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掀開民國畫壇的歷史，不難發現：南京曾經是國民政府的首都，幾乎雲集了各地最著名書畫家、美術教育家，有的買畫為生，有的在大學從事美術教育，柳子谷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不僅買畫，而且在大學任教，聲譽極高，與徐悲鴻、張書旂合稱“金陵三傑”，並有南張（指上海張大千）北徐（指北京徐悲鴻）中間柳（指南京柳子谷）之譽。那時，柳子谷作品非常搶手，價格也非一般藏家能問津，特別是抗戰以後，聲譽日隆，作品價格動輒以黃金兩計，價格直逼張大千。而這樣一位傳奇書畫大家卻在解放後銷聲匿跡，著實讓人唏噓不已。今天，民國“金陵三傑”中的徐悲鴻名正位顯，家喻戶曉、當之無愧，柳子谷和張書旂卻被嚴重低估，值得後人思考和研究。（附圖1、2）
柳子谷先生像
提起柳子谷，恐怕當今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比較陌生。記得1981年，早已揚名國際的畫壇巨匠、旅居臺灣的張大千得知老友柳子谷居住在山東濟南，於是專門託香港“山東同鄉會”友人來濟南探望子谷並索畫，這讓當時很多人感到十分驚訝和不可思議，他究竟和張大千什麼關係？一位享譽國際的畫壇巨匠會託人專程來濟南看望默默無聞柳子谷並索畫。同樣，2年後，也就是1983年，劉海粟夫婦應山東有關部門之邀來濟南作客，當時請求召見的人眾多，但劉老首先想到人就是柳子谷，於是，他提出第一個就要見子谷，這又讓很多人百思不解。劉老夫婦約見子谷時，當場贈條幅一幀：“青山不老松長翠，雪壓霜欺只枉然。”子谷後送劉老《竹雞圖》，題詞：“畫祝海翁老師長壽。”原來比柳子谷大五歲的劉海粟是柳子谷20年代在上海美專學習時的老師，劉海粟對柳子谷才華和人品非常欣賞，記憶猶新，特別是在三四十年代柳子谷在畫壇的聲望一度超過了老師。而張大千則是民國時期多年好友，1933年柳子谷第一次在南京辦展時張大千就專門同高劍父、梅蘭芳等名流從上海趕來南京觀展、買畫、捧場，兩人時常切磋畫藝，互贈畫作。柳子谷晚年平反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愛國一家”欄目還專門播發了柳子谷撰寫的文章《懷念畫師張大千》。
柳子谷《枯木逢春枝葉舞》 鏡心，尺幅67×44釐米（2011年龍騰雲祥89.6萬元成交，上款張大千）
柳子谷84年畫給海粟老師《勁竹 》鏡心（2013年江蘇聚德4.6萬元成交，上款劉海粟）
“金陵三傑”同名不同命
在民國畫史上，南京有“藝術之都”之稱，在近現代也是中國藝術的大本營，特別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呂鳳子、張大千、高劍父、徐悲鴻、張書旂、柳子谷、徐志摩、聞一多、謝無量、胡小石、顏文樑、傅抱石、呂斯百、陳之佛、潘玉良、蔣兆和、丁衍庸、龐薰琴、孫多慈、宗白華、王商一等畫壇名流都曾雲集南京。其中徐悲鴻、張書旂、柳子谷三人走得最近，關係最密切，這三人中徐悲鴻（1895—1953年）年齡最大，比張書旂（1900—1957年）大5歲，比柳子谷（1901—1986年）大6歲，柳和張是1924年上海美專同學，張高一年級，柳和徐訂交於1926年汪仲山主辦的任伯年畫展上，後常切磋畫藝。三人中徐悲鴻是老大哥，見識最廣，二十年代徐已遠涉重洋到過很多西方國家，還在法國跟名家學過繪畫，1923年徐以三十件作品參加法國畫家春季沙龍，深得好評。徐回國後已是藝術界大佬，在藝術界聲望極高。
