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起嘉靖到永乐年间的名将，那么估计只要是稍微了解明朝的人，脑子里都会跳出戚继光三个字。如果再在名将前加个抗倭两个字，那估计对历史，对明朝不甚了解的人，都会想到戚继光。但是有一位和戚继光同一时期，战功卓著不下老戚的名将，却为大多数人忽视，甚至明朝官方也没有给予与其战功相匹配的地位。他，就是俞大猷，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的俞大猷。
俞大猷的战绩，简单四个字概括就是战功赫赫。他为抗击外敌从海上的入侵，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任职期间所遇到的低于的倭寇包括佛郎机（葡萄牙），安南（越南海盗），和日本的海盗集团（说白了就是倭寇）。可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而他更是募集精兵，严加选拔。而通过与倭寇外敌的不断战斗，他的军队战斗力，凝聚力不断提高，更是军纪严明。这只军队就是当时为百姓仰慕的仁义之师-俞家军。可以说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称的上是抗击倭寇的双壁。
总体吹了一波，本文下面详细的吹一下老俞具体的功绩，干了哪些对当时，对后世具有相当影响的丰功伟绩。
一、战功赫赫，汗马勋劳
俞大猷可谓是军事全才中的全才，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实践，从步战、海战到车战，从个人军事技能到阵法，从心理战术到军器克制，无一不通，不精。击溃安南入侵，扫平闽粤山贼，歼灭倭寇海盗，大败北虏骑兵，建功从南至北。
其以车战败虏之事，《俞公功行纪》记载“曾以其车百辆，步骑三千挫虏十余万众于安银堡。虏救死扶伤，追奔逐北数百里，自入寇以来，未有此衄”《明史》中亦有“乃造独轮车拒敌马。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
翁梦鲤评价俞大猷之军事业绩：
“是故北虏也、倭夷也、安南也、闽越也而四夷之守固矣；车战也、楼船也、火攻也、阵法也，而制御之术安矣；剑也、枪也、虎叉也、弓马也，而击刺之法精矣，至如料敌之明、应率之奇、荐贤之虚、服顽之裕、善后之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则称曰仁义节制之师，而孙吴所不能兼”
二、在车战器械设计上，独有心得
这前引俞大猷自述：“车制从古以来，人异其法，职平生考究，试造试用屡矣。其在大同所制者，虽有益实用，比前古不同。今在南方考究再造，登山涉水皆不碍，比之大同所制又轻便矣”已经可见。
而谭纶对车战，也特别推许俞大猷，认为自己和戚继光都不如他。在谭纶的《特荐大将讲求车战共图安攘疏》中说：
“不知今日破敌之防决非车战不可。而能尽车战之法，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而庙议顾不之许，盖缘陛下与在廷诸臣尚未深知俞大猷之为人耳。”
除了战车设计上的贡献。俞大猷在治河上的见解也相当高明。《与林碧塘书》言：
“黄河之水如何而淤，如何而通，不求其故，唯用力于堤，其在他日，淤上加淤，将遥堤之上复加遥堤乎？《神河解》因慨而作，有采而行之，则遥堤自然不筑，崔镇自然不塞”
《神河解》言：
“黄河之水奔趋不常，人以为神，愚曰：非神也，势也。神则目不可见，理不可推；势则目可见，而理可推也。……（以下言治水之理，深入具体）浊水能生积沙，清水能克积沙，以水治水，思过半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水之清浊，非高非远，千岁昼夜如斯而逝，不求其故，而归于不测之神，何哉？”
三、军事思想也多有他人所未发之创见
比如对孙子兵法所论，世人多全然信从，而俞大猷则有不少质疑。
孙武强调怒、愠在军事作战中的弊端危害，强调要克制压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而俞大猷则反言之，强调怒、愠之积极性、合理性：
“武子（指孙武）惧天下不能忍而轻于愠怒，以至于危败；吾独惧天下苟安于忍辱而遂忘乎愠怒。其弊必至于萎靡而不可收拾，又岂但危败而已。即邵子曰：‘暴君之为天下害也浅，庸君之为天下害也深’庸君类能忍，暴君类不能忍者也。害浅、害深，君子宜知所戒矣。故平王能愠怒，必能复父之仇，天下可无春秋也。威王能愠怒必不命三晋为诸侯，天下可无战国也。二君当愠怒而不愠怒，卒延天下无穷之祸。善为治者，岂可苟偷一时之安全哉？”
俞大猷非故作惊人之语，对于明代承平既久，人情习于苟安之弊，是颇有针对性的。此种思想在俞大猷著作中一以贯之。
可惜这样一位名将，因为不如老戚一般会抱大腿（张居正的大腿），搞关系，反而经常刚直犯上。因此终其一生，在明朝的官方地位都不如老戚，更不为现在广大的，不看史书，历史知识只从影视剧和地摊文里了解的人民群众熟知，实在是扼腕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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