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亚君
要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片面的。李少君是一名道士，甚至是一名可恶的骗子，但李少君骗术太高，因此汉武帝对他的道术也是很佩服。具体说下李少君是怎么骗倒汉武帝的经过吧：
李少君出山前，身上少钱。家里也很穷。为了弄到钱，他想到了汉武帝。于是，他对弟子说，“在先秦时代著名方士安期先生那里得到了炼丹的秘方，但是我又老又穷，凑不上买药炼丹的钱。听说当今天子汉武帝喜好道术，我要炼丹给皇上，皇上一定会给我买金石原料的钱。”
首先，李少君把自已打扮得和常人不同，而不敢让人知道他的出身情况，以免有人揭发。于是他对外隐瞒自己的年龄、籍贯、平生经历，常自称七十岁。
接着，他要宣传他的异术，为自已打造声势。李少君接近武安侯后，常接受他的宴请。有一次，座上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故意问老人的姓名。老人说了姓名后，李少君说，“我曾经和你的祖父一起夜里游玩宴饮过，那时你很小，跟你祖父在一起，所以我才认识你。”在座的人听了李少君这番话都很惊奇。而这老人不过是他的一个“托”。
有一次，李少君看见汉武帝有一件旧铜器，就对武帝说，“我见过这件铜器。春秋战国时的齐桓公把它摆在自己的床头。”汉武听李少君这么一说，就细看铜器上刻的字，果然是春秋时齐国的铜器。众人看他只有五十来岁，脸色红润皮肤很光滑，牙齿像少年人那样整齐。于是相信他能懂得长生之道。而情况很可能，是他懂得一点古玩知识。
李少君的明显“假想敌”是汉武帝，要骗倒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想到拉笼汉武帝身边的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他认真考察了，找到文成将军，收他为徒弟，把他的行骗技术教给他，并和他一起行骗。
此外，他还要让人宣传他的“灵丹妙药”。传说他是用戊巳年间生长的草、一种植物出产的油脂、黄精的根和野兽的脂膏，秋天先枯死的根、春天百花的膏汁合放在铜器中熬成“灵丹妙药”。猜测，其中有“罂粟”（制作鸦片的植物）之类。为他宣传的关键人物是任朝议郎的董仲躬。董仲躬一向有病，身体消瘦气血不足，刚开始不信他的话，不吃他的药，还经常嘲笑服丹药学道术的人，常常上书给汉武帝，认为人寿天定，衰老是正常的，人不可能长生不老。后来因病重，请来的郎中都没能看好，于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想法，吃试着服那药，只吃了半副，就觉得身轻体壮。服完一副药之后，就觉得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沛，，病好像好了，这使他相信真的有长生不死的道术。于是大家彻底相信了他。
后来，李少君又为汉武帝招魂，让他与李夫人相见。晋代王嘉在《拾遗记·前汉上》对此招魂术，有记载：“汉代方士李少君自称能召致亡魂，曾用石刻汉武帝所爱李夫人的像，放在轻纱幕里，远远看去，形如生时”。但是，当时，李少君已经彻底征服了汉武帝。于是，后来有了李少群花不完的钱，生活过得得非常奢侈的一幕。
多知事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汉王朝在当时面临的困局，黄老无为之术难以化解。
学习秦汉史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是“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这后半句可谓是对汉初政治局势最准确的概述，虽然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但无论是用人还是制度上汉代都是承秦而立的，陈苏镇先生将其总结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这也就意味着汉王朝在某种程度面临着与秦朝一样的困境，都存在着文化统一的问题。
对此，汉初的解决方式是东西异制、郡国并行。黄老无为之术之所以能够被确立为汉初的统治方略，也是因为这种思想是符合汉初的这种解决方案的。但是，这种局面在汉武帝时期走到了末路，中央集权与地方王国特权之间的矛盾以及进行文化统一的历史必然性使得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再次产生，黄老之术难以满足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大一统的需要，这给了儒家学说兴起的条件。
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儒家学者为儒术兴起所做的努力。
一方面、汉初统治者对儒学并不“感冒”，刘邦甚至憎儒服（见《史记·刘敬 列传第三十九》），秦代的《挟书律》在汉初也依然存在，儒术的生存空间有限；另一方面，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使得许多典籍受损，这些都给儒术的复兴带来了困难。而汉初的儒生们从未放弃对儒学的复兴，不仅针对秦政和法家学说进行批判，并不断完善儒家本身的学说，创造性的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使得儒学符合时代需要，也成为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的背景。
国家人文历史
儒家是春秋百家中的重要一家，也可以说是一门显学，虽然孔孟等人周游列国，竭力弘扬，以求可以用于治国安邦，但在汉朝之前的几百年中，一直未能登堂入室，成为国学。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是一门适用于和平时代的治国之学，而不是乱世之时的强国或御敌之术；是一门化民治国的长治久安之道，而不是能够迅速克敌制胜发家致富之术。而春秋至秦，中国一直处于争霸战乱之中，列国需要的是强国之术，克敌之技，而非治国安民之道。
始皇一统天下后，在表层的治国安邦上创造性地推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书同文，车同轨，郡县制等，而在深层次长效益的思想、教育、礼仪等方面则未能顾及。汉高祖出身底层，能登上大位已经史上罕见，文景二代忙于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只有到了武帝才有能力考虑更深层的思想、教育和礼仪等问题。
如果说法家长于律人强国，那么儒家志在育人化人，创万世太平。汉朝经过三世积累，立国已稳，基业已固，已经到了为千秋万代建立主流思想，培养子孙后代，以及注重礼义廉耻培养的时候。当然有了前提条件，还需要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雄才大略，志在千秋万代的帝王，一个是有识有势有话语权的大学者。幸运的是在武帝登基之后，这两个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就风云际会了。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赞许。董仲舒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更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及其以后两千年的主流思想，为之后两千年的思想统一、社会稳定和培育人才等建立了稳定的模式和架构。
而同期的欧洲，虽然基督教在统一思想等方面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但缺少一个类似的俗世主流思想，因此在过去两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中，欧洲要么处于整体愚昧的中世纪，要么处于四分五裂的纷乱和战争中。
以此而论，董仲舒应该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尤其是中华帝国思想史上，最为关键的两个人之一。孔子建立了造福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体系，而董仲舒则成功地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官方思想，并为中华帝国保驾护航两千年，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辉煌，也成就了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中生有hz
是为了更好的统治人的思想，特别是在当时道家盛行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思想，对武帝想要求的中央集权政治理念相背。而儒家的忠孝仁义恰好迎和这一理念。所以独尊儒术也就好理解了，也确实对中国二千年文明延续还到很大作用。但独尊儒术打压其它诸子百家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很多缺点，这也是让人遗憾的。
如香流
因为政治的统一必然需要思想的统一，诸候时代过去了，诸子时代也必然过去，诸候争霸有个绝胜的国家政治皇帝，诸子争鸣也必然有个胜出的思想王者，国家融合为一了，思想也要融合一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