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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貞觀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辯論，唐朝是實行封建制還是實行郡縣制。

起因是唐太宗有一次對大臣蕭瑀說：我想讓我們家永遠當皇帝，應該怎麼辦？

“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

蕭瑀答：我看前代國祚比較長久的那些朝代，都是封諸侯來穩固自己的統治，你看秦國，不分封，設郡縣派人管理，結果二世而亡了吧。漢朝建立以後，一般封國，一般設郡縣，也延續了四百年。魏晉呢，不封國，所以短命。所以還是趕緊給我們封個國吧，讓我們也噹噹諸侯。

“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磐石之固。秦並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

蕭瑀是守舊貴族勢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後梁明帝蕭巋之子，年九歲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極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這一通似是而非的議論引起唐太宗的注意。皇帝就開啟討論模式，讓諸大臣各抒己見，展開辯論。

這是個老話題。支持封建好的人不少，他們的論點論據基本上包含在魏代曹囧的《六代論》和晉代陸機的《五等論》這兩篇文章裡。而魏徵、長孫無忌、于志寧，馬周等都反對實行封建制，反對派的主要觀點集中在李百藥和柳宗元的兩篇《封建論》，因為柳宗元的這篇有總結意義，所以我們一般選學這一篇。

所以我們要明白，柳宗元的這篇《封建論》，是有對話對象的。

柳宗元並沒有經歷過封建時代，他是唐代中晚期的人，歷經德宗、順宗、憲宗朝，他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唐代的藩鎮割據。柳宗元出生的時候，唐王朝已經經歷過安史之亂，又親眼見藩鎮軍閥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等人作亂。

這種軍閥割據，有財權，有人權，他們能截留稅款，並且自己委任自己的官員，所以完全是不把朝廷放在眼裡的，這個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

柳宗元是參加過永貞革新的，永貞革新的一個訴求就是反對封建割據，這在唐代屬於社會熱點問題。柳宗元也是出於對當代政治的關心才引起對封建制歷史的興趣。

說一個避諱的問題，柳宗元的唐朝臣子，照例得避本朝皇帝的諱。唐太宗叫李世民，所以文章中不能出現“世”和“民”。那怎麼辦呢，換兩個字，碰到“世”，就寫作“代”，碰到“民”就寫作“人”，同義詞替換。唐高宗叫李治，碰到“治”就寫作“理”。當時人都得這麼寫，直到唐代結束，宋代就不用避唐代皇帝的諱了。

《六代論》和《五等論》的主要思想就是，封建好。

主要論證方法就是例證法：逐一列舉實行封建制的朝代，都活得長，不實行封建制的，都短命。

原因呢，曹、陸兩人都認為封建是“聖人意”，就是說，聖人覺得，自己一個人治理國家肯定治理不好，一個人守衛國家肯定守衛不住，所以才分封諸侯大家一起來治理，一起來守衛。“共憂樂，同安危”是聖人的選擇，聖人的選擇，當然是正確的，這個是封建制的理論依據。

（二）

要想反對封建，首先得要打破這個理論依據。要想打破這個依據，有兩條路徑。

一條是說：“共憂樂，同安危”是聖人的選擇，但是聖人選擇也不見得就是對的啊！

另一條是：雖然聖人是不會錯的，但是封建不是聖人的選擇。

很明顯，在當時的語境下，說聖人犯錯是很不明智的，而選擇“封建不是聖人選擇的”來反駁是恰當的。

柳宗元的主要論點：“封建非聖人意，勢也。”“勢”是柳宗元的政治哲學的核心。

為了論述他的這個道理，柳宗元從社會起源著眼，這就是開篇為什麼談“生人（民）之初”的原因。文章的前六段都是在說，封建不是聖人的意思，是形勢所迫。而且，聖人其實也是想要廢除封建的，只是“勢不可”罷了。

當時主流的觀點是“天作君師”也就是說，上天降生下一般的平民百姓，然後又替他們降生了君主，也替他們降生了師傅，這些君主和師傅的責任，就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

而柳宗元是更同意荀子的看法，認為“君長刑政”起於“爭”。

注意，敲黑板：

“天作君師”的看法，社會組織是從大到小的。但是柳宗元的理論裡，群的發展是從小到大，自下而上的。

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是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這種理論應該是來源於荀子。

而且呢，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柳宗元舉例，湯武革命，商湯王是帶領著三千諸侯，一起幹掉夏朝，就不能不對這三千諸侯加以分封，而武王伐紂是帶領八百諸侯，也同樣不能不對這八百諸侯加以分封，要不然，人家憑什麼跟著你打仗？無利不起早，對吧。

