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相信，否則你無法理解
——《哲學簡史》之經院哲學
在羅素的《哲學簡史》裡，把基督教下的哲學分為早期基督教哲學和經院哲學。事實上，這一段從公元四世紀基督教被奉為官方宗教開始，一直到十五、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和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前，這一千年來，哲學，或者更大範圍說西方的文化思想，更多是在基督教的教義鉗制下滋生髮展，甚少再現古希臘時代的榮光。雅典的阿卡德米學院，作為古希臘哲學鼎盛時期古老傳統的最後一個堡壘，也在公元526年，查士丁尼即位初期被關閉。而同時由於查士丁尼的下旨，偉大的羅馬法大綱、法典才得以完成。縱觀整個中世紀，尤其是公元600-1000年，歐洲進入了所謂野蠻的“黑暗時代”，隨著羅馬帝國中央集權的衰落，基督教皇和世俗的蠻族君主為了各自的利益不斷陷入到加冕權、繼承權和制裁異教徒的血腥紛爭，歐洲出現了“普遍的文化沉淪”。這一時期，對於基督教的歷史意義，遠遠大於哲學的意義；基督教和羅馬的故事，也遠比哲學更為精彩。
基督教誕生之初
基督教是怎麼來的呢？簡單講它是猶太教的分支。猶太教先知預言的救世主降臨人間，在基督教看來，這救世主就是耶穌。因而，正統的教理上，降臨人世的耶穌肉身，具有人神同一性，《尼西亞信經》確立了“聖父、聖子和聖靈”三位一體。而猶太教並不承認耶穌就是先知所預言的救世主，他們信奉的是耶和華神。猶太教的律法書就是《舊約》的前五卷《摩西五經》即《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
猶太民族是古代的閃米特人的後裔，閃米特人又稱閃族，是一個阿拉伯半島遊牧民族的古人種，這個古人種就是今天生活在中東地區一些主要民族包括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祖先。其名出自《舊約全書·創世紀》中諾亞的長子為“閃”。猶太人早期的文字記載中，有一個著名的巴比倫之囚的故事。公元前586年，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征服了猶太人的聖城耶路撒冷，燒燬了他們的聖殿，把一部分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掠走成為奴隸，其中一些猶太貴族被培養來侍奉在波斯王宮，還有一些猶太人流落在希臘、羅馬和小亞細亞的其它城邦。正是在流放期間，猶太教的教義和民族的特性才得以加強，大量流傳至今的猶太教口頭傳說，都要追溯到這個時期。巴比倫之囚發生在公元前586年，那個時候希臘哲學才剛剛開始萌芽，而猶太民族裡也有了自己的先知和祭奠的神殿，中國稍後有了自己的諸子百家，在印度釋迦牟尼佛已經誕生。在公元前400-600年短短的兩百年裡，東西方文明突然之間在世界範圍內集體爆發了，整個人類文明從此奠基。而人類各民族每一次思想的變化和躍進，都要重新回到那個時候，從各民族古代先哲的思想源頭那裡尋求突破和力量。這個時代被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稱之為“軸樞時代”。
巴比倫之囚是猶太人第一次被動地散居世界各地，另一次發生在公元70年，在猶太人反抗羅馬的起義被殘酷鎮壓後，他們位於耶路撒冷的神殿再次被摧毀，猶太人進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散落世界各地。從此以後，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再也沒有回到故鄉耶路撒冷。直到上個世紀二戰勝利之後，在美國和歐洲人的支持下，他們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國家。猶太民族這一流放達兩千年之久。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某種程度上，猶太民族散落各地，就像是一種宿命，這種宿命可以歸結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信念系統。這個傳統在即將分崩時，在馬喀比家族作為大祭司時期得到了恢復和加強，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越來越希臘化時，馬喀比家族以巨大的“勇氣和毅力”進行了反抗，成功地保留了猶太教。