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屬兵權和調兵遣將的信物，雖然《史記》記載過黃帝曾與諸侯“合符釜山”，但黃帝時期的兵符我們無緣得見。考古發掘發現的最早的兵符只是春秋時期的虎符。
其實，良渚文化時期成雙成對的牙骨雕有可能就是四五千年前的兵符，而《周禮》所記載的牙璋可能也並非用於祭祀山川的禮儀用玉，而是實實在在的調兵信物。當然皇上也可以親自帶兵，御駕親征，這時就沒有兵符什麼事了，不過這是小概率事件，不在討論範圍。
兵符源於春秋戰國時期，至漢代兵符發兵制度已日趨完善。我國古代對虎的形象十分崇拜，特別是在軍事上，比如在調兵遣將的兵符就用黃金鑄造一隻老虎，稱為虎符。
實際上春秋戰國除了虎符還有龍符，鷹符等，但主要還是以虎符為主。虎符傳說是西周姜子牙所發明，虎符的背面刻有銘文，分為兩半，右半存於朝廷，發給統兵將帥或地方長官，合在一起就成為調兵的信物，兩半虎符的背面各有榫卯，一一對應，就好像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一樣，只有同為一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調兵譴將時需要兩半勘合驗真，才能生效。
可是為什麼要用老虎的形象？
兵符之所以製為虎形，一般認為是老虎的威武和軍隊的形象配合。不過熊還有其他一些動物也很威武，為什麼不用他們？好吧，我承認熊有時也挺可愛的，但虎其實是王權的象徵，例如《集仙錄》有“虎旗龍輦、激耀百里”虎旗就是一種王權的表現。中國向來有老虎崇拜，最少在周武王時代虎已經和軍隊聯繫在一起，所以最後虎符會成為調動軍隊的信物。
通過例如戰國《秦杜虎符》的銘文，我們可以發現當時關於虎符應用的情況。
這個錯金虎符，是1967年在西安郊區山門口公社發現的，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高4·4釐米，長9·5釐米，厚0·7釐米，背面有槽，頸有一小孔，虎作走動形，尾端捲曲。錯金銘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土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隧之事，雖毋會符，行也。”
燔隧就是軍情緊急的意思。表明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國君掌握軍隊的徵調大權，實行憑“虎符”發兵的制度，且管理制度嚴密，專符專用，一地一符。調動軍隊五十人以上，就要有君王符命，但如有烽火報警，則不必會君符，即可採取行動。
戰國《秦杜虎符》
秦漢時期虎符盛行，不過漢朝也出現過竹使符。《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顏師古注引應劭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漢代發兵有四種信物：虎符、節、羽檄、詔書。王朝設有符節臺管理符、節、璽印。虎符要與詔書同時使用。節的使用沒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獨立作為發兵信物，表示情況緊迫，請求援助的信物。西漢中央對地方控制力強，調兵權掌握在皇帝手中，東漢地方統兵權與調兵權逐漸合一，虎符發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壞，節不斷流行起來。
漢魯王虎符
秦漢以後到宋元時期，發兵用符制一直盛行，不過兵符的形狀就產生改變。（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續集》說隋煬帝發放的是玉麟符，而唐初用的是銀兔符，這是避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爺爺的名字李虎名諱的緣故，後來改為銅魚符，武則天稱帝時改為銅龜符。
唐朝的銅魚符其實是鯉魚，採用銀兔，銅魚和銅龜為兵符是因為他們是當時的吉祥物。例如鯉魚，在中國文化中流傳深遠，從周朝把鯉魚作為名貴佳餚開始，經過秦漢、魏晉的神化和推崇，到唐朝以國律形式將鯉魚奉為國魚，成為我國崇鯉的極盛時期。北宋也用魚符，不過改成木魚符。而南宋又改成銅虎符。元代也採用銅虎符不過做成牌狀，牌的上端雕刻虎頭，稱虎頭牌。之後虎符就逐漸變成了令牌，退出歷史舞臺。
銅魚符
銅龜符
關於為什麼不直接由皇帝發詔書調動兵馬，東漢杜詩因為漢光武帝沒有設立虎符制度而上書，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奸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奸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杜詩的意思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先前發兵，只是用璽書，如果有奸邪的人欺騙作假，也無法知道。我認為軍事行動還在進行，賊人尚未消滅，從各郡國徵調軍隊，應該慎重，可以設置虎符，以斷絕奸人作惡之源。事情有複雜不可以減省的，繁費出於不得已，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單憑一張聖旨，字體到印鑑都可以仿冒，如果是兵符的話，那就是一把鑰匙一把鎖，杜絕了有人趁機作亂的可能。實際上古代調動兵馬，一是聖旨，二是兵符，缺了一項即可認定為叛亂。信陵君竊符救趙時晉鄙同學就是因為沒有同時接到魏王的命令而懷疑信陵君的，結果賠上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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