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一生的一系列“最后一次”也不同寻常耐人寻味。
最后一次访苏：为维护中苏关系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赫鲁晓夫借机向我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应我国急需的重要设备。新中国内外交困，极为艰难。
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出席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然后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刘少奇此次访苏，一方面，是要在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顾全大局，维护共产国际内部的团结，同时，还要努力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任务十分艰巨。
11月6日至8日，刘少奇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大会，并拜访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刘少奇会见赫鲁晓夫时强调：“我这次来是带着团结的希望把会开好。”赫鲁晓夫说：“好啊，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看你们的了。”
11月10日，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由于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不正常。会上，赫鲁晓夫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一封长达6万字的指责中共的信。刘少奇一方面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尽可能地改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会见了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向他们阐述了我党的立场，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12月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议最后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字。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率代表团到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地进行了友好访问。12月7日，出席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访而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在讲话中刘少奇深情地回忆起1921年他第一次到苏联的情景。他说：“当时，你们的国家处于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他们（苏联人民）却有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的决心。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1921年冬，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他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这次访问，刘少奇不辱使命，显示出他在国际舞台上驾驭复杂局势的非凡政治能力。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苏两国原本十分紧张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12月9日，刘少奇回国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不知是否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机场，毛泽东亲自为刘少奇打开车门。
刘少奇一生6次访苏，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回乡：扑下身子深入群众搞调研
到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所以,此段时日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即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研究解决当时农村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会上，刘少奇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村政策上出现的失误，指出：“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经验。”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党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
会后，刘少奇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更好地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他选择了回湖南农村老家进行调查研究。他立即坐上了从广州到长沙的列车，4月1日回到湖南。
这次的回乡调查，是刘少奇参加革命之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最后一次。
去的时候，刘少奇向随行人员专门提出了注意事项和要求：第一，要坐吉普车下去，不坐轿车；第二，要穿便衣下去；第三，不要叫我刘主席，叫少奇；第四，不要麻烦下边领导同志和群众，要自己做饭吃。中共湖南省委对刘少奇的来湘调查非常重视，对他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是来蹲点调查，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下午，刘少奇向省委要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匆匆离开长沙，前往故乡宁乡县等地调查。从4月2日到5月16日，刘少奇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村）。
刘少奇调查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开调查会、家庭访问、约人交谈、田头聊天、看望病人、实地观察、听取汇报等；刘少奇调查的对象很广，包括县、公社、大队、小队各级干部，普通党员、社员、社办工业工人，少时的朋友、熟人和亲属，还有受过处分的党员干部等；刘少奇调查内容很多，涉及农民最为关心的各项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收购和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房子问题、退赔问题、山林问题、农业手工业问题、农村商业问题、干部队伍状况问题、商品价格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等。
1961年的湖南省已经连续8年的旱情，刘少奇一行并没有先回故乡宁乡县，而是先到了长沙郊外的两个地方考察：一个是天华大队；另一个是万头猪场。长沙县的天华大队是当时全省所谓的最先进的地方，这个大队的书记彭梅秀，是全国的三八红旗手。刘少奇在那里搞了18天调查，发现天华作为长沙县最好的地方当时也吃不饱。
刘少奇在万头猪场的考察情况，更是让他惊异。实际上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少奇到所谓的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少奇随后在这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结果这样一谈家常，那些老农民什么话都说了，什么近年来粮食少了，人吃不饱了，甚至那个母猪不怀崽了……
实地考察的情况和汇报给中央的情况存在着巨大差异，令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浮夸瞒报问题的严重。为此刘少奇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回自己的家乡花明楼再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
4月初，头发花白、戴着蓝帽子的刘少奇回到阔别40年的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座谈会，听听乡亲的说法。
刘少奇第一句话“日子过得好不？”大家回答过得好。“过得好”这三个字说出来容易，让人相信却也难。
看着衣衫褴褛面露菜色的父老乡亲，刘少奇说：“我想要听真话。”他说：“同志们，将近40年没回家，这次回来了解农村情况，希望你们讲真话、讲实话。任何人都不敢打击，不敢报复。”
群众如实说：“公共食堂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吃不饱，饿肚子。”
刘少奇略作思忖，说：“食堂经营不好也可以解散。”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刘少奇将视线移向田野，他让小学老同学陪他来到了安湖塘考察。他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一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那你还能打两三百斤的谷子呢。”
李桂生实话说：“旱灾有一点不是主要的吧，我看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食堂，搞命令风，搞浮夸风，搞错了。”
刘少奇身在故乡、心忧天下，何止是炭子冲、花明楼，何止是长沙乃至湖南，在大跃进开始之初，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过不多久，以下蒙上，坐吃山空，卫星上天，人心落地。当如此严重的现实摆在刘少奇面前时，他不得不接受他放牛老乡的判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紧接着，为了深入详细了解情况，刘少奇又把一些群众请到屋里开了一次座谈会。
刘少奇首先摘下蓝布帽，向他们恭恭敬敬地鞠个躬，道歉说：“对不起大家，我40年没有回来了，回来看到了乡亲们的生活过得困难，我有责任，工作没有做好。”在刘少奇如此真诚态度打动下，群众对他说了不少掏心窝子的话。刘少奇更进一步了解到了实情。