柳子谷1927年定居南京，任職於南京中央特委會，後子谷受聘出任上海美專教授、南京美專國畫系主任、教授。徐悲鴻1928年居南京，並應南京江蘇大學（中央大學的前身）之聘，兼任該校藝術教育專科美術教授。之後，柳常去徐悲鴻主持的中央大學美術系講學、示範，1929年張書旂應徐悲鴻之邀由福建廈門赴南京中大擔任教授。至此三人居住一地，志同道合，意趣相投，他們經常合作遣興。不久“金陵三傑”享譽大江南北。當時徐悲鴻以畫馬揚名，家喻戶曉；張書旂以花鳥尤其是畫鴿著稱，有“任伯年第二”之稱；柳子谷以畫竹名世，有“竹聖”、“板橋第二”之譽。難能可貴的是，這三人在共寓南京將近十年的期間，一方面活躍於畫壇書界，另一方面又以繪畫和友情相互往還，相互切磋，彼此影響。有專家認為：就品格情操而言，他們三人皆為高風亮節、光明磊落；就繪畫藝術而論，都稱得上成就卓著，各領風騷；而他們的私交，又情同手足，勝似管鮑；這種現象史上實不多見，有幾件事頗能反映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南京，徐悲鴻、張書旂是柳子谷家的常客，談藝論道，甚至各自的婚姻家庭都是他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可以說，他們的交情很深。徐作為老大哥，對柳和張多有提攜關照，對柳和張的藝術更是不吝讚美之詞，如徐悲鴻曾贊子谷《雨竹》“畫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尋思”；還稱其畫法“突破了古人的窠臼，推陳出新，是一大創造”。徐在中央大學擔任校長時，常請子谷到中央大學講學。而張書旂1949年到美國後，擔任了加利福尼亞等大學教授，當時國內政局動盪，張鑑於柳的作品在海外銷路不錯，希望柳也能來美到大學任教。同時，張大千也介紹柳赴臺灣去任教，為此柳子谷曾召開家庭會議，考慮再三，婉言謝絕，毅然留下來迎接祖國的新生。由於柳子谷在民國時期擔任過國民黨專員、縣長，特別是他的作品在國民黨黨、政、軍、商有很高的聲譽，為此，柳長期被監管。1950年，經馬寅初推薦，赴東北大連任中學教師。1952年柳想為抗美援朝籌款，與朱鳴岡、羅叔子聯展書畫義賣，結果被中止。好友徐悲鴻此時為中央美院院長，當他得知柳在大連中學任教時，即由北京發函給大連有關部門，邀子谷赴中央美術學院講學任教，但此函被有關領導扣下，從此柳銷聲匿跡。1957年張書旂從美國致函子谷：“弟病已人膏肓，此生回國已成絕望，至感痛苦！所能引為欣慰者，近來病中編寫《畫法入門》及《翎毛集》兩書，現已脫稿，對後學掌握技法多少有點幫助，不日連同《書旂畫集》寄回國出版，作為弟在世一番對祖國最後一點貢獻也。《書旂畫集》盼為寫序。”辭懇意切，但當時柳因政治環境不允許，對此囑託未能如願以償。
1953年徐悲鴻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58歲；張書旂1957年在美國寓所去世，未能葉落歸根，享年57歲；柳子谷1986年在濟南去世，享年85歲。張徐都只活了50多歲，應屬英年早逝，而柳子谷儘管活到85歲，但後半生的經歷相當坎坷，他長期被監管，文革又遭受衝擊，家屢次被抄，柳本人被關進牛棚，“四人幫”倒臺後，他與夫人甚至蝸居七八平米的小屋長達12年之久。實際上柳也是帶著諸多遺憾離開了人世，如因政治環境所迫他無法完成好友張書旂所託——為《書旂畫集》作序；好友徐悲鴻去世時，他當時又沒有資格去參加他的追悼會，看他最後一眼；晚年想與老友張大千見上一面也是遙不可及……所以，“金陵三傑”用“同名不同命”來形容恐怕是再恰當不過了。
