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了。老先生在文學界乃至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在此無需贅述。有人說，他的離去帶走了我們的一段人生歲月，我想，這也算不得誇張之語。一夜之間，朋友圈幾乎被悼念文章淹沒。
細細觀察一番，不難發現，在各色文章標題裡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大概是“大俠”。
當大俠，最要緊的自然是一個“義”字。如何理解這個“義”？且看《天龍八部》中的一段描寫：
段正淳低聲向範驊、華赫艮、巴天石諸人道：“這位蕭大俠於我有救命之恩，待會危急之際，咱們衝入人群，助他脫險。”範驊道：“是！”向拔刀相向的數千豪傑瞧了幾眼，說道：“對方人多，不知主公有何妙策？”段正淳搖搖頭，說道：“大丈夫恩怨分明，盡力而為，以死相報。”大理眾士齊聲道：“原當如此！”
生死之交、俠義之氣，大抵如此。這大概就是人們無比嚮往金庸所創造的武俠世界的最大原因。但我們恐怕應該認識到，文學作品，包括武俠小說不是對現實世界的機械反映。而金庸傾注在作品中的豐富想象力，毋寧說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超越和補償。讀者越是認同金庸作品中的“義”，越是說明，它在實際生活中有多麼稀缺。
有多稀缺？金庸筆下的“義”，絕不僅僅屬於男性。我們再看小龍女與楊過時隔16年後的重逢：
《神鵰俠侶》劇照。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忽覺得一隻柔軟的手輕輕撫著他的頭髮，柔聲問道：“過兒，甚麼事不痛快了？”這聲調語氣，撫他頭髮的模樣，便和從前小龍女安慰他一般。楊過霍地回過身來，只見身前盈盈站著一個白衫女子，雪膚依然，花貌如昨，正是十六年來他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的小龍女。……
過了良久，楊過才道：“龍兒，你容貌一點也沒有變，我卻老了。”小龍女端目凝視，說道：“不是老了，而是我的過兒長大了。”
人生能有多少個十六年？一對情深意重的愛侶，將本應充滿戲劇性的重逢場面轉化為淡淡的兩句對話，當真是“問世間情為何物”。在金庸的作品中，痴情男女又何止這二人？可在現實生活中的金庸說得直白：“一生只愛一個，我做不到。”他的一生，也是最好的註解。當然，作此對比，並不是為了貶低金庸先生的愛情觀，而是為了指出，文學作品到底只是一種想象性的解決方案，如此而已。
所以，在傾慕於金庸筆下大俠的同時，也該保持一份清醒。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唯有“出仕”方為人間正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是人人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所謂笑傲江湖、瀟灑來去的“大俠”，終究上不了檯面。如今，贊同金庸筆下之“義”者，不計其數。可另一邊，身處俗世的他們，腦袋裡塞滿的卻只有升職、加薪罷了。或許，這正是金庸作品的高明之處。說到底，熱愛大俠，迷戀江湖，不過是因為那裡有著實際生活中所缺少的理想主義光輝罷了。
但是，退一萬步說，大俠遍地，當真就是好事？恐怕也不見得。小說中的大俠生活在困境之中，沒有困境，就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更不會得到讀者的青睞。那麼金庸大俠們所要面臨的最大困境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血緣和身世。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誤會構成他們闖入江湖的決定性因素。
內地版《天龍八部》劇照。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更典型的例子，大概是《天龍八部》中的三位主角。段譽的生父和養父是仇人。虛竹的生父是得道高僧，生母是惡人葉二孃。他的身世之謎一解開，就重新成了孤兒。喬峰的遭遇更慘，夾在契丹人和大宋漢人之間，裡外不是人。這一現象恐怕不是偶然的。父不父、子不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穩固結構就被破壞了，個人與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也崩潰了。本質性的血緣關係是邪惡的，縱然武功高強如喬峰，又如何能與命運相對抗呢？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大俠們奮鬥的目標，就是糾正血緣和身世帶來的錯誤，重新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但是，以血緣論人，註定只能存在於前現代社會，不可能成為評價現代人的標準。在西方文學世界中，也有“俠”的存在，比方說，西部小說中的牛仔。但西部小說和武俠小說的不同在於，前者描寫的是為維護法制而展開的善與惡的較量，後者描寫的是為維護“義”而進行的復仇與反覆仇。而所謂“義”，仍然是建立在血統與身世(包括幫會)的基礎之上的，與法制沒有半點關係。可見，“大俠”的湧現，未必意味著社會的進步。
不久前，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上映。男主人公斌哥最愛把“義”字掛在嘴邊，可轉頭就狠心拋棄了為他入獄五年的女主角趙巧巧。若干年後，落魄的斌哥在那些“講義氣”的兄弟們面前，再也沒能抬起頭來。或許，把金庸的武俠小說和賈樟柯的電影連起來欣賞，才能讀懂複雜的中國“大俠”。
金庸逝世了，但他的作品仍將流傳。沒有人會否認，金庸先生是一位講故事、造人物的絕頂高手。年少時捧讀金庸小說的幸福感，絕不會隨著時光而流逝。無論何時，拿起一部金庸的武俠小說，仍能讓我們讀得津津有味。可是，目睹這麼多人把“大俠”“義氣”奉為最高級的人生觀、價值觀，還是讓我感到了一絲憂慮。(李勤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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