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重回中国怀抱。但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滩接连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等一连串绑架大案。在人们的惊恐和诅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闻发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又被绑架!
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第一绑票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钱款也最多。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荣氏企业集团拥有工厂23家,其中面粉厂14家,纱厂9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等全国各地,总资产超过亿元。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短短一年,仅其下属的申新二纱厂和五纱厂就分红5次,红利高达5000两黄金,其中半数为荣家所得。
如此庞大的财富,令多少人眼红,荣德生早已是绑票团伙的目标。作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
策划实施了这起绑票大案的是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的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将肉票劫持,是绑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
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推,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显然这些常规方法都对荣德生无效,骆文庆和袁崇杼找到黄阿宝商量。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黄锦堂入伙,此人常常花天酒地,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所乘坐车辆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冲上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和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走到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立即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并说到: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
荣德生在吃惊意外中打量着来人。他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
车上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
荣一心、唐熊源瞬间明白过来，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绑架案在上海屡见不鲜。荣家在丧魂落魄之中,第一个决定就是拿钱赎人。
但是,经过荣德生被“逮捕”后荣家两次到军警方面问讯,消息立即流传开。连企业界头号巨子都逃不了绑匪的魔爪,社会上舆情沸腾,人们纷纷议论:如此胆大包天,必有军警界参与。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危害荣德生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
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成了绑匪的刀俎之肉,商界一呼百应的社会威望在此时一无是处,只能任由摆布,听天由命了。
绑匪告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会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飘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在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这里四面无窗,不许点灯,一片漆黑,另有一老头日夜守护。关在这间小黑屋的一个月里,绑匪的财神爷荣德生被禁止大声说话,咳嗽都不允许,有痰只能往肚里咽。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
原来,警方为早日破案,监听了肯定会和绑匪联系的荣家的电话。绑匪和荣家一商定接头地点,警方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场。经验丰富的嵊县帮发现势头略有不对,就不现身,决定以信件联系。
落在绑匪手里的荣德生也在和绑匪谈判。绑匪提出赎金为200万美元,荣德生当即说,我的摊子看起来很大,但都是固定投资,没有这么多现金,如此之巨的钱款只能从下属企业提取,而下属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并非由我支配,抽走这么多钱,工厂无法运转,因此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绑匪火冒三丈,说难道你不想活了?荣德生唱起了高调,说我活着是为民众服务的,如果因为我的老命而影响员工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说着就要来纸笔写遗书,把各项事务都做了交代。
没想到肉票视死如归,绑匪这下傻了眼,可不能处心积虑忙乎半天,最后一个死人烂在手上,失去忌惮的警方必痛下杀手。于是骆文庆等换了面目,劝起他来,说事情不至于此,200万美元太多了是吧?那就100万吧!绑匪们拟好荣德生给家人的信,叫他照抄。
这封由嵊县帮拟好、荣德生要求改动而被拒绝只好照抄的信是这样的: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100万元……信中对哪个厂出多少钱都一一做了交代,语气求生心切,希望及早筹足。
绑匪将信放在亚尔培路详生饭店一楼盥洗室的水箱顶上,然后打电话给荣氏集团下属的一个厂长告知。荣家接信后赶紧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联系。
不料3天后,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再次收到两封信,一封为荣德生手迹,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以筹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否则余之老年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另一封出自绑匪之手,大肆恐吓:……令尊已沦入极为危险之境矣……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义……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之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不预也!
荣家哪敢怠慢,立即筹足50万美元,只等交钱赎人。
荣案发生近一个月,警方的侦破毫无进展,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和缉查处长程一鸣被迫辞职。此后,上海军警界精兵强将全被动员,大队人马日夜盘查。
这却苦了只求荣德生平安的荣家。荣家千方百计摆脱警方的监听和跟踪,终于和绑匪接上头,约定5月15日在蒲石路交款赎人。
这一消息却被警方侦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潜伏在接头地点。这一接头地点正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隔壁,汤公馆卫兵发现周围忽然潜伏了这么多便衣和警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汤恩伯。汤恩伯不知要出什么事情,立即调来大队人马加强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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