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雄，遗忘远比非议更可怕。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
廉州城外草长莺飞，城内人心惶惶。安南国（今越南）大臣范子仪领兵北上，在明帝国的南疆大肆劫掠，此刻正把廉州城围得铁桶一般。
大概是个傍晚时分，几名明军骑兵飞马自东而来，直奔叛军营地，即使持着使者旌旗，也有点过分的不可一世。“大明福建备倭都督指挥俞大猷有令，命尔等速速归降，否则不日天兵来到，将尔等化为齑粉。”
范子仪未必知道这个明国将领的名号，但看着使者倨傲的神情和咄咄逼人的威胁，感觉一支大军似乎随时会在山的另一边随着太阳一起突然出现，于是集结军队，解围而去。
其实此刻，那位都督指挥的水军还未调集，而廉州已经告急。俞大猷用这次劝降争取了时间。等到一个月后，范子仪率兵突入钦州的时候，这支打着俞字旗号的水军，真的出现在安南兵背后，阻截战船、连日追击，斩首一千二百级，生擒主帅弟弟范子流，最后传檄安南国“杀范子仪函首来献，外患平息。”
与帝国的多数将领不同，这位福建泉州出身的武将身上，混合着一种允文允武的气质。俞大猷幼时家境贫寒，不仅要靠亲友资助，母亲还要编发网维生，但他依然幸运地接受了文、武两方面的教育。俞大猷曾经拜王宣、林福、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儒学、《易经》及由此推演出的兵法，武学则师从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习剑（棍）术和骑射。
大海是俞大猷的主场。以福建楼船为依托，俞大猷的部队创造了骄人战绩，战浙东、平浙西、复兴化，那些不可一世、甚至威胁过帝国旧都的亡命之徒，品尝到了毁灭的滋味，上百艘倭寇战舰在火光中沉入大海，数千名倭寇葬身鱼腹…想必，那战斗的场面绝不会比若干年后东北亚海面上的另一场大战——鸣梁海战逊色半分，而按理说，俞大猷和他的“俞家军”也理应成为朝鲜李舜臣一样的英雄，成为后世人提起”抗倭”时，立刻肃然起敬的一个名字。
然而，并没有。
与俞大猷相比，戚继光大概更加意气风发。
与这个足足小他25岁的后生相比，久经沙场的俞大猷更像一条深藏的蛟龙。他在想着争取陆军一半的经费建设强大海军，在想着构筑连接海洋、海岸、内河、城镇的多层次防御纵深，在想着御敌于外的战略部署，甚至隐隐约约触碰到了改革帝国的旧有军制。
老成持重的俞大猷，在帝国体系内的另一场战争里连战连败，甚至时而一溃千里。这就是官场。
在帝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下，武官的战绩往往取决于庙堂小吏的刀笔，战将想获得晋升，就不得不依附于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委身于官场的迎来送往人情世故。年轻的戚继光应该是深谙此道的，所以哪怕他心中如何无奈，如何痛恨，在绞杀倭寇之余，他总要找到些人情、祥瑞，随着谦恭至极的书信，上达天听，在功劳簿上打上条点缀的红缨带。
而俞大猷并不如此。也许是因为儒家道德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这位性情耿直、为人正派的将领从不肯委曲求全，而只求实质性建功立业。所以有功无赏、赏赐不公、甚至被冒领军功就成了文官集团送给他的“常例”，平息安南入侵，严嵩将俞大猷的战功压下，只给了他五十两赏银，收复兴化，又是五十两赏银，非但如此，他的仕途动辄得咎，“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屈辱，四次贬官，一次入狱”。
命途多舛没有把俞大猷变成一个彻底的诗人。不管多少次被罚被贬，他都忍辱负重，光明磊落，坚持着“忠诚许国，老而弥笃”。去世前七年，他最后一次被免官，不久又获起用，最终病死任上。
他做过将军，为了保家卫国披肝沥胆，他留下了多部军事典籍，提出过保卫海疆的构想，做出过改革帝国军制的尝试，甚至试图收复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
他做过文人，戎马半生也未曾投笔，常与士人举行文会，教导他们学习《易经》，爱民爱兵如子，“为将三十年，不扰民一草一木”，以至于金门、海南百姓称其为“俞佛”。
他做过江湖高手，作为南派武学一代大家，留下了武学典籍《剑经》和一段少林授艺的佳话。
他甚至不缺历史花边，他的儿子驻防福建，被大海贼郑芝龙击败，而这个海贼的儿子之一，日后成为了名满中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但是历史正在遗忘他。
俞大猷几乎做到了那个时代价值标准下要求英雄的一切，立功、立言、立德，只是没有做到暗流涌动里要求的苟且，才让他生前事命运多舛，为文官集团打压侮辱，甚至身后名，都残存下了旧日暖阁里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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