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啓的這個學生不被冤殺,明朝會怎樣|關山遠

來源:10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週刊

作者:關山遠(新華每日電訊專欄作者)

近讀晚明史,讀到西洋火炮專家孫元化之死,不勝欷歔。

歷史不容假設,但總讓人忍不住假設:假設孫元化不死,明朝會那麼快滅亡嗎?

但歷史殘酷就殘酷在於:明末,大臣忙於黨爭,皇帝慣於猜忌,朝廷戾氣瀰漫,“圈子文化”“山頭主義”盛行,彼此毫無政治信任可言。如此政治生態下,孫元化,不得不死。


公元1632年9月7日,孫元化在北京西市被斬首,年僅51歲。著名清史專家凌力在其所著的長篇歷史小說《傾國傾城》中描寫了一個慘烈的細節:“劊子手揮刀砍下,孫元化頭血飛濺落地,十四歲的和京大叫著撲跪過去,痛哭著舔盡父親的鮮血。是神志昏迷,還是不願意父親的碧血留在這可憎的土地上?圍觀者都落了淚。”

孫元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是上海嘉定人,學貫中西,當年大明火器部隊總司令,他任登萊巡撫時,甚至組建了一支擁有27名葡萄牙人炮手的外籍軍團。古文獻學家、科技史學家胡道靜先生稱他為上海地區最傑出的三位科學家之一,其他兩位是徐光啟和黃道婆。後兩位至今鼎鼎大名,上海的徐家彙,便是因徐光啟而得名,但孫元化卻幾乎被人遺忘,怎不令人扼腕嘆息!


徐光啟的這個學生不被冤殺,明朝會怎樣|關山遠


徐光啟銅像。新華社記者 張劉仁 攝

徐光啟是孫元化的老師,老師將學生帶上西學之路,學生青出於藍,他潛心研究西洋火炮,寫出了專業著作《西洋神機》,成為明末獨一無二的火炮製造和彈道學的專家。明朝文臣武將,先是抗拒西洋火炮,等到努爾哈赤崛起,所向披靡時,他們終於發現了“神器”的厲害,屬於孫元化的輝煌時間開始了。他協同袁崇煥駐守寧遠,主張築城制炮,在著名的“寧遠大捷”中,面對驍勇無比的後金鐵騎,寧遠城頭11門西洋大炮成了恐怖的超級大殺器。《明季北略》一書記載,當攻城者密密麻麻衝過來時,大炮“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爛可數里”,後金勇士再兇悍,亦頂不過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熱兵器。

是役努爾哈赤也受了炮傷,他一生身經百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唯寧遠一城不下,遂大懷忿恨而回”,八個月後,在鬱悶中死去。而明朝文武百官則為這場關鍵勝利欣喜若狂,一門主力大炮,還被皇帝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

孫元化受得重用,逐漸高升,他領先時代的軍事思想也迅速得到實踐:其一,明軍當時有火器,但射程短,甚至比不過後金的弓箭,他主張用射程遠的西洋大炮來解決問題;其二,後金騎兵天下無敵,他主張大炮架在城上,而不是放在曠野中,堅城與大炮互相依存,發揮火器威力。被破格提拔為登萊巡撫時,造炮練兵,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他雄心勃勃,想練就一支掌握火炮、戰術先進的勁旅,收復遼東。

然而,壯志未酬,他麾下遼籍軍人發起“吳橋兵變”,連陷四城,兵臨登州。孫元化一心想招撫,卻因種種掣肘,錯過機會,結果城外的孔有德串通城內的耿仲明,殺入城來,孫元化被叛軍所執,自刎未果。他堅拒叛軍擁他為王的計劃,離開登州進京,被逮捕下獄,最終遭到冤殺。

他的死,影響了歷史進程:徐光啟拯救學生失敗,心灰意冷,從此告別軍事,不久病故,明朝造炮人才出現枯竭,武器改革遭受重創。可以說,孫元化之死,代表西方軍事專家派淡出了明朝軍隊。而後金,卻成為大贏家:1633年4月,在孫元化死去7個月後,孔有德、耿仲明在山東無法立足,渡海投奔後金,帶去了13000多人,數百艘船,最關鍵的,還有大量西洋火炮與嫻熟的火器手。這支明朝最精銳的火器部隊的叛逃,使明、金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後金如獲至寶,努爾哈赤的繼任者皇太極,親率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並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見禮”相待。這一刻,他有了入主中原的本錢。


