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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心中，始終有一個“知青情結”。那是因為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還有一個將陪伴我們終生的專屬稱謂，那就是——“知青”！
朱克家這個名字，如今人們已經十分陌生，但四十多年前在神州大地上卻很“出名”。他是1969年從上海插隊到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勐侖公社勐掌生產隊的知青，到了1973年4月，突擊入黨，三個月後成了“十大”代表，並是主席團成員。時年二十三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候補委員。朱克家坐直升飛機一步登天，引起了社會極大的關注，普遍認為他有特定的社會背景。有說他是高幹子弟的，有說是某領導人外甥的，還有傳言說他沒辦入黨手續就成了候補委員，等等。在當時那個混亂的年代，確實出過很多不可思議的奇聞怪事，令人瞠目，再加上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大道消息不暢，小道消息瘋傳，各種猜疑難免沸沸揚揚。
我當時在西雙版納州宣傳部做新聞攝影工作，恰在此時，北京《民族畫報》特邀我採訪一組朱克家在少數民族地區鍛鍊成長的專題報道。面對社會上的這些傳聞，為慎重起見，我請上海媒體的一位朋友幫我瞭解一下有關朱克家的社會背景。很快得到答覆：朱克家，1950年出生在上海一個多子女的貧困家庭，其父是上海市紡織品供應站的業務員，母親是紗廠女工。1969年他畢業於上海市海南中學。同年4月，和大批上山下鄉的知青一樣，經過街道、學校和父母單位的層層動員後離開上海赴雲南插隊，沒有任何特殊的社會背景。弄清楚了這些，我便來到勐臘縣勐侖公社。公社書記知道我的來意之後，直截了當地說：“朱克家的情況我很熟悉，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上海知青，有兩件事最突出感人：一是他本來在勐掌傣族村寨的壩區插隊，自然環境、生活條件相對來說還不錯，但他主動要求到條件艱苦的愛尼族山寨落戶，在那裡做出了很多成績，受到當地群眾的歡迎與讚揚。第二件事是1972年，公社黨委根據他的突出表現，推薦他去昆明師範學院上學。這種機會，是當時絕大多數知青夢寐以求的，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棄了這個難得的機遇，決心繼續留在這個偏僻的山寨，建設新農村。這一舉動，感動了不少人。公社黨委為此整理他的典型材料，報給上一級黨委。”說至此，公社書記感到很自豪。接下來，我請書記談談朱克家的入黨經過。他從抽屜裡拿出筆記本，準確地講述著：“1973年4月27日是朱克家入黨的時間，但他當時正在昆明參加雲南省第五屆團代會，入黨手續是他從昆明回來後補辦的。”我問起緣由，他說，公社上報的朱克家典型材料很快被上海市革委會派出的駐雲南知青慰問團發現，他們出於一種責任，重新整理朱克家的材料，題名為《山寨裡最忙的青年》，報送上海市委參閱。..............不久便發表了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和《農村也是大學》等通訊，大張旗鼓地宣傳，朱克家便成為當時的新聞人物。***在佈置採訪任務時，得知朱還不是黨員，當即表示：這樣的人不入黨，什麼人可以入黨？於是，上海市委辦公廳給雲南省委打電話，雲南省委給西雙版納州打電話，州黨委給勐臘縣委打電話，縣委又打電話到公社黨委，要求迅速辦理朱克家入黨事宜。公社黨委和大隊黨支部曾打算待朱克家從昆明回來之後按正常手續辦理，但上面的督催，以命令的口吻要求當晚就答覆，書記只好代表公社黨委宣佈批准他入黨，日期就是4月27日。從上海市委打電話算起到宣佈朱克家入黨，前後通過十一個電話，總共用了九個小時的時間。
1973年，朱克家在莫登山寨小學用愛尼族語言向學生講課
我離開勐侖公社，走了三個半小時的山路，來到了愛尼族村寨－－莫登生產隊，在小學裡見到了朱克家。他中等身材，衣著樸素，白淨的面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看上去像個文弱書生。他熱情、禮貌，將我送到生產隊隊部，向隊長介紹了我的來意。隊長是個純樸的愛尼族漢子，他如數家珍，把朱克家上山後為群眾辦的好事講述了一遍，並領我在寨子裡轉了一圈，邊走邊指給我看：那是朱克家新建的小學，那是朱克家新修的水泵房，那是朱克家常為村民理髮的地方，等等。我環視四周，莫登生產隊位於半山腰，有六十多戶人家，全部是愛尼族。周邊是梯田，耕作方式尚停留在刀耕火種的狀態，比起傣族居住的壩區確實艱苦不少。隊長告訴我，解放二十多年了，至今還經受著沒文化的痛苦。