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成為了今年第一部、也是近年來十分罕見的，豆瓣評分破9的國產電影。
電影無疑是成功的。它所指向的話題也十分宏大——電影通過一個真實案件改編的故事，將“低價仿製藥”與“高價正版藥”之間的價格落差，以及“海外求購救命藥”所導致的法律衝突、倫理衝突與道德衝突，深刻而尖銳地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所有爭議都可以歸結為一句天問：當身患重病之時，如果存在一種能夠救命的特效藥物，價格應該定在多少，才合適？
一種是基於“保護知識產權”的定價——畢竟逐利慾望是創新動力的源泉，藥品研發是一項前期投入多、沉沒成本極高的，回報和成效卻不確定的高風險行為。通常而言，新藥能否經受療效考驗和市場考驗，成與敗的比率大概是1：10。因此研發藥物，說是“九死一生”絕不為過。“創新”絕對是個大概率賠本的買賣。
因此，藥企一旦研製出革命性的、療效極佳的、攻克疑難雜症的新藥，通常都會設置極高的專利門檻，以高昂的定價來抵償其他藥物研發失敗所消耗的成本。這便是正版特效藥物之所以“貴得離譜”的原因之一。
但另一種則是基於“道德倫理”的定價，認為應當把藥物價格定在“每個患者都能消費得起”的水平，畢竟生命是無價之寶——如果“吃得起”和“吃不起”之間，純粹就是一條生死相隔的天塹，那麼製藥和售藥方出於商業利潤，人為設置比藥品造價高出許多倍的售價，勢必也會面臨道德的詰問和輿論的譴責。
這就是個多重抉擇困境——法、情、理互相交纏，互相沖突的時候，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義的？
如果我們深入到全球的製藥產業鏈內部，關注數十年來原研藥與仿製藥之間複雜的恩恩怨怨與法律衝突。我們就會發現，印度人民今天之所以能夠享用“廉價仿製藥”，背後可能付出了非常駭人的代價——這代價可能不是金錢，而是另一批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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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稱，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格列衛，2001年第一次被引入中國至今，格列衛的價格一直是23500元（人民幣，下略）/盒，一盒一個月，一年就28萬多元。而香港的則要便宜一點，每盒18000元左右，在美國定價為13600元，韓國為9760元每盒……在中國出售的價格“全球最貴”。而在印度，則是另一個極端，印度版格列衛價格僅為800—1000元/盒不等。
同樣的救命藥，在印度是“平民價”，在中國則是“天價”——這不得不令人炸毛抓狂。
很多媒體寫手將印度廉價仿製藥產業發達歸因為政策支持、法律支持、市場支持，為當地政府面對歐美藥企大鱷的強硬態度和議價能力叫好。但這些討論無一例外地選擇性隱去了一個關鍵事實：
歐美藥企在默許印度研發“山寨藥物”的同時，也在以當地民眾為“小白鼠”進行人體藥物實驗。
印度民眾抗議瑞士製藥公司的高價藥
印度不僅僅是“救命藥”的廉價生產工廠，同時也是一座盛產活人“小白鼠”的試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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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網站“今日俄羅斯”曾報道，2005年以來，印度政府放寬了“藥物試驗”限制之後，幾乎默許了歐美等各大藥企在印度民眾身上直接進行療效測驗的“特權”。這些“人體小白鼠”，覆蓋人數多達60萬—80萬不等。據統計，7年內至少導致2644人在“實驗”中喪命。
參與“試藥”的“人體”，通常來自於印度的貧困階層——在許多歐美藥企大鱷看來，這個擁有全世界最多赤貧人口的國度，簡直就是一座試藥標本的富礦。
這些位於種姓制度低端等級的“賤民”，只需要很少的報酬就能引誘他們以身試險，體內被注入各種風險未知、副作用未知的藥物——
這樣的“實驗”，法律風險實際上也非常低——因為參與實驗的印度“賤民”們，大多屬於文盲階層，他們看不懂“試藥協議”中如同“天書”一般的法律條款，也不知道“試藥”會給自己的身體帶來什麼樣的永久性傷害。
他們只知道只要乖乖配合，可以“領一些錢”，即使出現用藥事故，這些“賤民”也不知道如何打官司，如何使用法律武器捍衛自身權益。
因此，“頭腦簡單”的印度低種姓人群，首當其衝地成為了最新藥物的實驗對象。《印度時報》曾於2013年報道稱，在2007至2013年年間，約有2600名印度人死於藥物臨床試驗中。
還有報道稱，2005年至2012年間面向印度人群的475項試藥項目中，僅有17項新藥通過檢查。而因試藥死亡的人數則達到2644人，此外還有12萬多例由新藥副作用引發的其他事故。