民國畫壇輝煌永載史冊
柳子谷為江西玉山縣人。常自號“懷玉山人”。出身於一箇中過秀才的郎中家庭，母親早逝，由祖母撫養，幼即讀書習字，愛繪畫，常臨摹《芥子畫譜》。由於他天賦很高，10歲即能繪梅、蘭、竹、菊“四君子圖”，一次為鄰村財主作畫，得酬銅元百枚，並獲“神童”之譽，畫名亦漸聞全鄉。1919年他考入南昌中學，一邊讀書，一邊自修繪畫。20年代初，南昌有兩個少年藝術家名聞一時，一個是擅篆刻的一師學生傅抱石；一個便是擅繪畫的南昌中學學生柳子谷。1924年柳子谷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就學於呂風子、劉海粟、黃賓虹、潘天壽、謝公展等諸名師下，校外拜汪衝山、程璋、馬企周為師，畫藝大進。1926年柳子谷因學業優異，提前從上海美專畢業，後投身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藝術宣傳員。
1928年柳子谷定居南京，開始了職業畫家的生涯。那時，《中國畫第一屆美展作品選》、《上海古今名畫選》等畫冊相繼收錄了他的作品。1929年參加了由鄭午昌、張善孖、謝公展、王師子、賀天健、陸丹林、孫雪泥等發起的“蜜蜂畫社”，為第一批社員。1933年，江北發生水災，柳子谷曾義賣畫竹百幅，收入全部賑災，為此柳氏獲“急公好義”錦旗一面。1934年柳子谷在南京中央飯店舉行畫展，一時盛況空前，海內社會賢達名士紛至沓來。馮玉祥、于右任、何香凝、蔡元培、陳樹人、經亨頤、柳亞子等人紛紛在柳先生的畫作上題詩作賦，遠在上海的好友張大千、高劍父、梅蘭芳等藝術界的大腕專程也趕來祝賀，全部展品不到5天便被訂購告罄。同年，《藝風》（月刊）所載《中央黨部書畫展覽的觀感》一文指出：“中國畫以柳子谷的作品最為精彩……”。1935年《子谷畫存》第一集出版，于右任先生作序，謝公展題寫書名。
1936年元旦，柳子谷與南京名媛韋秀菁女士結婚，婚禮在南京飯店舉行，經亨頤、邵力子證婚，當時，蔡元培、陳樹人、經亨頤、柳亞子、張大千、徐悲鴻、張書旂等各界名人送來賀詩、賀書、賀畫琳琅滿目，飯店老闆在徵得柳子谷的同意後，書畫延期撤走五天，並打出畫展廣告，成為別具一格的“賀禮書畫展”，從中可以看出那時的柳子谷佔盡風光、出盡風頭。以後，柳輾轉於南京美專、上海美專任國畫系主任、教授等職。
30年代末柳還應張治中之邀，在湖南湘西的綏寧、通道兩縣當了近兩年縣長。子谷感到當官不如賣畫自由 自在，於是就借張治中離任之際，主動辭去縣長職務，繼續以賣畫為生。40年代柳子谷在各地多次舉辦個人畫展，由於柳子谷在畫界聲望極高，所以黨、政、軍、商的上層人士及柳子谷好友都會親臨祝賀捧場，且作品銷路十分好，價格動輒數百上千大洋。據陳大羽等老畫家回憶，四十年代中後期，柳子谷的畫價在南京可謂傲視群雄，售價之高已與畫壇盟主張大千不相上下。
1947年他被收入《中國美術年鑑》。1948年李宗仁得知柳子谷的作品多年來在黨、政、軍、藝、商的上層人士中頗有知名度，競相收藏，得之為快，便及時親臨展覽會，訂購了非賣品以外的全部展品，用以答謝支持他競選副總統的國大代表。由此可以看出柳子谷當時在中國畫壇的影響。據筆者獲悉，民國時期，柳子谷憑藉手中這支筆，養活了一大家子人，那時他家有保鏢、管家和傭人等，這在當時畫家中也是極其罕見的。
1935年于右任為子谷畫集寫序言
1935年上海畫展盛況（上海《申報》、《新聞報》等眾多報刊發表柳子谷畫展新聞）
柳子谷《松林雅集圖》 立軸 （2015年匡時國際無底價起拍，成交價29.9萬元）
柳子谷1933年作《 千巖松雲》 立軸 設色絹本 （2014年上海工美47.1萬元成交，估價5—8萬元）
