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yanbo
首先纠正一下，这个问题中有两个错误。一是北宋时期的“闻名专家”应该是“著名专家”或者是“知名专家”，“闻名”指“事物具有广泛的知名度”，是动词性，如‘举世闻名’，“闻名世界”。第二个是“沈梦溪”，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中国一些古人有名、字、号，一般称名，尊称为字，号则单用。但也有例外，比如，苏轼，号东坡居士，人们也喜欢称作“苏东坡”。这一点，算是见仁见智，非要这样称呼，也并不是不可以，只是汉语有一个习惯罢了。
说沈括主动参与乌台诗案，我们要放到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也叫作“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其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砸缸的司马光，后来编纂了《资治通鉴》。
用今天常说的选边站位来说，当时，围绕变法，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沈括，就是变法派中的一员。二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也站在了司马光的一边。
政治斗争都是残酷的，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自然，作为变法派的沈括，参与并推动乌台诗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具体情形是这样的。苏轼写了一首歌用柳树的诗，有没有隐射时事，就不得而知了。诗中有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沈括上书“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而苏轼也因此被捕入狱，还有39位亲友受到牵连！（这是否算是文字狱呢？）
所以，很多人以此来指责沈括，人品不好，其实，如果放到当时那个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去理解的话，各人站的为不一样，然后找机会收拾对手罢了！
三水三心
沈梦溪就是沈括。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元祐四年九月，沈括改任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准于外州居住。接到诏命后，沈括就举家搬迁至早年在润州购置的梦溪园，在此隐居，创作《梦溪笔谈》。
沈括大苏轼五岁。治平二年，苏轼进入史馆，与在昭文馆的沈括同在崇文院任职，是有旧交的。 不过到了熙宁二年的时候，王安石实行新法，沈括支持变法，并且作为坚定的变法派，得到了王安石的器重； 而苏轼与司马光等一起，则持反对意见，变法派和保守派形成对立，这两人也分道扬镳。
当时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在朝中掌控权柄，所以作为守旧派中领头的苏轼，在这个时候被宋神宗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但苏轼在政坛上的影响力还不低，因此沈括被宋神宗派到杭州监督变法事宜，宋神宗还专门嘱咐：“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可是沈括到了地方之后，就开始的搜集苏轼所作的新旧诗词，随后将这些诗词整理分类，找出其中认为是诽谤的诗句，加以详细的注释，回到首都后交给皇帝。
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因为这一类的诗句，苏轼以“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下狱，甚至差点因此丢了性命，最后被流放黄州，彻底远离权利的中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乌台诗案除了很多人认为的沈括是因为“文人相轻”，嫉妒苏轼的才华，对苏轼进行迫害以外。更核心的问题是新旧两派的斗争，我们知道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而没人情可言的，自古因政治权力斗争兄弟、骨肉相残的例子都多了去了，沈括和苏轼那点旧交在政治斗争面前不提也罢，不过乌台诗案真正的主导者并不是沈括，而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人。
许多谦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
苏轼，字子瞻，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沈括大苏轼五岁。宋英宗时期，苏轼进入史馆，与在昭文馆的沈括同在崇文院任职，二人是同一部门的同事关系。
王安石变法时，沈括支持变法，受到王安石重用；苏轼与司马光等则持反对意见，被外贬出朝廷。
话说，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谈论旧情，把其新作抄录了一份。回到京师后，沈括就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的“注释”，交给了皇帝，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六年后，御史何正臣、李定上表弹劾苏轼，乌台诗案爆发。
潜夫认为，沈括之所以主动参与到乌台诗案中，并非有主动投机行为，想置苏轼与死地而后快。沈括、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封建士大夫，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之所以上奏弹劾苏轼，因为他认为苏轼的诗中确实有不满新政的言辞，事实上苏轼确实对新政不满在借诗发泄。
据说后来沈括自己也被开除公职在镇江养老时，苏轼恰好又在杭州当差，两个地方不算太远。沈括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还经常跑去找苏轼叙旧，每次都恭恭敬敬地礼数周全，搞得苏轼心里烦他还没办法。
安定郡潜夫
沈括因为写了本《梦溪笔谈》而在后世比较出名，毕竟《梦溪笔谈》像一本百科全书记载了有关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现象的书籍。特别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科学史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近代开始沈括就更加出名了，因此善良的人们以为能写这样书籍的人一定是好人。
实际沈括属于典型的有才无德小人也，先说沈括是什么状况下写得《梦溪笔谈》。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其它不谈，倒是逼出了两本千古流传的好书。一本是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那是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朝中无法施展抱负，就跑到洛阳花了十几年时间编写《资治通鉴》去了。沈括就没那么光彩了，作为一个政治投机者，沈括看到支持王安石变法就能升官，立马投身变法运动。每次出差到外地回来都在王安石面前说新法是怎样的好，怎样的利国利民，由此被连连提拔。可是当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沈括立马翻脸，指出新法的不对。只可惜变脸太早了，朝堂之上支持变法的宋神宗还在，吕惠卿、曾布、蔡确等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把着政权。御史蔡确以越权言事，前后态度不一弹劾沈括，被贬到宣州。后来宋神宗想重新启用沈括，被蔡确以“反复无常，附会大臣，被贬不足一年，不宜擢升”。后来好不容易被知延州（延安），抵御西夏，前期打了不少胜战。宋神宗派徐禧经略鄜延路，节制军事对西夏逐步蚕食，徐禧往西夏腹地永乐筑城。导致西夏倾全国之力三十万人马攻打永乐城，沈括明知筑永乐城路险而远，不利协防和救助，且地理位置险要，敌军必争。为迎合上司沈括并没有阻止，西夏来攻，沈括又怕敌军势大，不敢出兵救援，导致永乐城陷，徐禧以下两百多官员，一万两千多士兵被杀。永乐城大败沈括脱不了关系，宋神宗几乎把沈括打入永不录用的名单了，被贬后，就在梦溪园隐居，开始写《梦溪笔谈》。沈括能力是有的，和同时期的蔡京很像，都是政治投机分子，沈括是王安石前脚走，后脚就抨击新法。蔡京是司马光上任要求尽快革除新法，旧党的人都认为难办，蔡京五天就尽废新法，两人何其相似。
乌台诗案，沈括更加不地道，神宗派他去看看苏大文豪有什么新做，沈括客客气气的来了，还高帽一大堆，苏东坡屁颠屁颠的把自己新写得诗都拿了出来。结果沈括看完，吹捧一番后把苏东坡的诗词拿了过来，回京抄写一遍交给苏东坡的仇人御史李定。当时王安石罢相，新党对待反对派已经没有底线，李定他们挑出认为是有造反嫌疑，或者影射新法断章取义的句子想把苏东坡定成死罪，沈括等于是乌台诗案的始作甬者。
爱读历史的大胖子
章惇也是苏轼的旧友，两人曾私交甚笃，章惇的孩子是苏轼的弟子，那又怎么样呢。苏轼后半生颠沛流离，多半都是章惇所为。
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但反对兄长变法，反对兄长与新党中的诸多人物来往，直斥这一众人为佞人。
格林徳沃与邓布利多曾是情侣，但最终道不同不相为谋，邓布利多亲手把昔日的爱人关入了监狱。
友情，亲情，与爱情并不是决定事态走向的唯一因素。
当然于苏轼而言，可能也有择友不慎的因素在。他自己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亦话
北宋时期分两个派别，有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守旧派乌台诗案就是这两派的斗争，当时苏轼和沈梦溪在一个部门工作沈梦溪是一个科学专家，苏轼是文学专家，因为一次酒局沈梦溪把苏轼出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