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堂国学

能配得上“最牛国学大师”六字的，必须是一位“大成至学”之大师，而真正能做到这四字的，300年来，中国文化界，仅陈寅恪一人而已！

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最博学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个怪才，他游学二十三年，足迹至日本、 德国、法国等，就读柏林大学、苏黎士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 却没有一张文凭，而他没有文凭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屑。他曾经说: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实际上，文凭在陈寅恪眼里不过是张废纸，而已。他真正在乎的，是学习知识本身。斯以为，陈寅恪是中国的真正的学习种子，他是真正“为读书而读书”、“为国家而读书”的人。相比那些为“欲望”“出路”读书的芸芸众生，他何其可贵。

这个没有文凭的游学生，在留学期学会蒙、 藏、满、梵、 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等十几种语言。在历史学、语言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有罕见成就，人称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的学问一直是被公认的近代第一，梁启超说: “陈寅恪没有学位，我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他的三百字。"大学者吴宓就说过，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人白鸟库吉也说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

有人说：谈论陈寅恪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说尽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治学面广， 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相比如今照本宣科的各种教授，陈寅恪是个神奇的存在。 他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也正因此，陈寅恪的课上总是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但就是这样一个博学之人，却因为一直没有文凭，不愿意落入俗套，始终没有出世（获得俗世的某种虚名）。原本，他完全可以和其他的官二代富三代贵三代一样，随便拿个文凭然后和梁启超等一样，混进社会精英曾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陈寅恪偏不肯，在他心里，累积知识的时间，怎可用来“混”。于是，陈寅恪虽一直才名过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却一直未与梁启超等一样获得世俗的所谓“成功”。

终因文凭，陈寅恪一直只能当教书匠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这种穷困一直伴随了陈寅恪一生，他的身体之差也多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

令人心酸的是，在陈寅恪的现实生活里，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为了买煤，他甚至不得不在胡适等人的关心下，卖了自己的藏书换钱；到了除夕，他的欣慰就是：让女儿们“美美吃上一顿白米饭”....

这种人生，在当时以及今天的成功人士眼里，是多么不值得理睬关注啊。但每每读到这里，很多今天的有志者总不免心酸落泪。

雪上加霜的是，抗战期间，陈寅恪失明了，而他失明的原因是长期的用眼过度和严重缺乏维生素。但即便如此，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也没有终止。

在此后近30年的黑暗岁月里，他的创造性人生不曾中断，他的创造性作品一直层出不穷。 他甚至还重返学校继续当他的教书匠，在清华园，他是一位至今被受尊崇的“盲人教授”。

在黑暗中，陈寅恪艰难地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元白 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巨著。这样的著作， 在今天早已不是纯粹的史学论著、人物传记，它们既是哲学，也是历史，同时还是文学。这种成就，大概只是另一个失明巨人、南美的博尔赫斯可以与之相比。

在无尽的黑暗中，他创作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赠蒋秉南序》 等传世文章， 这些文章有着一个中国学人的心迹，即使黑暗中也有着烛照人心的光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文革后，陈寅恪夫妇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上刻着的就是这几个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死后，章太炎捶胸顿足地感叹：华夏文化亡矣！在章太炎等国学泰斗眼里，陈寅恪不仅复兴了华夏文化，而且打通了中西文化。 可以说，陈寅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重建的人格象征。

陈寅恪作品

遗憾的是，陈寅恪最终也并未能实现他的治学梦想。这一切，表面看是政治局势动荡所致，实际上，却恰是他所处时代的悲哀。但话说回来，倘若把没有文凭、公开表态不学政治的陈寅恪放在当代，纵使他有300年来最高之才华，怕结局也是差不多的吧，可叹啊！

记者李满

现在一提大师就说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太多了，我想提几位我读过感觉最牛的、别人提到较少的大师。

一、钱穆

钱穆是读中国古书的最多的人，没有之一。他把二十四史通读过三遍，几乎涉及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都写过专著。他早年以《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学术地位，从一名中学教员而破格被著名大学聘为教授。在这里我推荐一本他最浅显的书，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他在台湾的一部专题演讲集，因为他对历史熟悉，我觉得是最为举重若轻的。书里面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做了简要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从这一本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大师。

二、钱锺书

不用说，钱锺书先生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让人惊奇的是他家里并不藏书，他的书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本事在电脑时代不算罕见了，我们可以“外事不懂问百度”，不用自己在辛辛苦苦记忆了。但是，钱锺书的本领并不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他的长处最重要的是能“打通”，打通古今中外，打通文学社科，打通各种语言，这就不仅仅是会百度就能做到的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钱锺书先生不仅有学问，还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从他与被人的谈话和通信中就能看出来，他时常画龙点睛地运用一些典故和野史，使得文章波澜起伏，煞是好看。钱锺书自己写的论文，也从来不用八股调，而是写得生趣盎然，这在今天是越来越少了。