正如羅素所觀察到的：“也為基督教和後來興起的伊斯蘭教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猶太教的正統派是非常排他和固執的：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宇宙中只有一個上帝，上帝耶和華是唯一的。上帝創造這個世界，只眷顧屬下的子民，他的子民就是這唯一的信神的猶太人。他們所遵循的律法就是上帝在西奈山啟示，神聖而絕對權威。這種不相容的特質，甚至把信奉“聖子”耶穌的基督教也排除在外。“救贖”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核心，猶太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處女懷孕生子，就是救世主耶穌基督，而這並不被猶太教正統派所認可。從公元1世紀之後，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把對方看成“完全不同、勢不兩立”的宗教。當基督教在4世紀被歐洲奉為國教甚至更早之前，對猶太人的迫害就開始了。
羅馬帝國信奉基督教
之所以古希臘哲學和東方的基督教能被保留並吸納進羅馬帝國的文化中，用羅素的話說，是因為“羅馬管理者的組織天才和社會凝聚力。“這種才能，倒是和當時東方的中國很類似，同時期的中國漢王朝，沿襲了秦的郡縣，已經形成了從中央到基層的龐大而合理的組織力量，並尊儒家為一尊，具有了動員舉國之力的行政和文化力量，漢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國家特性也正式形成。羅素認為，區別於古希臘的城邦理想，羅馬人的視野則要開闊地多：“在文化上，羅馬幾乎是派生出來的。無論藝術、建築，還是文學、哲學，羅馬世界都多少模仿了來自希臘的傑出範例。不過有一個方面羅馬人是成功的，希臘人乃至亞歷山大都是失敗的，那就是大規模的政府、法律和行政制度。”
凱撒大帝死後，羅馬共和國的最高權力集中到後三巨頭手中，隨後凱撒的義子渥大維把另外兩人打敗，於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奧古斯都”尊號，渥大維成為羅馬事實上的皇帝，從此古羅馬進入到帝國時代。奧古斯都於公元41年去世，接下來的200年時間裡，羅馬度過了一段相對安靜有序的生活。遵循斯多亞哲學，寫出的《沉思錄》的馬可奧勒留就是羅馬帝國的第11任皇帝，此時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的榮耀已經逐漸消失，東西兩邊均被蠻族不斷侵擾攻佔。此後更是不斷陷入到內部的爭鬥、謀殺之中，尤其是近衛軍的參政直接動搖了羅馬帝國的體制。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羅馬帝國引入大量的日耳曼僱傭軍來破解皇帝被近衛軍把持的魔咒，然而這一措施，事實上更加快羅馬帝國的崩潰，這些蠻族僱傭兵也想成為主人，僅僅100年後，日耳曼人的一支，哥特人在就攻佔了羅馬城。“千古一帝”君士坦丁於公元330年遷都至拜占庭，把羅馬帝國一分為二：中東、北非的東羅馬帝國和西方諸行省的西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最終在公元476年被東哥特人摧毀後，東羅馬帝國藉助強大的城防堡壘和地理位置，延續了千年之久，直到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所滅。
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頒佈“米蘭敕令”，宣佈基督教為合法且信仰自由，他本人也在去世之前皈依了基督教。不僅如此，鑑於早期基督教義的鬥爭所帶來的不少騷亂，君士坦丁於325年，召開了尼西亞會議，誕生了著名的《尼西亞信經》，確定了正統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概念。這種理論我們似乎並不陌生，在尼西亞會議100多年前，新柏拉圖主義的普羅提諾就從形而上學方面，提出過類似的“三位一體”理論，即“太一”、“意識”和“靈魂”。如羅素所說：
“新柏拉圖主義是聯結古代與中世紀的橋樑。”普羅提諾的神秘主義傾向使得他的理論可以為基督教所吸收，而他的理論來源和思辨過程則完全是古希臘柏拉圖式的。稍後於君士坦丁，西羅馬帝國晚期，同時有三位重要的教士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加強了教會勢力，分別是：安布洛斯、傑羅姆和奧古斯丁，連同6世紀的教皇格里高利，四人被稱為“教會博士”。安布洛斯和傑羅姆都是偉大的書信作家，他們的道德力量除了體現在身體力行維護教義方面的英勇和無所畏懼之外，還表現在通過書信方式對人們進行大量的勸勉。而在三人之中，唯一的哲學家則是奧古斯丁。