寨子裡曾辦過一所小學，但請來的幾位教師受不了山寨貧窮與寂寞的煎熬，短時間後，一個個都走了，五六十名學齡兒童失學在家，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都成了文盲。朱克家來到這裡之後，才把小學恢復起來。我順便問起隊長是如何認識朱克家的，他說：“我經常下山辦理事情，途中必經勐掌寨子，朱克家所在的知青點就在寨子邊上，我常去那裡討碗水喝，休息一會兒。朱克家待人熱情、禮貌，尤其是看到勞動之餘，別的知青多是打撲克、下棋，唯有朱克家在看書學習或幫人修理收音機、手電筒……我逐步喜歡上了這個年輕人，就產生了邀他上山當老師的念頭。不久，朱克家向公社黨委提出要求，將戶口轉到莫登生產隊，上山當了教師。”
1973年，朱克家在給愛尼族兒童授課
在當地群眾的支持下，朱克家自己動手建設校舍、操場，做了籃球架和乒乓球檯。當他發現學生教材全是漢語編寫的，學生不懂，他便開始學習愛尼族語言，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就能夠和學生進行語言溝通了，從而提高了教學質量。他幫助山寨安裝了碾米機，使婦女擺脫了繁重的舂米勞動。他看到寨子旁有一條山澗小溪，便產生用溪水發電的想法，他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蒐集安裝小型水力發電的資料，學習電工知識，回到山寨後，建起了小型發電站，給山區帶來了光明。他還學會了理髮、木工、裁剪及使用縫紉機，成為愛尼山寨最受歡迎的人。隊長約我在山寨多住幾天，為朱克家多拍些照片，好進行宣傳。我看到了朱克家和群眾密切的關係。他忙忙碌碌、勤勤懇懇地和愛尼人生活在一塊，一待就是四年。他從沒談及過這裡的艱苦、貧窮和寂寞，反而覺得生活得踏實、自信和樂觀。
1973年，朱克家向愛尼族農民學習耕作技術
在那個年代進行攝影採訪，所慣用的手法是擺拍，今天看來，這些照片明顯帶有人為組織的痕跡，但照片反映的確實是真實的地點、真實的人物所發生的故事。這組攝影專題報道在1974年第7期《民族畫報》上刊發。後來每逢重大活動，我時常見到朱克家，彼此的交談中，知道這種鋪天蓋地的宣傳在給他帶來榮譽的同時，更使他覺得心虛，他清楚自己已被一個巨大的手推著往前走，想停也停不下來。對上層的真正意圖，他一無所知。畢竟，他只是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
1973年10月，朱克家在西雙版納杆攬壩農場向職工傳達中共“十大”會議精神
我和朱克家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76年4月，那時他已是四屆人大常委、中央候補委員、雲南省批林批孔辦公室副主任。我之所以去找他，是因為一樁人為的政治事件將我牽扯進去。事情經過是這樣的：1961年4月，周恩來總理視察雲南時，在西雙版納和傣族群眾歡度潑水節，邊疆人民記憶猶新。1976年元月8日總理逝世，當地群眾無限悲慟，這年潑水節到來時，我從百姓家中搜集到群眾珍藏的十五年前總理視察時的部分照片，經過翻拍，精心製作，用《周總理活在各族人民心中》作標題，在4月初潑水節到來之前，利用街頭櫥窗宣傳展出。由於潑水節和清明節只相差幾天，4月5日清明節時，北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被“四人幫”定為“反革命事件”，西雙版納州結合進領導班子的派中頭頭認為我辦的展覽是配合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要追查策劃者的動機和責任。我很氣憤，決定去找朱克家反映情況。我將事情的始末和動機向他陳述清楚後，他表示，由於時間的巧合造成了誤會，叫我放心，他會和有關人員打招呼的。此後，這件事就不了了之，沒有人再提及。我也避免了一場人為的政治災難。
1976年後，我工作調動，到山東一家媒體做記者。因工作需要，曾兩次回雲南採訪，見到不少老朋友，自然問起朱克家的情況。他們告知：粉碎“四人幫”後，朱克家成為雲南省批判的主要對象，被隔離審查。但最後處理時，考慮他犯錯誤的歷史背景，給予了寬大處理，開除黨籍，下放到恩洪煤礦當了一名掘進工，後來又到洗煤廠當工人。由於他吃苦耐勞，完成任務好，和工友的關係很融洽。1987年調該礦電視轉播臺做電工。1994年又調到該礦在曲靖的一家綜合性大廈任經理，2004年退休。在老工人的撮合之下，朱克家和一個地質隊員的女兒結婚，並有了一個女孩，生活得平靜而淡泊。他一直迴避媒體採訪，從不參加知青們的活動，絕口不談當年的那些事情。
在那個年代，朱克家經歷了一次人生的過山車。最終，從平民中走來的他，復又回到平民中去。
作者龐守義採訪朱克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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