三、金克木

金克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曾在印度钻研佛学多年。金克木晚年的文字，真可谓是出神入化，打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界限，常有奇思妙想。他的《风·烛·灰》《文化卮言》《文化猎疑》《无文探隐》《旧学新知集》《比较文化论集》，都是我的案头常备之书，思维枯涩之时，常拿来启迪启发。

就以《风烛灰》来说，金克木超越于一般专题研究之上，去追索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活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字里行间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剖析力，那伟大的“发现的快乐”一直伴随着智者的生命历程，值得一读再读。

四、徐梵澄

徐梵澄是鲁迅的学生，他早早去德国留学了，然后又去印度待了27年，直到晚年也叶落归根，那时他已经70岁了。

徐梵澄回国时带来了两部他翻译的大书：印度古代精神文化的典籍《五十奥义书》，印度精神哲学大师室利阿罗频多的《神圣人生论》。这两部书都很有震撼力，代表了印度文化的精髓。

不光是这些，徐梵澄自己对中国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写作的《孔学古微》《老子臆解》《陆王学述》《异学杂著》，打通了中国古代精神哲学思想和古代、近代印度与西方哲学家的见解，疏释疑难，寓以新意，阐发隐理，这几本书看似很薄，其实是有深刻内涵的。

迷楼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记得高中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曾认真的跟我们热烈的讨论过近现代的国学大师，老师有一个结论至今我们同学仍引为经典：“王国维后再无国学大师”。即使后来也出现了钱穆大师，“国宝”季羡林，冯骥才等等。但我仍然认为王国维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是最好一个系统的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文人。其他的算是国学的资深研究者罢了。

郭沫若曾评价到：“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左右金吾卫

只讲一位，牛不牛，再说！

此人就是“文化怪杰”——辜鸿铭。

各位应该听过：“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 不可不看辜鸿铭” ！

此一牛也！穿长袍、拖长辫，乃北大一景，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前来：英国毛姆、日本芥川龙之介、印度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拜访。

精通九种语言, 学贯中西。

此二牛也！他在大家都致力于引入外国思想时，却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经由他译成英文、德文，行销海内外。

林语堂说：辜鸿铭是神话人物，是中国最伟大的儒教权威和国学权威！

辜鸿铭自我评价：我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对于新时代的事物的了解要强一些，比起孙中山等人所积累的心得要稍微充分些。

此三牛也！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他在日本横滨《日本邮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破坏礼教，呼吁列强以道德、公德、公理处理中国义和团的题。这些文章汇集成册，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宣言”。

最后，以林语堂的评价结束：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一路鸣鸿

笔者认为，民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就是陈寅恪了，若您不信服，请先看下大师的履历吧。

陈寅恪（1890.7.3—1969.10.7），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1、出身名门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清末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夫人是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2、求学岁月

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后又在家中开办的思益学堂中，学习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1902年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后就国读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8年冬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积蓄各方面的知识，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3、教授生涯

1925年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表示：“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也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8年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因战事阻隔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后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

4、爱国情怀

其父陈三立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羞愤气绝绝食身亡，其本人也多次拒绝日本人的邀约，在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又拒绝了去台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同年11月21日，夫人唐筼也辞世，一代大师就这样遗憾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梦归秦淮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民国，向来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镇，既大师辈出，又个性十足，兼具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的双重特点，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绝唱。

• 章太炎

1929年，上海《时报》做了一个《文坛点将录》，模仿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给当时的文化界大腕们做个一个大排名，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最先确定的导师名单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但章太炎坚决不肯去，因为他看不起后两个人，曾说：“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至于王国维，更是轻蔑地称其为“腐儒”。

• 梁启超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中华民族”这个词就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纵观其一生，做到了古代读书人“进则谋划天下，退则著书立说”的终极境界。

• 王国维

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梁启超盛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 陈寅恪

”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梁启超曾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

• 陈垣

胡适曾评价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 黄侃

章太炎的首席高徒，成就不在师傅之下，有学者评价道：“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是孟子和荀子；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只有章太炎和黄季刚（黄侃字季刚）。”

• 刘师培

黄侃一生高傲，谁都不放在眼里，但唯独对刘师培尊敬有加。刘师培病重时，黄侃不顾辈分，心甘情愿地拜在刘师培门下，说，如果刘师培的学问断绝，世界就没希望了。

• 辜鸿铭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专程去向辜鸿铭请教，但他说，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 冯友兰

李慎之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并称“史学四大家”。黄仁宇评价说：“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华夏古典艺术的刚与柔