柳子谷1934年作 《江邨削嶺圖》 立軸 （2003年上海崇源3.3萬元成交）
藝術地位和價值有待重估
柳子谷的藝術修養十分全面，有“詩、書、畫三絕”之譽。柳早年曾臨摹過不少古代的名跡，人物、山水、花鳥無所不涉、無所不精。其藝術風格秀麗清新，詩情畫意、雅俗共賞。他的山水，在繼承南宋馬遠、夏圭的基礎上，廣泛吸收元、明、清諸家，又揉合了某些西洋畫法。其山水作品強調質感、層次，突出意境、情趣、氣勢，自成風格；柳的人物畫主要以傳統形式為主，師法任伯年、吳友如，人物造型典雅、意趣盎然；他的花鳥以竹、蘭、松最精，尤其是柳子谷的竹子獨樹一幟，標新立異，別開生面。蔡元培曾稱其“畫竹聖手”。柳子谷的書法也很有特色，擅長行書和魏體，結體舒郎自如，拙巧兼至，風神透逸。誠如於右任先生所說，柳先生的書法與他的繪畫作品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構成了一個意味雋永的藝術整體。
對柳子谷的藝術特點和成就，八九十年代國內外一些媒體曾作過報道，許多業內人士也曾呼籲畫界去挖掘和研究柳子谷的藝術。山東省在1985年（柳去世前一年）為了搶救柳子谷的藝術拍攝了專題片——《柳子谷的繪畫藝術》。1986年柳因病去逝，江西玉山縣為弘揚柳子谷藝術建立了“柳子谷紀念館”。近期，筆者通過對柳子谷藝術的研究，深感柳子谷的藝術成就很高，突出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筆墨當隨時代”。柳子谷自上海美專畢業後，在藝術創作上始終緊扣時代脈搏，可以說柳子谷一生藝術創作同國家的命運緊密內地結合起來。早在北伐時期，他在軍中就創作了《雪中從軍圖》，當時擔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還題詩一首：“萬里長征人，懷才意不薄。於斯風景中，合賦從軍樂。”1933年江北水災肆虐，柳先生曾赴災區體察民情，毅然創作了《水災圖》、《流民圖》、《忍聽哀鴻》等作品，對處在危難之中的百姓表示了極大同情。以後，柳又創作《閘北劫後》、《還我河山》、《戚繼光抗倭》等愛國主義題材。50年代末，為了歌頌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柳子谷與青年畫家滿健合作，費時3年，創作了巨幅長卷《抗美援朝戰爭圖卷》。60年代初他又深入農村，創作了巨幅《山村新貌》。這些不僅是反映生活、針砭時弊、謳歌時代的優秀作品，而且為後人留下了不朽的經典之作。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美術界對柳子谷這兩幅鉅作都沒有作很好的研究和宣傳。
柳子谷1935年《戚繼光將軍像》
柳子谷、滿鍵1957年—1959年合作《抗美援朝戰爭圖卷》局部
1985年1月19日上午柳子谷與滿健將27.5米《抗美援朝戰爭畫卷》捐獻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代表
柳子谷1960年作《山村新貌》局部
