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长征
选自《战将的足迹》
作者詹杨，詹才芳之女
特别感谢詹武提供书籍
从许世友伯伯那里归来，已有一星期了。在此期间，我除了反复阅读了他老人家的文章《解放通南巴》以外，还抓紧时间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中有关红军长征的论述，以及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许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噢！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向通南巴进军，翻越的大巴山并非指长征路上的“雪山”啊！在这时，我才算把这一概念弄清楚了。
当我还是个少先队员时，就依稀知道，在中华大地上，在中国革命史上，曾有过一次举世闻名的长征。后来，我便晓得了，我的父亲——詹才芳就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中的一员。我爱听红军长征的故事，一缠住爸爸，就让他讲个没完。我爱看有关红军长征的书，一看就撂不下了⋯⋯
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一名大学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我的专业并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是，我对中国革命史酷爱的程度，有增无减。我下决心首先要把红军的长征“搞透彻”。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各种干扰，及自己水平有限，对此问题，我始终没有“搞透彻“， 也不可能”搞透彻”。但是，我相信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颠倒与歪曲的。后来，我终于下决心请爸爸帮助我。他以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的资格，以这段历史见证人的的身份，向我叙述了他所经历的，他所知道的，有关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情况。
“我在1981年7月曾经给广州军区团以上干部作了一个题为，《党的事业将更加兴旺发达》的报告，这是我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感想。报上也登了，你知道吗？”爸爸问。
“听说了，我已找到了那份报纸，大略看了一遍。”我说，“您讲的是传统，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情况。其中，主要讲到与张国焘的斗争......”
“不容易啊！60多年来，我们党不止一次地犯错误，不止一次地受挫折。然而，党正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战胜了异己力量的破坏，在斗争中不断成熟发展、壮大。”爸爸的这番感慨，促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啊！60多年来，错误和挫折一次又一次地阻碍着我们党前进的步伐，但是我们的党，仍始终像那乘风破浪的航船，战胜恶浪，绕过暗礁险滩，不断驶向胜利的航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爸爸伸出一个手指，回答道： “首先一条，就是我们党有一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成熟的骨干队伍；党依靠这批具有坚定政治原则性的干部，战胜了各种力量的干扰和破坏。就说红军的长征吧！如果说长征是很艰难的，那么我红四方面军所经历的长征，就可谓更加艰难了。因为，我们四方面军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曲折更多、更大。”接着，他便给我讲了长征途中，朱德总司令、徐向前、刘伯承等等高级干部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情况。
1935年6 月我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 （也称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了。这两支被国民党反动派长期阻隔的红军队伍，终于会合在一起了，大家多么高兴啊！我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一方面军战友捐献慰劳品。指战员们自己打了许多草鞋，用羊毛捻成了线， 自己动手织成了毛衣、毛背心，毛袜子，送给战友们。我还亲手打了三双草鞋捐献了。我打的草鞋样子不大好看，但很扎实呐！ 仅我们三十一军，一批就送了衣服500件，草鞋1400双, 毛袜500双，毛毯100条，鞋子170双，袜底200双......我们与红一方面军在一起，开了联欢会。藏民同胞们跳起了舞，来庆贺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毛泽东还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徐向前总指挥一枚金质红星奖章呢！这是对英勇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与褒奖。
大家都说，这回可好了。两个拳头捏在一起揍敌人，更有劲了，北上抗日更有奔头了。党中央在两河口开了政治局会议。虽然表面上说服了当时想拉红军南下的张国焘，确定了北上的方针，但是，一心想夺取红军和党中央领导权的张国焘，仍然坚持他原来的计划，带四方面军向南退却。直至7 月18日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他才勉强同意北上向毛儿盖行进。
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张国焘负责领导左路军。我们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九军以及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和三十二军归属左路军。右路军由党中央、毛主席以及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带领。
右路军过了草地到达了毛儿盖。我们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过草地到了阿坝。这时，张国焘终于野心毕露，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并且不顾中央要他北上的严词责令，擅自率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退却。后来，中央到哈达铺，又等待7 天之久。可是，无论中央怎么耐心教育，张国焘仍无悔改之意，一意孤行。那时，在右路军里，有人追随了张国焘，也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等等。仍在三十一军当政委的我，在过草地时患了伤寒病，躺在担架上好几天。我们这级干部谁也不知道张国焘搞的是什么名堂。张国焘扬言不接受他的命令者就枪毙。在卓木碉，他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把毛泽东、周恩来等开除出党，并下令通缉。他还要把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南下时，虽然也打了些胜仗。但从战略上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四川是军阀主力集中的地区，数十万大军在此辗转作战，难以满足兵员、粮食和被服补给的要求，而中央红军呢？在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红军不断壮大。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大家从内心盼望与中央红军会合。
一次，我们见到徐总时，他谈到了自己的苦恼。他再三申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红军本应由党中央统一领导。这次，好不容易盼了会合，结果又分开了......”