民国最牛的国学大师是谁？应该说有很多组合，比如有一个“清华四大导师”的称号，就是对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最有名的学者，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赵元任，名单一看，确实响当当，不独在清华，在整个民国时期，他们都是光耀当时、影响后世的大家。

比如梁启超，一说起他的名字就如雷贯耳，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维新派、戊戌变法的领头雁之一，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一长串的身份和头衔，无不如日中的太阳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单就学术而言，他无论是在近代新史学、图书馆学、目录学，还是文学理论，他都有过骄人的成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因此而被公认为清末民初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也是民国最牛的大师之一，是近代中国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

王国维也是学术上的牛人，民国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将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他在美学、史学、教育、哲学、文学、戏曲、古文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和开拓创新之功，其学术成就令人高山仰止。

王国维最为人所熟悉的，是他的《人间词话》，他的境界说至今让人念念不忘：“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其实，这既是词的三种境，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三种境界？

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也为人所称道，陈寅恪为他写的碑文给予极高赞扬：“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 一姓之兴亡……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其实，这些高大上的话语，这些由衷的崇敬之词，又何尝不是陈寅恪先生自己的表达和追求呢？陈寅恪也牛，他曾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哪四不讲？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其知识和学术上的自信，可见一斑。

其他清华的两位，不在此说了，但说到民国牛人，章太炎也是不能绕过的一个，有人称他是“百年来最狂放的国学大师同”，他不但狂放，而且疯癫，既做学术，又干革命，三次坐牢而不改其口、不改其品性，更是民国时代一道奇异却深具魅力的风景。

帝国的脸谱

静言观史认为：必须提一个人，他就是“板仓先生”杨昌济教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敬重的启蒙恩师，对毛主席以及湖南当时的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后来的党史人物群体，在爱国救民，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

杨昌济教授“欲栽大树柱长天”的宏愿实现了。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柱长天”的“大树”，其中杰出人物蔡和森早年英勇牺牲了，毛主席却成了千年不世出的伟大领袖。仅此一点，所有的大师加起来也比不过杨昌济先生。正所谓名师出高徒，能培养出毛主席的先生，我想他担得起国民最牛大师的殊荣。
杨昌济先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并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他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并告诫他们自己平身“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志愿。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但凭这慧眼识才的见识就足让很多学问大师自愧不如。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继承了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又接纳了西方泡尔生等教育家的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

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洋为中用，反对崇洋媚外。

杨昌济先生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静言观史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大师—刘文典。

刘文典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中华革命党，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任教的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完成了专著《淮南鸿烈集解》。1927年担任安徽大学的校长，1929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和主任，同时在北大还有兼职授课。刘文典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抗日爆发后，刘文典没来得及撤离北平，日本侵略军曾经多次邀请他留在北平任教和出任伪职，刘文典多次拒绝，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搬迁到云南昆明后，组建成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刘文典从北平来到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出版了《庄子补正》，陈寅恪先生为此书作序，“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43年刘文典又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此后一直在云南大学任教。

（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先生）

刘文典恃才傲物，是一位民国的狂徒，曾经飞踹过蒋介石，也被和尚追打过，向自己的学生低过头，也支持过有过节的蒋介石。

历史军魂

人们会很习惯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会觉得王国维最牛些。

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的王国维，六岁开始就入了私塾念书。少年时代，还进入了杭州著名的崇文书院进行学习。后来考取秀才，声名鹊起，与当时的另三个少年并称“海宁四才子”。

这样的王国维最后来不仅成为了国学大师，也在教育的领域独树一帜。

1898年，他进入到《时务报》工作。当时国家摇摇欲坠，身同感受下他企图以教育来挽救国家的命运，他如此说：“维谓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后着，今日造就明白粗浅之事理者为第一要着耳。”

后来，他结识了著名的学者罗振玉，在他的大力资助下，王国维得以远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他便跟随罗振玉进入到学部总务司任职。

致力于教育的王国维，还提出了德、智、体、美，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人。

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跟随罗振玉再次远赴日本时，开始了重要的学术转向，而专治于国学了。也正因为此，后来的他凭借着渊博的知识之国学的领域中独树一帜，并受聘于北京大学的国学院。

说实在的，他在国学领域的地位是世人皆知的，其赫赫功绩更是有目共睹的。

他，亦成了大师所钦佩的大师。

其在文学创作和国学理论上最著名的著作就是《人间词》与《人间词话》了。此两部著作，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这样的著作，亦开拓了至高的境界：摆脱 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而着重体现个人在苍穹之下的命运几何，是一种对生命和灵魂的一种拷问。

在我看来，如此的大师，才能称之为最牛的国学大师。

關鍵字: 文化 章太炎 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