所以實際上是當時的商湯王、周武王，自己的力量其實並不足夠強大，需要聯合諸多的諸侯一起來推翻上一個朝代，所以就必須對功臣進行分封和安撫。

其實後來也是一樣的，漢朝初年，劉邦也是迫不得已分封了好幾個王，然後後來又逐個收回封地。清朝最初也有分封，自己力量強大後，就開始削三蕃。

緊接著柳宗元繼續論證，你看在封建制下，諸侯世襲，這就導致即便有聖賢出生，也完全沒有上升的途徑。聖人怎麼會定下這麼不公平的制度呢？

所以封建制一定不是聖人的意思，而是形勢所迫。

（三）

駁論文的寫法，常見的是，用“或者曰”也就是有人說，來引出要駁斥的觀點。

在這篇文章裡：他駁斥了反方的三個論點：

1.封建諸侯因為封給他的國土是自己的，自己的財產當然會好好管理，會把老百姓當做自己的子弟一樣愛護。

“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

2.夏、商、周、漢四代實行封建制，他們統治的時間都很長久，而秦朝實行郡縣制，統治的時間都很短。

“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3.商朝、周朝都是聖王，他們都不改變封建制，我們當然也不應該懷疑和改變封建制。

“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複議也。”

對這三個論點，柳宗元逐一反駁，但用的篇幅並不同。

先說第三點，因為前面已經論述了，封建不是聖人的意思，而是形勢決定的，所以這第三點，便自然而然反駁掉了。

第二點呢，既然對方用的是例證法，用例證法來論述，最大的風險就是所選的例子是個例，沒有說服力，或者沒有統計上的意義，反駁者只要找到反例，就比較容易反駁掉。柳宗元就找到反例，魏晉兩代，封建制還存在著，但是司馬家取代曹家，也沒有延續很長時間嘛。而唐代，改為郡縣制，現在已經延續兩百多年了。一正一反，反駁的很徹底。不過其實呢，魏晉兩代，也是郡縣封建並用的，很難說到底因為什麼短命。

第一點比較難反駁，也是《五等論》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之一，因為郡縣制，長官主要想的是自己升官，並沒有跟治理之地有什麼感情，所以會損害百姓利益來獲得自己的利益。郡縣制的這個弊端是存在的，所以這是支持封建的一個有力論據。

柳宗元不得不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蹟來證明它的不正確。

柳宗元主要列舉了封建制度的三個弊端：

第一個是諸侯強盛，末大不掉，那麼天子是“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尾巴大了難以指揮調動，這個天子就是徒具空名，政令不出中南海。君王反而被各路諸侯欺負。

第二個是因為各路諸侯驕奢淫逸，喜愛打仗，就得作威作福，搜刮百姓，那麼老百姓的日子，當然不會好過。“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者多，理（治）國寡。”

第三個是世襲制，前兩個缺點本質上都是由世襲帶來的。“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聖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柳宗元相信，最開始的，各級君長都是賢明的，並且越大的君長越有兵有德。雖然我們不是很相信，但要理解柳宗元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在最開始，封建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因為世襲，後世子孫是好是壞就沒準了。但是世襲制和封建制是合二為一的，是不能分開的。

其實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但是這一點，柳宗元寫的有點力度不夠，也能理解，唐朝也是世襲制，柳宗元也不敢長篇大論明目張膽地攻擊世襲制。

所以他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天下治平，主要是得人，就是讓賢能的人居於上位，讓不賢的人居於下位，或者受到懲罰。那就得君王有權利選擇人，小諸侯，就別世襲了，但是天子還是要世襲的，只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做“守宰”。

說完封建的弊端就得說說郡縣制的優點，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中央集權，比如秦代，就可以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雖然二世而亡，但是“有叛人（民）而無叛吏”。比如漢代，兼用郡縣和封建，結果是“有叛國而無叛郡。”唐代用郡縣制，也是“有叛將而無叛州”。

第二個是可以選擇聖賢去管理，也就是文章中說的“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

不過這篇主要在於駁斥，而不是立論，所以封建制的弊端說的比較多，郡縣制的優點就說的比較簡略了。

雖然郡縣制也有弊端，但是柳宗元為郡縣制辯解說，郡縣制的弊端，不在制度，而在具體的施政措施。郡縣制的朝代雖然也會二世而亡，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制的弊病，郡縣制本身並無弊病。封建制是本身就有弊病。“政”是有一時得失的，有時候選官得當，就治理得好，也有時候不得當，就會有些問題，但是還可以糾正。制度上的弊端，就是沒辦法改變，一定會帶來“侵弱之辱”“土崩之困”。

（四）

封建制郡縣制的得失，是中國最主要的政治制度問題。

不僅僅在漢唐的時候引發大爭論。明朝末年的顧炎武還作了九篇《郡縣論》。我們課文裡選了其中的一篇。

他的主要觀點是：“封建制度的弊端，因為諸侯專制。而郡縣制度的弊端，因為皇帝專制。”

顧炎武為什麼這麼說呢，也是和明代當時的情況有關，明末流寇猖獗，到那裡就跟蝗蟲過境一樣，打劫一空，如入無人之境。地方官員，大部分是聞風而逃，很少盡職抵抗的。從明代的情況看，柳宗元講的“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實施起來也是很難做到的。顧炎武是眼見到這種情形，才有提高令長職權，創設世官制度的言論。其實一直到民國時代，也還有過聯省自治和中央集權的討論，也是延續下來的封建郡縣得失的圈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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