亡。比如秦隋，分裂时代不胜枚举的短命王朝。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建立初心的人的后裔忘记了祖宗的初心，忘记了他祖宗为什么出发，忘记了祖先的功业绝非牢不可破，如果不能保持祖宗的初心，那祖先的庞大功业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危楼大厦！

我们大惑不解的一件事是，那些忘记祖宗初心的后裔们也有后代，难道他们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给后代积累恶报？

一个人忘记祖宗的初心，容易，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祖宗的艰辛。人对没有经历过的情境，总是那么漫不经心。所以，当你苦口婆心的对一个从未经历过苦难的人，大谈苦难，你得到的只能是嗤笑和过耳即忘。

当你忘记过去

就注定没有未来

一个忘记祖宗的初心，容易；忘记自己的初心，更容易。

1644年，李自成带着他在浴血中成长起来的大顺兵团攻克北京，这支全部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兵团，一进北京，立即忘了从前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艰苦奋斗的发心起念，开始奢侈腐败，比他们痛恨的大明王朝还要令人印象深刻。

李自成因贫苦而造反，理想远大，就是为了改善天下劳苦大众和他本人的生活。在造反的十几年中，他多次被明王朝逼入绝境，仍然坚持推翻明王朝，面对明王朝的招降，他嗤之以鼻，宁可死也不忘初衷。

老天眷顾他，让他数此绝处逢生，终于灭掉明王朝。但是，他一进了北京，就如同换了个人，什么都忘了，只记得眼前的荣华富贵，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不到一个月，李自成的大顺兵团在满洲人的铁骑下，土崩瓦解。李自成仓皇逃出北京，逃到他出发的地方。但再想出发，已不可能，他后来被愤怒的，他一直想拯救的百姓杀掉。

李自成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当你忘记过去，就注定没有未来！

初心光明，前途自然光明

严嵩年轻时，意气风发，有着干净的理想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后来步入官场，尽全力而向上爬，希望能得到大展宏图的平台，创建夺目的事功，名垂史册，为子孙后代，为天下苍生贡献自己的全部心力。

然而，官场的阴暗和血腥，让严嵩逐渐感受到，凭借一腔热血和干净的理想，不可能爬上高位。在进行了无数次思想斗争后，他放弃了从前的发心，开始猛攻官场秘籍，谄媚领导，排挤同僚，最终他爬上了最高枝，也爬上了遗臭万年的金字塔。

人很难铭记初心，因为初心是我们内心最干净，良知最光明时的正念。这种正念必须要到污浊而复杂的事情上去展现，所以，它必受到阻碍和挫折。

尤其是，你坚持的信仰越伟大，和你同行的人就越少，孤单上路，忍受寂寞和各种各样的打击，纵然是钢铁巨人，也会犹豫最后只能放弃。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始终不忘初心，坚持信念、忍受寂寞和千奇百怪的打击，以最后的事功，回馈自己内心那份执著与坚持相伴风雨的良知！

我们称这种人为伟人。

所有的智慧，不过是找回自己

不忘初心，不是让你不改初衷，时光在流逝，情境在转移，你不可能画地为牢，永远坚持初衷。所谓不忘初心，是让你有包容之心，为了你内心深处最恢宏的理想，万物皆备于我。

可以说，不忘初心，是一种人生境界。

你是否能抵达这种境界，取决于你内心的坚定和良知的光明。你能否抵达这种境界，更取决于你的初心是否和大多数人的良知指令相同。

有些人的初心是发家致富，有些人的初心是普渡众生，这就是境界的高低。而良知告诉我们，大多数人的境界都是普渡众生，发家致富的初心并没有错，但太低了。

所以说，不忘初心，必得始终。但这始终，却有高低之分。

王阳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哲人。他继承了宋代大儒陆九渊的思想，以自己的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在他看来，人活于世，烦恼苦闷皆由心生，而他提出的处世五法则是引导众人抵御外界纷扰的绝佳智慧。读懂王阳明，让心灵去修行。读懂王阳明，就能拥有健康心灵。

