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遂夫:周汝昌先生晚年和我的“詩誼”

鄧遂夫:周汝昌先生晚年和我的“詩誼”

自從1981年秋與周汝昌先生相識相交,到30年後周老溘然長逝,我們之間的交誼之深,感情之篤,紅學界盡人皆知。我對周老一向執弟子禮。由於經常出入其家門,請教切磋“研紅”之事,且在他晚年杜門謝客潛心著述之際,依然可以不時登門拜訪,嘗自視為周先生的“入室弟子”。的確,周老在紅學研究尤其是做人品格上對我的教誨、影響、薰陶之深,實不亞於通常的授業之師。

然而周老對我,從不以年齡資歷論短長,自始至終視我為“紅友”、“學友”、“賢友”,甚至像舊時文人一般,不計年齒稱兄道弟。凡是我在學術上稍有可取,或做出微小的成績,他便讚賞有加,廣為宣示,極盡勉勵提攜之能事。所以,我的一些重要著作出版,他往往以極高的熱情親為作序,甚至為其題詩褒揚。我時常暗自慶幸,人生在世,能得恩師如周老者,真是一種福氣。

這篇小文,單講周先生晚年和我的詩誼。所謂“詩誼”,顧名思義,乃指吟詩作賦方面的贈答唱酬之情誼也。而對於像我這樣的後生晚輩來說,當然主要還是周老在以詩的形式給我以勉勵鞭策。

如今手澤猶存,斯人已去,睹物思情,不勝唏噓慨嘆之至!

周先生最早書贈給我的詩,應該追溯到1983年,我們共同在南京參加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週年紅學研討會期間,他所作的三首七絕。

因我參加該研討會所要宣講的論文題目是《“絳洞花王”小考》,到會時文稿尚未改定打印,故發言之前,我向已認識了兩年且甚為投契的周老徵求意見。當我概述了自己所要論證的是《紅樓夢》通行印本長期將賈寶玉舊號“絳洞花王”誤作“絳洞花主”,從而篡改扭曲了曹雪芹的原文原意這一重要版本問題時,周老拍案稱賞,贊為“一大發現”云云。他不僅在我筆記本上題寫了“紅壇來哲知多少,君是其間佼佼人。遂夫同志精進不息!”的熱情贈言,此後還將我們在會議期間參觀南京江寧織造府舊址時他所作的三首七絕,書寫在一張箋紙上相贈。

只可惜,我這筆記本連同夾在封套裡的周老詩箋,在一次乘坐列車時與挎包一起被盜。故此,我於1991年從海南赴京探望周老時,提起此事痛惜不已。周老當即把記憶猶新的三首舊作中最經典的一首,再次書寫成條幅相贈。該詩云:

江城舊事幾人知,漫擬微之與牧之。 我亦多情復多感,為君擊節愛君痴。

2000年歲末,我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即將出版之際,周先生不僅熱情洋溢地連續作了兩篇序(後以《序》之“一”、“二”相區別,仍合為一篇),還特別在兩序之末各題一首詩。後面的一首,大約是從“形而上”的角度,專贊此書之 “獨特”吧,故稱“言不盡意,以詩足之”。詩云:

甄士稀逢賈化繁,九重昏瘴一開軒。

迴環剝復曾無滯,代謝新陳自有源。

瓦缶鳴時旗炫亂,脂毫苦處字翩翻。

橫空忽睹珍編出,甲戌庚辰總紀元。

周老此時目近全盲,仍將此七律用硬筆作盲書寫成小小橫幅狀,由出版社製為彩頁冠於書前。此詩謬獎已甚,我本人實難奉和;吾鄉老詩人鍾朗華(1909-2005,早年曾仿林語堂辦《論語》雜誌之名在上海創辦《詩經》雜誌,專發新舊詩詞,其時新舊詩壇之名宿新星如陳衍、柳亞子、王蘧常、龍榆生、趙熙、黃侃、冰心、田間、李劼人等,皆有詩作載於該刊),則和作了一首《步周汝昌原韻題鄧遂夫甲戌校本》:

紅樓探夢不憚繁,奇書校注敞高軒。

雪芹脂硯窮幽秘,甲戌庚辰溯本源。

周序詠詩旗更展,胡文代跋史猶翻。

老夫耄矣停門外,喜見紅編開紀元。

2006年4月,我的“脂評校本叢書”第二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四卷本)又面世,周老竟比他自己的書出版還高興。出版社在北京三聯書城聯合召開此書及周老《論紅樓夢的藝術》、梁歸智《紅學泰斗周汝昌傳》三部新書的讀者見面會,周老臨時身體有恙臥床不起。去接他的人見狀,都勸他別去了。他女兒倫玲也不讓他去。他卻硬是掙扎著起床,非去不可。理由是:“遂夫這部書的出版是件大事,我得去講一講。”

結果到了現場,周老講起話來居然神采奕奕,和剛才判若兩人。他女兒倫玲不禁感慨說:“我爸真怪,一來會場就跟打了強心針似的。”周老不僅興致勃勃地講了幾十分鐘話,還堅持回答讀者和媒體的各種提問,最後還堅持跟我和歸智一道,為眾多讀者所購之書籤名到中午12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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