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的講，民國時期中國書法發展的很強盛，主要形成了一下五大流派。
一、吳昌碩與"吳派"
吳昌碩是個資質良好，才華橫溢，既按自身條件、審美取向去接受傳統，又善於變法的藝術大師。他久寓上海，承海派之餘韻，逐漸形成自己的流派。
吳昌碩詩、書、畫、印都有強烈的個性。其書法與繪畫、篆刻，從題材、意趣、表現手法不脫文人畫範疇，而能審時度勢，賦予新意。他是職業金石書畫家，當時洋畫與其他洋貨一樣充斥市場。他要賣掉作品，必須不斷更新。既為了謀生，也為了抵制洋畫。
吳昌碩注重擴大影響，有參與意識。充分發揮、利用社團力量，社交方式等。是一位主動出擊，慘淡經營的典範人物。
吳氏收徒授藝以人品才能為重。弟子中有名門之後（如陳衡恪）、農家子弟（如趙古泥）。1913年10月（農曆九月）"西泠印社"成立後，日本著名金石書畫家河井仙部、長尾甲二人渡海來到杭州加入該社，對吳氏極為敬重，多有請教，雖未拜師，也為"吳派"在日本造成較大的輿論影響。"吳派"弟子不僅善書，也精於繪畫、篆刻。更具有傳播意義的是，其傳人在南北各地皆有較高的地位與社會影響。
二、康有為與"康派"
康有為是傑出的思想家，也是著名書法家及書法理論家。為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戊戌變法的失敗，對康有為個人而言，換來的卻是名震海內外。縱使目不識丁者或不喜愛金石書畫者，也知道他的名字。這對一個藝術流派的形成，常常產生未可限量的傳播作用。
康有為竭力倡導藝術變法康有為是位教育家。從著述等身到《廣藝舟雙楫》康氏著作，據張伯楨《萬木草堂叢書目錄》統計，經史子集四部計137種，多為理論書。這就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提高了他的書法研究與創作的品位。最重要的為《廣藝舟雙楫》，這是" 晚清最重要的書法理論專著，曾影響了整整一代書風"。
因康氏是廣東籍書法家，對50年代後的港、臺、澳與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也有一定的影響。
三、鄭孝胥與"鄭派"
鄭孝胥雖然人品不行。但他在書法上的建樹與流派的形成與傳播則另當別論。對此應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鄭氏明確"貶黜館閣書體"、"卑視晉唐格轍"，認為"師古不可盲從"等四端；主張自我創造，不拘於古人之範圍。他將古代詩學理論中的審美取向，移植、演化為書法創作的美學思想。雖沒有康有為"尊魏" 之說的強烈反響，但對流派形成與追隨者有宣揚鼓動作用。
鄭氏的弟子如趙叔雍、曹聚仁、卓定謀、曾小魯、徐志摩、李唐、鄭洪年、李家煌、林語堂、馬詩癯、趙正平以及歸納研究鄭氏書論而成《海藏書法抉微》的張謙等人。
四、李瑞清與"李派"
李瑞清的書學熔鑄古今，不偏不倚，至博且精，勇開風氣，所播深遠直至當代。除中國畫由中國教師傳授外，全請日本教師擔任，沿用西方國家學制與教學方法。開了全國美術教育之先河，飲譽國內外。為"李派"形成奠定基礎。此時尚侷限在文化教育與學術界。
在當時揚碑抑帖的形勢下，李氏力主碑帖並重，二者不可偏廢。並接受沈曾植等友人納碑入帖的建議，對帖學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自"二王"順流而下，旁擷唐宋，直至董其昌等一切行草書。後集成《清道人臨閣帖》問世，廣為流傳。
李氏認為，"大凡篆書與地理有關係，即在成周，各國有各國之風氣，故書法不同。餘欲著一書，以各國分派見。書未成，今只得以器分派。"此乃近代書法家率先立言者。
例如胡小石、呂鳳子、張大千等，雖不同科，但皆為兩江師範學堂畢業生，先後又成了李氏入室弟子；李健原是侄兒，朝夕相處，所學更多。這幾位皆久在高等學校任教，弟子、再傳弟子不計其數。
毋庸贅言，"李派"的影響主要在教育界。它的一代又一代的承傳與發展，恰好是書法藝術從文人餘事發展到學科化、體系化的有力佐證。
五、于右任與"於派"
于右任在民國時期的地位舉足輕重，是開國元老之一，身居要職，尤為關心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凡與書法有關者，事無鉅細，每必躬親，竭盡全力，實在是功高蓋世。客觀上有利於流派形成並遠播國內外。
1932年於氏在上海發起成立標準草書研究會（後為標準草書社），廣收歷代草書字跡，擬定標準，便於推廣。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刊印初版《標準草書》，每年舉行標準草書展覽一次以擴大影響。1941-1948年，《草書月刊》計出6期等。雖逐漸演變為純書法活動，但喜愛書法者，無人不知于右任的大名。
1936年6月，於氏以筆試法寫成《標準草書千字文》，先後印有10個版本廣為流傳；他為書法家、篆刻家的題字，書法論著的序跋，直至社會團體、店鋪招牌的書寫，大多為其個性強烈的書體。一眼望去，非君莫屬。
國內有劉延濤、胡公石、李生芳、周伯敏等人。在他指導下，劉延濤著《草書概論》，1943年由說文社出版；在他命意之下，劉延濤筆述《標準草書釋例》，由中華書局出版。私淑弟子不計其數。就海外而言，尤其是日本、韓國等，直到90年代依然薪傳火種，代不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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