為了極端壓縮實驗成本，這些國際巨頭醫藥公司也不會賦予試藥者什麼“人權”和“尊嚴”。比如《印度斯坦報》曾報道，印度中部小城塞瓦格拉姆的公立醫院裡，中風診室的病房裡放著8張平板床，水槽漏水，牆上滿是水漬。病房中放著兩臺老掉牙的機器。醫院的電力經常中斷，有時醫護人員要靠手機的背景光來照明。這個“寒酸”的小房間卻被德國某著名製藥公司選中，作為它預防中風的新藥的臨床試驗總部。
“死去一些人，造福另一些人”——這就是研製新藥所必需承擔的代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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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印度之所以獲得“仿製藥”的生產特權，獲得相應的議價資本，與眾多當地民眾在“試藥實驗”中“犧牲”有必然的聯繫。但這至少打開了一個視角——隱性的利益交換和“潛規則”，藥企與政府的某種“默契”，並不是空穴來風的陰謀論。
2013年1月，由印度最高法院推動，呼籲對印度國內臨床藥品實驗進行約束，擬製定相關法規，並由印度衛生部長親自監管臨床藥品實驗。然而弔詭的是，這次萬眾期待的“嚴打”很快就被打臉了。
數據顯示，2013-2015年僅僅兩年時間，印度就有1335人死於臨床試驗。隨著新藥研發週期的加快，這條“死亡曲線”也正在變得越來越陡峭。
當然，作為全球醫藥兩大巨頭之一的瑞士諾華製藥，也從未放棄過對印度本土“正版”市場的明爭暗奪。
上海張江諾華製藥研發中心
從2006年起，諾華公司就向瑞士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對印度藥物專利法的“常青條款”提出異議，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終於在2013年結案——諾華敗訴。
當時，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表示，這是里程碑性質的判決，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貧窮病人而言，是一重大勝利。
一位醫藥相關從業人員表示，藥企大鱷與印度政府“扳手腕”，為何最後雙方只能屢屢達成“維持現狀”的妥協效果，其幕後內情也值得玩味——首先，藥物的上市必須要以人體實驗的數據為依託，而在全球範圍內，歐美製藥公司很難找到一個像印度這樣人口資源極其豐富、維權風險又極低，優勢條件得天獨厚的“人體實驗場”；
第二，許多發達國家的民眾，也都曾通過印度廉價仿製藥獲益，比如在美國，正版格列衛也要13000元（人民幣）一瓶，而美國人均收入僅為5萬美元/年（摺合人民幣33萬元）一年下來，也要吃掉一個美國人大半年的收入。因此大多數發達國家並沒有強烈的動機去施壓干預印度仿製藥。
第三，諾華屬於瑞士企業，而瑞士雖然物產豐饒貿易發達，但在發達國家共同體中，經濟政治話語權卻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這種種的現實因素交織之下，印度這片遠離現代文明中心的土壤，終於開出了一朵盛產山寨藥物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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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醫療資源分配這個問題上，更是如此。
在《我不是藥神》的最後結尾處，影片提到“格列寧（片中治療慢粒白血病特效藥的化名）已經被納入醫保，再也沒有人吃盜版藥了。” 與其說，這句話道出了片外的現實，不如說這是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2015年，據《北京晨報》報道，多地已將抗癌藥格列衛納入醫保，最高可報銷80%。報道稱，許多參保患者每年服用格列衛的花費僅為4000—30000元不等。對於多數慢粒患者而言，這樣的費用已經可以承受。
但醫保改革畢竟是個系統工程，醫保藥物目錄的增刪，勢必會引發一連串的蝴蝶效應。2016年，《中國青年報》以《媒體曝多地醫院拒收醫保病人》為題進行評論報道，各地也頻頻曝出“醫保限額”的相關新聞。
另外，“格列衛”作為慢粒特效藥物，只是對其中一類或數類患者管用，所能覆蓋的患者群體不過10餘萬人，而中國癌症患者總數於2017年已經突破1400萬人。比慢粒患者人數多出140倍的癌症群體，如何通過醫保受益，如何再避免“因病致貧”的悲劇，將是未來更嚴峻的挑戰。
這個世界並沒有誰是“救世主”一般的“藥神”——人類只能推動科學進步與合理分配，進行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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