孫元化之死,確實是明朝的巨大損失。此後,由後金改為大清國號的驍勇騎兵,用繳獲與仿製的火炮,攻城掠地,勢如破竹。入關後,在與李自成的農民軍交鋒中,火炮更是大顯神威,農民軍此後避之不及。

假如,假如有假如,假如時人多些智慧,多些寬容,多些公心,孫元化不會死。

讓他命運發生逆轉的“吳橋兵變”,堪稱“一隻老母雞帶來的血案”:孫元化駐登州(今天的山東蓬萊)時,重用遼人,但山東人卻處處排擠這些外來戶。孔有德率部出征時,沿途遭遇閉門罷市,遼兵一路挨凍受餓。到吳橋時,一名餓極的士兵搶了山東望族王象春家僕的一隻雞,家僕仗勢,鬧上門來,孔有德將搶雞士兵“穿箭遊營”,遼兵壓抑已久的憤怒被點燃,一頓拳腳,將那個飛揚跋扈的家僕打死。孔有德慌了,想花錢了事。此時群情激昂,士兵譁變在即,雙方都需冷靜。但王象春的兒子更加飛揚跋扈,不依不饒,孔有德走投無路,又受人唆使煽動,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率亂兵把王家給滅了門。

叛軍倒戈殺回登州,事情越鬧越大,但兵變之初,孔有德並非想叛亂,而孫元化也堅持用和平方式解決兵變,試圖招撫。遺憾的是,他想撫,山東同僚卻想趁機滅掉這股遼兵,出城打殺,正等招撫的遼兵吃了虧,與城內遼兵裡應外合,攻下登州城,此役孫元化的外籍兵團英勇作戰,12人戰死,15人重傷。

孫元化戰敗自刎未遂,為叛軍所俘,他在叛軍中有極高威望,對孔有德、耿仲明等也有大恩,他對叛將曉以利害,明以大義,孔有德回心轉意,請求招安。朝廷也同意孫元化戴罪招撫,發來詔書,但關鍵時刻,巡按王道純卻藏匿了詔書——他是主戰派,為消滅叛軍,連皇帝的詔書都敢截下來。結果,叛軍長時間求招安不得,又開始作亂。孫元化繼續說服叛軍,讓他回朝陳明真相,讓遼兵們等待招安。但孫元化還在前往北京路上,王道純襲擊叛軍,事態再一步擴大。

孔有德的叛軍因為掌握了大量火器,山東的明軍都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還在等著招安,最終卻等來了孫元化的死訊,他們失去了最後的希望,從此決心與大明為敵,局面徹底失控了。

其實,就在孫元化被捕入獄後,他也有機會可以不死。登州失陷時,朝中一幫人紛紛說孫元化已經反了,但他的恩師徐光啟上疏代其申辯,表示孫元化不可能反叛,甚至願以全家百口性命為擔保。徐光啟德高望重,孫元化接受審訊時,也坦露城破時曾試圖自刎未遂,在場倖存者也為他作證。

但對他的攻擊與誣陷並未停止。他們要置這位傑出的西洋火炮專家於死地,真正目標是攻擊當初力薦孫元化的首輔周延儒:“如果不是你當初堅持用他,山東怎麼會搞成這樣?”首輔是明代對首席大學士的習稱,名義上相當於宰相之職,主持內閣大政,權力最大。周延儒試圖保下孫元化,但他一手提拔上來的副手溫體仁,一直覬覦著首輔寶座。此人城府極深,為人極陰,終於等來了借孫元化攻擊周延儒的機會,怎會放過?他一改以往對周延儒的恭敬,將他和孫元化扯在一起,狂轟濫炸,說周延儒袒護孫元化,是曾收過孫元化的好處,成功煽風點火了。

