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由我國首創和獨創。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指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迄今這一指標已連續8次寫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管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維護流動性合理穩定”。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七十年來，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指標經歷了一系列變遷。2010年我國首創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近年來社會融資規模已為社會各界廣泛接受與應用，成為衡量我國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狀況以及資金鬆緊程度的重要指標，是我國貨幣政策與金融調控的重要指標。
那麼，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是如何誕生的？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能夠提供哪些信息？監測社會融資規模是否能為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指引？今天，和小浦一起來看看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如何解讀社會融資規模指標。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創建過程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各國貨幣當局、經濟學家紛紛探究危機爆發的原因時，對金融統計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金融危機的一個原因是金融統計信息的缺失和統計制度的缺陷。基於此，2010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開始研究、編制社會融資規模指標。
2011年4月中旬，中國人民銀行第一次發佈季度全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2014年起中國人民銀行按季發佈各地區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2016年1月起，按月發佈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數據。從此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數據具備了衡量同比增速的意義。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從季度到月度，從全國到各省，從增量到存量的全指標體系一應俱全。社會融資規模從全社會資金供給的角度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結構特徵比M2豐富得多。作為一個整體流動性指標，M2很難統計其行業、區域結構。但社會融資規模可以細分到各行業，例如能反映“兩高一剩”行業的融資情況，有助於產業結構調整和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
近年來，我國社會融資規模有哪些變化？
2002年至今，社會融資規模的絕對值水平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2002-2008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在2萬億元至7萬億元區間內波動；2009-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攀升至13萬億元至18萬億元區間內；2015-2017年，社會融資規模在15萬億元至20萬億元區間內。2018年1-8月，社會融資規模達12.25萬億元。
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具有較鮮明的趨勢性特點。首先，2002年至今，新增人民幣貸款佔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經歷了先下降後上升的過程。其次，實體經濟通過金融機構表外獲得的融資先升後降。最後，直接融資佔比呈上升趨勢。
如何理解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M2的關係？
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M2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社會融資規模是從金融機構資產方和金融市場發行方統計的，是從全社會資金供給的角度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貨幣供應量M2正好相反，是從金融機構負債方統計的，是金融機構的負債，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提供的流動性和購買力，反映了社會的總需求。因此，從資產負債角度看，社會融資規模和M2能夠相互補充、相互印證。
儘管社會融資規模與M2走勢接近，但仍存在差異，這主要是由於兩者統計的角度、範圍和來源的渠道不一致造成的。從歷史上看，社會融資規模（存量）與M2增速走勢基本一致，兩者相關係數達到0.88。個別月份兩者的增速甚至完全一致，例如2016年一季度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和M2增速都是13.4%。
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不一致的現象應如何看待？
近期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不一致是金融去槓桿進程的體現。
首先，M2增速下降主要是金融去槓桿的結果。長期以來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非常接近，而從2016年10月開始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的差異擴大。近一年多來M2增速大幅下降，主要是金融強監管、減通道、去槓桿的結果，該影響至今仍在持續。
其次，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降是金融去槓桿的進一步表現。金融強監管、去槓桿的結果最初表現在M2增速上，直到近期才導致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跌。由於在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中，已對金融體系內部的資金往來做了扣除，因而在金融去槓桿初期，金融強監管、減通道抑制了金融體系內部資金空轉，因此首先表現為M2增速下降，直至近期該影響傳導至實體經濟融資，於是進一步表現為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降。
最後，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金融強監管的過程中，去槓桿、減通道壓縮了銀行投放非銀的資金，減少了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的空轉，縮短了資金鍊條。隨著金融去槓桿、減通道的進一步深化，存款性公司的信用收縮不僅體現在金融市場層面，還會向實體經濟融資蔓延，體現為實體經濟去槓桿。因此，金融去槓桿首先會造成M2增速下降，現在則進一步表現在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上，特別是影子銀行的全面收縮上。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能有助於更好地把握金融防風險與支持實體經濟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社會融資規模符合金融宏觀調控的需要。社會融資規模滿足了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測性、相關性、可控性的三大要求，不僅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是比新增人民幣貸款更優的中介目標或監測指標，而且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可與M2相互印證、相互補充，成為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新搭檔”。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經濟指標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目前我國金融宏觀經濟調控正朝著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動態平衡的方向發展。
社會融資規模在綜合反映實體經濟融資總量的同時，還提供了類型結構、地區流向和行業投向等信息，有利於更全面地反映我國經濟金融運行情況，前瞻性地反映實體經濟融資規模變化的方向、地區差異、行業發展動向、宏觀槓桿率變化等，符合金融宏觀調控的需要，有助於實現金融防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之間的有機統一、動態平衡，為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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