我们下面的干部们也逐步认识到张的路线不对头。我与周纯全私下议论，“看来，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咱们再这样下去，就要走上绝路了。”周纯全也说： “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让张转过头来，否则，对红军太不利了。”
朱总司令在张国焘南下成立“第二中央”后，经常耐心劝导张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个整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这是我们红军内部的事，大家要冷静，找出解决的办法，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也反对分裂，望张看清形势，改变做法。后来，他虽然被张调到了‘红大’，但仍积极地给下面的干部做工作。
从红一方面军调来的干部更是对张不满。陈伯钧找张谈话，呼吁团结，反对分裂。朱总司令一面反对南下，一面想到，部队既然已经南下了，就应以大局为重。首先要打开战局，寻找立足生存之处。他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他边规劝张国焘，边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下定决心，在逆境中，朱老总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一切从爱护红军出发。他是我们的好总司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了绥崇丹懋战役之后，又打了天芦名雅邛战役。结果，以我军百丈(地名)决战失利告结束，使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一仗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在那时，我们正夹在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夹金山的附近。漫山皆白，地冻三尺，这是真正的雪山。有许多人冻、饿成疾，甚至丧命......
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北上，朱总司令、徐向前、刘伯承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的帮助，党中央对他的严厉批评，以及共产国际加紧敦促，这对张国焘形成了压力。他不得不于1935年6月6日宣布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公开提出向北转进，创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张国焘进行了九个多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终告失败。
红四方面军再一次过雪山——夹金山北上。我们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合。然后，通过草地经卓克基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北上途中，遇到无数自然界的险阻。有波涛汹涌的河流，终年积雪的大山，人迹罕至的草地，还有很多险峻的关山要隘。红军不仅要和困难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而且要忍受连续行军、作战、粮食缺乏，衣裳单薄带来的饥饿、寒冷、疲劳等困难。
毛主席在《长征》这首诗中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红军就是以这样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在过雪山时，我们穿着单薄，顶着寒风的侵袭行军。山上积雪最深的地方有十几丈，一不小心掉下去，就没法爬上来；忽儿狂风四起，推倒千年积雪，行走十分困难；忽儿冰雪铺天接地扑来，想躲也无处躲，打得浑身酸疼。山顶空气十分稀薄，呼吸非常困难，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有许多同志晕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前进......
我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有个年近50岁的炊事班长，是四川苍溪县人。他于1933年秋天，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参加了红军。在过夹金山时，狂风欲把他背在身上的行军锅吹去，他说什么也不肯松手。他想：这口锅关系到多少人吃饭的问题，它正是我手中的武器，我可不能把它丢下啊！于是，他死死地抓紧锅沿......狂风把他连人带锅腾空掀起，然后又狠狠地甩下......等到战友们赶到，他已被万恶萧杀的狂风卷进了深深的雪窝。人们呼喊着他的名字。他，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老红军战士，长眠在雪山上了......
草地的情景更加恶劣，那里一望无际，满目荒凉，杂草丛生，水草有毒，人踩在上面，软绵绵的，稍不留神，或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来。草地中心地带，时风时雨。忽儿漫天大雪，忽儿冰雪骤下。夜间里，寒风刺骨，宿营时，大家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遇到夜雨，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只好咬紧牙关，忍饥受饿地站在深没过膝的泥潭里，度过漫长之夜。我们这是第三次过草地。每个人带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在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中，没有粮食，大家就用草根、野菜充饥，有的还吃起了煮皮带。把皮带先用水泡了， 再煮，煮软了就吃。人称煮皮带“这道菜”为“水煮黄牛肉”。
长征中，广大指战员越是在艰苦危险的时候，阶级友爱的精神越是突出。战斗时，紧密配合，互相掩护，在征途上，互相搀扶，走不动的，生病的，大家抬着他们走。许多人不顾自己饥饿、生病，争着让粮食、抬担架，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了。历尽艰难险阻、曲折复杂的斗争，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结束了。
在百丈一战，四方面军伤亡近万人。史力生就是在战斗中惨死于沙场的。他是我从湖北黄陂木兰山附近带出来的一个红小鬼。参军时才11岁，是个孤儿。他曾给我当过警卫员。后来，留在九军二十七师。他从班长、排长、当了连长。战斗中一起带领全连奋勇杀敌，子弹打光了，就展开了肉搏战。他的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拉火索将手榴弹拉响，冲向敌群。结果身体给炸成了几段。他牺牲时还不满18岁。最后，他的连队只剩下了4 个人，我后来见到有人转来的他的遗物——一顶军帽，一顶被弹片击成千疮百孔的军帽。我看见它，心情很悲痛，想到他这样年轻，就为革命而牺牲了。从而，更加深了我对敌人的憎恨！同时，我也对这次战斗的失利感到痛心，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更加愤恨。
在丹巴、懋功地区，十冬腊月里有许多人因雪崩而亡，还有许多人得夜盲症，甚至冻饿死在雪地。我们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多次过雪山，来来回回，在这些人不常出现的地区，拉锯似地远征，使得广大干部战士非常疲劳。有的战士发牢骚，说，“快回到党中央身边吧！我们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张国焘这个野心家把大家坑苦了。但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我们的干部战士是党培养起来的，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为了党的事业，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为了党的事业，任何艰难困苦，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我望着爸爸那双深邃的眼睛在闪光，那是一种刚强、坚毅的目光......那目光在告诉我一个事实： 长征时，自然条件的恶劣吓不倒红军。任何艰难困苦，当然包括那激烈的战斗，更有那殊死的路线斗争，同样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取胜而告终。
——作于1992年春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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