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朱熹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抽象的“天理”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一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王阳明的“心学”肯定了每一个人的感性认识，更贴近现实生活，远比朱熹的冰冷冷的教条更有人情味。

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王阳明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人生的最高价值。王阳明临终前，他的学生周积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自信而乐观地说：“心光明，亦复何言！”后人从中不难品味出他的满足感与成就。

修身养性的最高之境，在于无论面对何事都能不急不焦保持内心的宁静。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与身体的操劳相伴随而来的，往往还有内心的忙乱急躁、焦虑不安。王阳明的欲修身先养心，对修身养性有重要指导意义。所谓“身之主宰便是心”，倘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能给内心留一份悠闲，而使其深受烦恼与担忧所累，便更难在为人处世。

王阳明主张欲静心先戒躁。“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心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意思是：如今，对于愤怒等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心体自会豁然开朗，而实现本体的中正了。依王阳明之见，心胸狭隘的人，只会将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郁郁寡欢；而心胸宽广的人，他的世界会比别人更加开阔。

王阳明所提倡的欲心旷先求简，在某种程度上与道家所说的“顺其自然”相仿，但相对于老庄的无为之态，王阳明推崇的是“无为之下的有为”，即以退为进大道至简的本真心态。人活一生也应如此。为什么人们会不厌其烦地追求那些看似风光，实际上令人身心疲惫的“负担”呢？皆因内心少了一种简单的人生态度。与其困在财富、地位与成就的壁垒中迷惘，不如尝试以一颗简单的心，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

王阳明的心学有两个要点。一是“心即理也”，即一个人只要能够悟到心的本体，心本身是善的，人心的制高点是良知。那么他就可以日益精进，达到成贤成圣的高度。心学的第二个要点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在道德观念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就是行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就是知的完成，知行是合在一起的。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诚字有以工夫说者。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位，便是思诚的工夫。”在他看来欲简泊，先意诚。人的本心就是真，这世上只有两件事，一件为真，一件为假。求真必然务实，求假自然务虚，虚实之间，体现的不仅是对人的态度，更是对自己的认识。糊弄别人容易，糊弄自己很难。

要判断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否健康良好，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王阳明经常引用的《中庸》里的一句话：“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今天很多人之所以感觉没有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修行为何物，从而疏于照看自己的心灵。心灵是幸福的“感受器”，而健康和良好的心灵状态则是幸福的直接源泉。因此，如果我们对于心灵的运作机制一无所知，对于心灵与人生的关系全然懵懂，任由自己的心灵家园常年抛荒，那无异于亲手斩断了我们与幸福之间天然具有的联系。

“至乐”——“孔颜之乐”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至乐”或“乐”，在王守仁看来，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理感官愉悦的“七情之乐”。“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是一种超越于此的高级精神境界。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因此，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是圣人。

圣人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乐自流形”的那种超越时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完全摆脱个人名利、贫富穷达的无私境界。这种境界是王守仁的落脚点。这也正是“孔颜之乐”的精神实质。因此，在“乐”中，审美主体就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的高度统一，达到了充实活泼的自由怡悦的“孔颜之乐处”。

王守仁正是从这一“至乐”境界出发来阐释善与恶、美与丑的。他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理”的感性显现。他说：礼字即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

所谓“礼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体现为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准则，尤其是存在于吾心的道德律令，即《六经》为吾心之常道，是善的内容。这种“礼”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见的。所谓“文”是“礼”的外在表现，亦即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表现形式。而“文”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自先秦孔孟荀、《易传》以致后来的刘勰等讲的“文”，都已明显地包含有“美”之置。因此这里的“文”即是美。

王守仁认为作为理性内容的善(礼)和作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统一的，“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的。也就是说，善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时也正是善的表现，具有善的意义，不是外在于善的东西。因此，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礼，是善的内容，而乐、诗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由此，他说：“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这里，他就规定了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强调了善与美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社会与自然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同时，在他看来，“礼”是存在于感性个体生命之中的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这体现了中国美学从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亦即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重要特征。

也正是从“至乐”境界出发，他认为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无善恶、无美丑。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

虽然，“善恶只是一物”，“良知”本自是美(明)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善恶和美丑之分。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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