溫體仁陰就陰在摸準了崇禎帝的痛點:痛恨大臣結黨營私。他一邊讓自己的“小圈子”不斷攻擊,另一方面成功地讓崇禎帝認為孫元化在朝廷有一個“小圈子”。孫元化,不得不死了。

1633年6月,周延儒下臺,託病還鄉。溫體仁如願以償,當上了首輔。此時,距離孫元化之死8個月。又過了不到半年,徐光啟溘然長逝。


歷史很弔詭:當年孫元化一心想招撫而本人也希望被招撫的孔有德,最終成了大明王朝最可怕的掘墓人之一。他最後也為清朝而死:順治九年(1652年),南明將領李定國攻陷桂林,駐守於此的“定南王”孔有德全家百餘口闔府自焚,僅有女兒孔四貞逃了出來,後被孝莊太后收為養女,封為“和碩格格”,是清代唯一的漢公主。孔有德與同樣曾在孫元化麾下的耿仲明、尚可喜,均以漢人身份被滿清封王。在投奔孫元化之前,這三人均屬於明軍另一員重要將領毛文龍麾下。 

在明末東北諸將中,毛文龍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金庸小說《鹿鼎記》中,那個會化骨綿掌的假太后,就是毛文龍之女。歷史上真實的毛文龍,也是個傳奇人物,他曾以小股部隊,在海上開創了具有戰略意義的軍事重鎮東江鎮,在與後金的戰爭中頗有戰功,一度被人稱為大明的“海外長城”。但毛文龍為人驕恣,他的結果,眾所周知:被袁崇煥殺掉了。

徐光啟的這個學生不被冤殺,明朝會怎樣|關山遠


京劇《袁崇煥》劇照。(馬海林 攝)新華社發

袁崇煥為何殺毛文龍,歷來爭議頗多。《明清戰爭史略》一書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毛文龍確係死於黨爭。”

崇禎即位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被剷除,凡與閹黨有關係的人都遭罷斥,原先受閹黨壓制的東林黨人重新被起用,執掌朝廷大權。這場政局的重大變化直接影響和波及明軍內部,引起將領之間的嚴重紛爭。袁崇煥謀殺毛文龍,火併東江,就是黨爭的集中體現。《明清戰爭史略》寫道:從黨派來說,袁崇煥屬於東林黨。毛文龍屬於閹黨,設鎮皮島後,與魏忠賢相結,多方賄賂閹黨,故得到他們的扶持,深受重用,“袁崇煥欲殺毛文龍,是得到朝廷部分大臣支持的,因而才敢下手,不經請求,擅自誅殺封疆大吏,未免失之輕率、過分。而且在與後金處於激烈交戰的情況下誅殺一方主帥,更是錯誤,其嚴重後果很快就顯露出來,這不能不說是袁崇煥一生中的一大失誤。”

毛文龍死後一年,袁崇煥遭磔刑慘死於北京,這是明末一大冤案。他的死,是後金反間計的結果,也是黨爭的結果。

還是那個陰險的溫體仁,他與毛文龍是同黨,後者源源不斷給他賄賂,結果因袁崇煥殺了毛文龍,斷了這個重要財源,因此對袁恨之入骨。袁崇煥因敵人的反間計下獄後,溫體仁連續五次上疏,以袁崇煥“欺皇上”“資敵私通”“引敵上驅”“脅城下之盟”的罪名,力請殺袁崇煥。兵部尚書梁廷棟與袁崇煥有私仇,也跳出來落井下石,終於得逞。大明自己毀了自己的長城,“明亡徵決矣”。

何等恐怖的黨爭!“長城”,“海外長城”,均毀於黨爭。後人說,明實亡於黨爭。總結得很到位。

歷史公認的是,明末黨爭從萬曆年間開始,先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一直到明朝覆亡,南明福王小朝廷的黨爭仍在繼續,“復社”與閹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鋮,鬥得死去活來。為了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往往欲置對方於死地而無所不用其極,更把國家社會利益丟諸腦後。史載朝內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尋,冰炭互角”。崇禎帝不得不長嘆:“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


崇禎帝極為痛恨黨爭,繼位後不久,就捕殺閹黨,一時讚譽四起,氣象一新,崇禎被視為明君,他自己也認為自己是明君。但為什麼他未能根絕黨爭,反而到了大明江山岌岌可危、農民軍已經火燒鳳陽明祖陵了,朝臣們仍然醉心於黨爭?