二是柳的畫竹，中西融合，工寫兼備，最見精神，最見個性。在技法上，柳子谷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滲以西法，追求西畫中的明暗法和立體感。他畫竹時中鋒、側鋒並用，一筆出去，通過水墨濃淡的的滲化，便有陰陽之分，光感很強，這種畫法與前人明顯不同。他的墨竹，蕭蕭有聲，其竹幹遒勁挺拔、頗具骨力；竹枝富有彈性，柔韌勁健；竹葉造勢奇險，千變萬化。從而達到了爐火純青、遊刃有餘的境地。有評論家說，柳子谷的蘭竹既保持了鄭板橋等人清勁挺拔的特點，同時又有俊俏優美和極強立體感和空間感，這是恰如其分的。在題材上，柳子谷什麼竹都能畫，在種類上如毛竹、水竹、扶竹等數十種竹；同時又以風、晴、雨、雪、月、露、雲、霧等形式表現出來，再與山水、花鳥蟲魚等巧妙搭配，開創了自古以來畫竹的一代新風。那“成組竹葉”與“散片竹葉”的有機結合；那竹林的深度、煙雨的溼度、積雪的厚度及竹竿本身的圓潤、華滋、剛柔都能表現淋漓盡致。從中可以看出柳子谷對畫竹下過苦功。據柳子谷家人回憶：柳早年為了畫好雨竹、雪竹，常常站立在雨雪中專心致志地觀察寫生。在東北大連時，為畫好雪竹，雙腳凍腫了也全然不知。如果說宋代文同以“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成就了畫竹第一次高峰；清代鄭板橋以眼中之竹、自然之竹、胸中之竹成就了畫竹第二次高峰，那麼柳子谷以竹喻人、以人喻竹，達到竹人合一成就了畫竹的第三次高峰。他的老師劉海粟則讚譽“子谷畫名遠揚海外，其竹雞無人可比”；國學泰斗蔡元培曾題句：“堅貞君子節，正直古人風。”評價之高，由此可見。（附圖14、15、16）
柳子谷1964年作 《墨竹圖》 鏡心（2014年嘉德4.6萬元成交）
柳子谷《 高風亮節 》立軸
柳子谷《竹子紅綬》立軸
三是柳子谷的繪畫理論很有建樹。柳子谷不僅精通詩書畫印，而且對繪畫理論也有相當的研究，像李苦禪、王雪濤、陳大羽等眾多著名老畫家在解放後都曾與柳老切磋過繪畫技藝，許多精闢的論述至今對廣大中青年畫家仍有很強指導意義，限於篇幅筆者摘取若干：
在談到形與神的關係時，他主張形似與神似統一。他曾說：“好畫一定要神形兼備，形似難，神似更難，形神統一則難上難”。
對繪畫技法，柳子谷主張繼承和傳統相統一。他說：“畫本無定法，所謂要‘從有法到無法’，就是指在學習、繼承前人傳統繪畫方法的基礎上有突破，有創新，從固有的模式中跳出來，走自己的路，獲得我法，自成一家。‘有法’是為了‘無法’，‘無法’則來自‘有法’。”
在談到畫的格調時，他說：“畫之格調高低，應視藝術價值高低決定；藝術價值高低，應視藝術客觀效果大小決定。今某些人以“雅賞”為格調高，“雅俗共賞”為格調低，是以藝術客觀效果小者（即“雅賞”）為藝術價值高、格調高；反以藝術客觀效果大者（即“雅俗共賞”）為藝術價值低、格調低，此不通之至也。”
對繪畫題材，柳子谷認為在內容上應突出時代的氣息，反映現實，貼近生活，這樣才能感染人、教育人。這些精闢的論述連同他留下的《書法函授教材》、《子谷畫竹》、《子谷畫八哥》等教學課稿很值得我們後人細細地體會和學習。
縱觀柳子谷先生的一生與藝術，筆者時常感慨萬千，特別是柳先生在解放後的消失與埋沒，不僅是二十世紀中國美術事業的一大損失，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的一大悲哀。尤令人遺憾的是，在海內外市場上，柳子谷書畫作品一直沒有被藏界和文博機構重視，迄今作品價格過百萬元的鳳毛麟角。為此，筆者不止一次地捫心自問——難道民國藏家、藝術評論家眼光有問題？
筆者認為：20世紀中國畫壇“金陵三傑”是不可缺席的人物，其中柳子谷及其作品的不可替代性決定了他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應有地位，相信隨著人們鑑賞水平的提高和對柳子谷藝術價值的認識，時間會公正柳子谷的藝術地位，市場會公正柳子谷作品的價值，讓我們拭目以待！
閱讀更多 半文傳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