聖奧古斯丁，是早期基督哲學的集大成者，他試圖調和聖經教義和柏拉圖學派的哲學遺產，用哲學的形而上思考證明創世紀和上帝存在。上帝是一個永恆的神靈，並不受現實物理世界規律的影響，不受因果關係和歷史發展的支配。當然更不受人的感官支配，你沒見過上帝，不能證明上帝不存在。 事實上，這樣的上帝，就和古希臘人的泛神論很相似。上帝在創造世界的同時，也創造了時間，所以詢問創世紀之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時還不存在可以提問的時間。“時間三重性”是奧古斯丁一個有意思的觀念，而時間是一個三重性的現在，過去是現在的回憶，而未來是現在的展望，所以只有現在，沒有過去和未來。時間在奧古斯丁這裡，被證明是一個完全主觀的感受。羅素敏銳地將這一觀點和康德和笛卡爾聯繫起來，康德認為時間是一種知性形式，而這種主觀性這也預示著笛卡爾所有哲學的源頭：人唯一不能懷疑的就是此刻在思考。
關於聖奧古斯丁，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故事“花園啟示”。他認為自己年輕的時候犯了不少錯誤，有一天他在自己的後花園裡午睡，突然耳邊有一個聲音告訴他：起來，拿起《聖經》翻開去看，從此他得到啟示，把生命交給上帝，寫下了《懺悔錄》和《上帝之城》。
同樣受到神的召喚的，依靠啟示的作用而皈依基督教的，還有羅馬貴族出身的格里高利。格里高利被譽為西方教會的第四位博士，他加入到當時逐漸盛行的修道院之中，成為一名苛嚴、節儉的本篤派修士。後來在公元590年，格里高利被選為羅馬教皇。他對於當時教會已經普遍的聖職交易氾濫和道德淪喪現象，進行了一場偉大的改造。他行使主教權力的方式也是通過給教士和世俗統治者大量的寫信來完成的。羅素在書中說：“在此之前，羅馬主教從來沒有像格里高利那樣，如此廣泛而成功地行使過權力。通過發佈《主教法規》一書，他為羅馬在管理一般教會事務中的至上權力打下了基礎。”
經院哲學
自西羅馬帝國被蠻族滅亡後，教皇地位的鞏固，彌補了羅馬皇帝消失後的政治真空。而東部的拜占庭帝國則依然保持著皇權和主教權力的牽制和平衡，也保持著羅馬時代的文明尺度。至此，東正教和傲慢的羅馬教會分道揚鑣。而羅馬教皇也在東羅馬拜占庭皇帝和西方的蠻族君主這兩個敵對勢力之間不斷平衡。最後羅馬教廷炮製了一份偽造的有名的“君士坦丁饋贈”，根據這份政令，原屬西羅馬帝國的全部領土都將移交給羅馬教皇。就這樣，教皇得以在整個中世紀建立自己的世俗權力。法蘭克人的國王查理曼是一名基督徒，他用武力鞏固了邊疆並不遺餘力地傳教，同時為教皇提供保護，他自視為西羅馬帝國的合法繼承人。在公元800年聖誕節，教皇在羅馬為查理曼舉行了皇帝加冕禮，日耳曼人的“神聖羅馬帝國”誕生了。自此，羅馬帝國時期，西部的歐洲和東部的拜占庭帝國徹底決裂。然而歐洲大陸教皇和皇帝的爭鬥並沒結束，在爭鬥過程當中也一直圍繞著兩種權力：到底是教皇的權力大，還是皇帝的王權大，誰給誰加冕，誰是誰的權力來源。有時是教皇給皇帝加冕，沒有教皇的加冕，皇帝就不名正言順；有時是皇帝給教皇加冕，沒有皇帝的認可和保護，你也不能當教皇。直到13世紀，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最後是教廷佔了上風。它也成了唯一對基督教擁有解釋權和裁判權的機構。
它管理著世俗，然而卻把世俗中各種被慾望驅動的快樂生活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種普遍地扭曲人性的做法：人生來有罪，世俗生活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現實當中受苦受難，以求獲得來世的超脫。如果不能遵守，則將受到永世的詛咒。但隨著文藝復興和民族君主制國家的興起，羅馬教廷維繫的帝國搖搖欲墜，直到拿破崙征服歐洲。而羅馬教廷則延續至今，但以不復往昔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了。相比較的是，當歐洲陷入到漫無邊際的“黑暗時代”時，中國則進入到歷史中國力最為強盛、文化最為繁榮的唐、宋時代。