刘少奇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可以说到了体察入微的地步。家访时，他要看看社员的坛子、罐子里有没有油盐，揭开锅盖看看吃的是什么饭。他甚至亲口尝过农民充饥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刘少奇掌握了大量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对我国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
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3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通过这次回乡调查，结合其他地方调查回来的实际情况，刘少奇综合分析思考研究后，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所谓七分人祸，主要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就是说，不是主要是天灾了。后来在1962年一二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有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还有部队负责干部，一共7118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建国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七千人大会上，身为副主席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就是要刘少奇回家乡再去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
最后一次出访：率团赴中亚三国
进入1966年，全国的政治气候出现了变化。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3月到4月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的邀请，对三国进行友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以及其他随行人员陪同访问。这也是刘少奇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
这次随行出访的摄影记者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他平时在拍摄刘少奇国事活动新闻照片时，感觉刘少奇是一位严肃、认真且严谨的首长。但是，这次杜修贤感觉到刘少奇比以往多了一些沉默，这种沉默让他有些不安……的确，杜修贤的感觉是对的，因为在刘少奇内心深处存在着丝丝隐忧。
就在刘少奇出访专机在北京机场腾空而起时，一股政治暗流正在涌动，而刘少奇很快就要被这股可怕的政治暗流彻底吞没……
专机在碧蓝的空中飞了3个多小时，下午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一般情况，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都要降落在边疆城市加油、补充给养。第二天中午，访问团离开乌鲁木齐前往第一站———巴基斯坦。刘少奇等由欢送的人群簇拥着走向飞机，刘少奇同自治区领导人握手告别后，正想登机……他突然转过身，退着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杜修贤连忙驻足，将镜头对准刘少奇依依惜别的挥手……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刘少奇最后的出访，最后的挥手。
中国代表团到达巴基斯坦已是下午。他们乘坐的汽车刚行驶到街道上，立即被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群众抬担架似的抬到国宾馆门口的。
刘少奇和陈毅脖子上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环。彩色花环映衬着的刘少奇，脸上不再是忧愁的眉结，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3月28日上午，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巴基斯坦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
4月17日到19日，刘少奇对缅甸联邦进行友好访问。缅甸联邦是刘少奇此行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与刘少奇多次相见。4月19日，刘少奇完成了出访三国的任务，挥手告别美丽古老的仰光飞回了祖国。但是，飞机没有直接飞回北京，而是降落在昆明，因为访问团在此要做一次短暂的休整，刘少奇和陈毅还想借此视察一下地方工作。
就在刘少奇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尽管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那样令人不安，但刘少奇依然按照国家主席的职责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刘少奇出访结束返回昆明后不久，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急电，速回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接到通知后，刘少奇、陈毅马上放弃到西双版纳的计划，乘车前往昆明机场。第二天，刘少奇、陈毅走进杭州会场。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北京。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十年“文革”，就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的。
可以说，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是他最后一次履行国家主席的外交职责。“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
会上，刘少奇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 ； (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66年8月5日，刘少奇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城楼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动找刘少奇谈话。
毛泽东向刘少奇问候了王光美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一一做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
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此时的刘少奇，内心似乎充满了巨大困惑与不安。他这时可能已经明白，他将被彻底打倒。但此时，他显然已力不从心，命运似乎也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上。早前与毛泽东一起，手夹香烟，镇定大气坐在藤椅上的国家主席模样，已不见踪影。此时，他与毛泽东中间，已多了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林彪。林彪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与众不同。他不谈“三面红旗”在中国实践遭遇的失败，而大谈特谈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因此视林彪为未来政治上的坚定盟友，至少可算一段时期的坚定盟友。“文革”开始后，林彪怕歩刘少奇后尘，对政事采取三不主义：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一切听毛泽东的。如果不得不走上前台，那也要尽量把自己弄得卑躬屈膝的样子才成。所以，人们看到的林彪，永远是高举《毛主席语录》、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样子。
“文革”时，刘少奇上天安门的照片本来就很稀少，而与毛泽东一前一后同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则更显珍贵。不过，他很快就不被允许上天安门，以后又遭关押，送进了监狱。
与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对话
到了1966年8月，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和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被打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刘少奇与邓小平同时身陷逆境，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对“文革”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在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见到了同病相怜的邓小平。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
邓小平说：“横直没事。”
刘少奇说：“没事，学习。”
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
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
对此，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又据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事后从王光美处获知‘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但‘有三本还没找到’，我接过来（书单）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这个回忆是对此事最为详尽的一个回忆，刘少奇当时显然对王光美有一个关于他和毛泽东会面和谈话的复述，至于毛泽东向他推荐的书，这里不是三本，而是更多的“几本书”。
令人痛心的是，刘少奇从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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