今天回看那段混亂不堪的歷史,那些死到臨頭還像鬥雞一樣互掐不已的大臣們,不由長嘆:張居正之後,明末再無政治家,只有政客、佞臣、小人與憤青。

張居正是個強勢人物,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他都能鎮得住,他死後,朝廷失去了一位強有力的權力制衡者,朝臣之間原有的矛盾不斷激化,開啟了晚明政壇的派系門戶之爭。悲劇的是,官員們能力有限,爭來爭去,都是些他們自以為重要的實際上相對於當時的種種危機並不重要的玩意兒。此時如果皇帝有大智慧,有能力很果斷,倒也能控制局面,同樣悲劇的是,皇帝平庸而又任性,甚至慫恿黨爭來拉一派打一派。

明史專家樊樹志在《朝廷與黨爭》一書中認為:明末黨爭,是制度缺陷與管理者缺陷相互激盪的產物。明代中後期皇帝缺乏實務能力,過度依賴官僚體系,一旦雙方意見衝突,官員們常以集體辭職相抗衡。在與皇帝的抗衡中,官員們找到了存在感,他們有動力將意見衝突動輒上升為觀念衝突,因此形成觀念先行、藐視實務的氛圍。只站隊,不站對,一言不合,就鬧得不可開交,黨同伐異,狂瀉炮彈。

明朝末年,國家內憂外患,不務實是很致命的。但說漂亮話、說硬話,成了官員的時尚。因為華麗的詞藻和“清流”的外衣,東林黨在歷史上的形象一度不錯,但現在越來越多人反思:東林結黨,危害無窮!

漂亮話說得很爽,硬話說得痛快,但有什麼用呢?明末著名將領熊廷弼就憤怒地抨擊過“嘴炮”們:“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鬨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鬨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他批評的是:戰場的事,不能由戰場將帥做主,卻完全聽從於遠在京城的皇帝和朝臣的無知議論與決策。

崇禎這個皇帝當得辛苦,也很失敗,他任人不專,猜忌多疑,朝令夕改,在位17年,連續換了五十任內閣首輔,多位大臣被殺:殺楊鎬,殺熊廷弼,殺袁崇煥,殺孫元化,殺陳新甲,殺熊文燦……他往往對一個大臣抱以厚望,譬如重用孫元化時,他特賜“勞臣”匾額一塊,令當地長官懸於孫家。但只要這位大臣未遂他意,有人攻擊,便會動了殺念。那些熱衷互掐的官員,深知崇禎最恨結黨,於是用此罪名,往往一擊而中,袁崇煥剛入獄時,崇禎並無殺意,只是“暫解任聽勘”,可朝廷中有人硬把袁崇煥與黨爭糾纏在一起,終於使其罪狀層層加碼,激起了崇禎心中狂怒,自毀長城,釀成大錯。

如此一來,君臣之間離心離德,官僚紛紛站隊抱團取暖,彼此之間,哪還有信任可言?政治機制自然低能,統治能力大打折扣。《朝廷與黨爭》寫道:制度缺陷與管理者缺陷形成共振,結果自然是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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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明代軍事城堡。 新華社記者 楊世堯 攝


孫元化臨死前,給三個兒子的遺言是:不要怨恨朝廷,也不要出來當官,整理遺作,報效國家。三個兒子遵從了父親遺願。後來清軍南下,孫元化的家鄉,發生了慘烈的“嘉定三屠”,他的一個兒子英勇戰死。

他的《西法神機》《經武全書》留下來了,這是中國最早介紹西洋火器、戰術的軍事著作,可惜未能引起重視。孫元化之後,再也無人懂炮學,清朝康熙帝要造炮,還得仰仗洋人。

歷史確實有太多讓人欷歔之處,最令人欷歔的,還是人性——黨爭暴露出來的固執、狹隘與私心、貪慾。大智慧,真難得。

徐光啟的這個學生不被冤殺,明朝會怎樣|關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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