從哲學的發展來看，聖安瑟倫作為“最後一名教父和第一個經院哲學家”，他從本體論來論證上帝的存在：作為一個有限的人，你不能否定無限的神，但當你有這個無限觀念的神的思維概念時，就證明了上帝是存在的。哲學上存在的唯名論為神學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而實在論則沒有給神權留下絲毫髮揮關鍵作用的餘地。在這裡我們看到，古希臘哲學的思辨進入到了宗教當中，這次它不再成為主角，而是一個輔助的手段，一種信仰上帝的路徑和工具。這個時候，哲學就成為神學的婢女。安瑟倫有句名言：除非你相信，否則你無法理解。對於啟示的，我們首先做到的是要相信，而不是訴諸理性。所以經院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結論先於事實。當我們思維一旦有了上帝，其實我們已經表明了上帝的存在，那這個存在就是一個結論的問題，這個時候你再基於基督的教義來理解。這種方式，就是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托馬斯阿奎那提出的通過啟示來把我的教條神學。這種方式，我們在奧古斯丁的花園啟示、在格里高利、安瑟倫這裡都看到過。同時托馬斯也進行了大量的類似於亞里士多德式的論證。正如羅素所說：
“我們必須記住，神學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的自然神學，它通過分析造物主、第一推動力之類的話題來論述上帝。它可以歸於形而上學。但作為基督徒……它所涉及的問題只能通過啟示來把握。”
啟示這個概念在西方神學和精神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後來的哲學家索性把理性思辨和信仰啟示兩者進行了徹底分開，理性歸理性，啟示歸啟示，對於上帝的信仰，不需要理性的相信，啟示就足夠了。這就是哲學上非常有名的“奧卡姆的剃刀”：
能減則減，紛繁無益；如非必要，勿增實體。從奧古斯丁開始到托馬斯，試圖整合理性的希臘古典時代的理性風範進入到狂熱的中世紀宗教信仰體系中，在奧卡姆這裡被一刀割裂了，這種整合沒有必要，上帝的論證很簡單明瞭，那是因為信仰的需要，把握信仰只能通過啟示。奧卡姆的剃刀，到了中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把希臘的理性思辨和神學分開，這就為後來的理性獨立和實踐不受神學的干擾，為科學的創造和思想的解放留出了巨大的空間。整個中世紀，發源於古希臘的哲學中那種人類心靈在“洞察普遍性問題時的非凡力量”被完全淹沒了，以至於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但丁，在他的神曲《煉獄》中，把那些古希臘的哲學家放在地獄裡，因為他認為他們沒有信仰。但同時但丁又為他們留出一個沒有苦難的地獄。
結語
總體而言，基督教帶給西方的影響，是在原有的理性希臘的文明基礎上，加上了唯一性的宗教狂熱。在希臘人眼中，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世界，來對抗恐懼；而在基督教中，個體的拯救必須通過對上帝的信仰才能獲得。如羅素所說：“在希臘人眼中，德行是對自己的獎賞，而基督徒則認為行善是因為上帝有此要求。”《聖經》和《理想國》，宗教狂熱和理性思考，古猶太人和古希臘人，這兩者共同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源頭，此消彼長，交替前行。理性和信仰不斷交匯，理性當中有信仰，信仰當中也有理性，這構成了西方文明精神意識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一直到今天，也依然糾纏不清。依附於這個主要矛盾的，則是我們該如何認知，是藉助於五官的感知和實踐觀察，還是相信自己的心靈直覺感受？我相信，當榮格在總結歸納人格類型時，他應該看到了西方歷史中這一最為突出的現象。事實上，宗教狂熱和古希臘的理性思考，可以看成人類內在的核心，代表著人類的兩端：情感和理智，如尼采所說的象徵熱情的酒神狄奧尼索斯和象徵理智的日神阿波羅。當然，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當代，都有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把信仰和理智進行了合理的系統調和。這種傳統從早期的經院哲學奧古斯丁、托馬斯，一直到16世紀的泛神論者斯賓諾莎、18世紀偉大的存在主義先驅基爾郭凱爾。信仰從未消失，它只是更多地進入到私人領域，而在公共事務領域，則基本為理性所管轄。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場席捲西方的啟蒙運動----理性的力量，由此開啟了近代哲學，也塑造了今天我們的文明世界。這這一章結束時，羅素總結道：“在一個關注上帝和來世甚於今生的時代，如此輕視經驗探索的結果，也很自然，文藝復興思想家再次強調了以人為中心，在這個思潮中，人的活動應該因為其自身價值而受到尊重，由此，科學探索的步伐也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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