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蛐蛐罐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促织》中提到“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位皇帝就是明宣宗朱瞻基，他每年派专人在景德镇烧好蛐蛐罐，和苏州进贡的一千只蛐蛐一起，经大运河运到北京。明代北京人玩蛐蛐达到鼎盛期，秋天户户养蛐蛐，永定门外遍地都是卖蛐蛐罐的。清末民初，北京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下野军阀政客都在天津置办产业，北京玩家也把蛐蛐带到了天津。
天津人主要玩两种蛐蛐：一是山东的蛐蛐，称为“山货”，特点是巨身修尾、颜色纯正，“青黄赤白黑”五色俱全，以泰安、肥城、长清、乐陵、宁阳等地的蛐蛐终于厉害，宁津更被称为“蟋蟀之乡”；二是天津本地的蛐蛐，叫做“伏地”，以西郊张家窝、大小南河，静海县唐官屯等地的蛐蛐最猛。本地蛐蛐主要在前秋时节斗，而“山货”则是从寒露斗到小雪、大雪。
古董蛐蛐过笼
清末民初就有天津人尚老万下宁阳寻虫的故事，到了三四十年代，天津玩蛐蛐的管去宁阳叫“下山东”，晚上捉虫俗称“拿亮子”，带上一盏铁皮喇叭状长筒煤油灯，到麦垛、玉米地，或墙根底下，听到蛐蛐叫，确认方位，蹑足潜踪，悄悄蹲下，点亮煤油灯，蛐蛐便在光亮中定住，伸手就能拿下。
蛐蛐又叫“富贵虫”。天津人养蛐蛐必用老盆，初秋时放在南墙根儿，天冷些时端到北房。早年大户人家玩蛐蛐十分讲究，用的蛐蛐罐都是定烧，带着蛐蛐出门时用的配罐，要配上从首饰楼打的点铜盖，斗蛐蛐前称重的秤，有红木、乌木、象牙的，秤砣用银砣，过笼、水槽、食板，讲究的要青花或粉彩，有钱人家雇“蛐蛐把式”，专门负责买蛐蛐、养蛐蛐，用上好的大米、小米、青豆、胡萝卜煮熟弄烂糊，喂蛐蛐，当时普通人家都吃不上这些。
蛐蛐葫芦
好蛐蛐有个标准：头大、脖子大、牙大、腿脚长、腰身长，颜色纯正。这样一只蛐蛐，在民国时能值二百块大洋，那时候两块大洋能买一袋白面，城里一套四合院，几十块大洋就能置办下来。夸张点儿说，一只好蛐蛐，值一套四合院。到了五六十年代，一只好蛐蛐也能卖五六块钱，当时一根馃子才三分钱。
蛐蛐能值这么多钱吗？其实不是蛐蛐值钱，再好的蛐蛐，活不过仨月，是靠蛐蛐赌钱，赢了，赚几套四合院不在话下。民国年间，天津有不少斗蛐蛐的赌场，最大的一家，在日租界芦庄子鸿义栈，想斗蛐蛐，首先来说得有合适的蛐蛐，要同等量级，大小差得悬殊的，不能斗。各家的蛐蛐都在赌场挂了号，赌场下帖子“拢对儿”约双方，有点儿像保媒拉纤，又带拱火。但只要蛐蛐的量级合适，没人拒绝赌局，谁要是不应战，谁就栽了。双方到了赌场，商定赌资，开斗时，进到一间小屋里，一方最多进去三个人，一人带着蛐蛐，叫“报盆”的，一人是“掌葭（芡）”的，负责拿鼠须挑逗蛐蛐开斗。
蛐蛐市场
两只蛐蛐一进罐，便难免一战，摔跤一般的招式，霸王举鼎、怀中抱月、狮子滚绣球、狗掐鸡、转磨盘、绳子鞭……斗得精彩绝伦。输赢见分晓后，账房把双方的赌资交给赢家，赢家拿出三分之一的“抽水”给赌场，剩下的自己拿走。对大户人家来说，输赢的不是钱，而是面子。这两位斗蛐蛐的同时，赌场的大堂上开盘设局，一群人买牌子，买谁赢都行，钱帐交到账房，最后由赌场分钱。
天津的豪门大户都玩蛐蛐，谦祥益绸缎庄的孟家，曾经跟开钟表行的朱三爷，以三百大洋赌资斗蛐蛐，咬到最后，孟家输了，但朱三爷的蛐蛐也死了。也有文斗，文人之间玩蛐蛐，中秋时节，三五好友，来一场“咬月饼”，以月饼为赌注，成全了斗虫之乐。
蛐蛐市场
总之百十年来，小小的蛐蛐把天津的玩家弄得五迷三道，但其实蛐蛐真的是一种文化，所以很多文化人喜欢蛐蛐。除了王世襄老先生之外，天津作家林希先生才写了《蛐蛐四爷》，流传后世，京剧大师孟广禄先生最爱蛐蛐，收藏了一屋子蛐蛐罐，前些年天津著名相声艺术家杨议先生拍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就是那一只蟋蟀》，也详细解密了蛐蛐的故事。
天津人斗蛐蛐的热情一直延续下来，1984年，中国第一个蟋蟀协会——天津市中华蟋蟀协会注册成立。不久后，协会组织天津的玩家，和北京的玩家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天津队以40：5大胜。1985年10月，天津市中华蟋蟀协会在和平文化宫组织斗蛐蛐比赛，门票三块钱一张，小屋里比赛，天津电视台在文化宫小剧场里直播。
古董蛐蛐罐
80年代，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两次带队来天津斗蛐蛐，只能甘拜下风。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也成立了蛐蛐协会，和天津联系比赛，天津成了“蛐蛐之都”。90年代末，苏州举办“大江南北蟋蟀争霸赛”，全国有二十多个城市参加比赛，天津队十个人分成两组，最后包揽冠亚军，轰动全国。
蛐蛐被称为“百日虫”。蛐蛐之间的争斗，主要在交配之后，形成了家庭、领地观念，才会开始。到冬天，能斗的蛐蛐全死了，经过“蚠虫（人工繁殖）”的蛐蛐成为“鸣虫”，这个时节天津人最爱玩蛐蛐、蝈蝈、油葫芦，揣在怀里捂热乎了，听响儿，无论穷人还是有钱的主儿，都好这个乐子。（文：何玉新）
齐白石画的蛐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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