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幕後「藥神」FDA

解密幕后“药神”FDA

走進門時,是互不相識、毫無關聯的陌生人;當審核過後,走出FDA的大門,審查成員和藥企卻成了利益攸關的雙方。這就是《Science》所謂的FDA“旋轉門”。《Science》在官網連發兩篇文章,抨擊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FDA)背後“匪夷所思”的交易,揭開了全球最公正、最權威的新藥審批機構FDA的另一面。

解密幕后“药神”FDA

01

“遲到的利益”

《Science》在調查報告中講述了一名曾經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國陸軍士兵,因為“藥物混合中毒”於2011年去世,這些藥物中就包括 AstraZeneca公司最暢銷的抗精神病藥物Seroquel。在Seroquel被批准上市前,由於曾有過類似心臟死亡的記錄,兩名FDA審查委員會顧問曾糾結是否給出同意牌,但因為AstraZeneca極力聲稱這只是最壞情況下的最小概率,最終Seroquel獲得批准上市。

上市後臨床應用證據顯示,心臟猝死問題是真實真是存在。2011年,FDA要求增補Seroquel嚴重不良反應標籤中應當添加警示“心臟猝死”嚴重不良反應。

FDA與AstraZeneca公司的而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根據《Science》披露,在隨後的幾年中,不少FDA的審查顧問收到了來自AstraZeneca及其競爭對手的財政支持,最大的一筆流向了曾經參與審查的心臟病專家Christopher Granger,分別是6300美元來自AstraZeneca,130萬美元來自競爭對手。

這種隱藏在FDA審查之後“遲到的利益”絕非僅此一例。根據《Science》對2013年—2016年間美國聯邦“公開支付”網站的記錄進行分析後發現,107位在此期間參與FDA新藥審查的專家中,有40人後來從新藥製造公司或其競爭對手那裡獲取了超過1萬美元的資金,其中有26人事後獲得的資金數額超過10萬美元,更有7人獲利逾百萬美元。

02

高標準的證明

8年前的7月,在馬里蘭州的某酒店,由8名審核人員(7名醫學專家和1名患者代表)組成的審核團隊,正在審核一種心血管方面的新藥。這一組審核人員所做的事,是FDA幾十個審核團隊的日常。

一直以來,作為最權威的國際醫療審核機構之一,FDA執掌著全美甚至全球的健康命脈。通過FDA認證的食品、藥品、化妝品和醫療器械等產品,被公認為是對人體有效且能確保安全的產品,是品質與效果的最高標準證明。

FDA評審人員在藥品審批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負責整理遞交資料和數據,向評審專家委員會提供證據或按照FDA的規程做出是否批准上市的決定。

FDA的高聲譽來自於美國嚴格的新藥審批制度。當一個化合物通過了臨床前試驗後,需要向FDA提交新藥臨床研究申請,以便可以將該化合物應用於人體試驗。如果在提交申請後30天內FDA沒有駁回申請,那麼該新藥臨床研究申請即被視為有效,可以進行人體試驗。所有臨床方案必須經過機構審評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uew Board,IRB)的審查和通過。每年必須向FDA和IRB 彙報一次臨床試驗的進程和結果。

每一項新藥在上市之前,經過多次動物及人體臨床試驗安全後,才能正式向FDA提交新藥申請。期間FDA的審查委員會審核全部的實驗數據,以及藥品的代解機制數據,並且會進行實地考察,從公司資質到產品生產流程每一個環節都要經過嚴格提問。

一旦FDA批准新藥申請後,該藥物即可正式上市銷售,供醫生和病人選擇。但是還必須定期向FDA呈交有關資料,包括該藥物的副作用情況和質量管理記錄。對於有些藥物FDA還會要求做第四期臨床試驗,以觀測其長期副作用情況。

03

評審員的去向

為了避免身陷與醫藥企業的糾纏,FDA也有一套嚴格的審查程序,以避免財務關聯。在聘請的新藥評審顧問時,會審核他們是否與醫藥公司存在財務關聯度,要求顧問小組成員提前披露其與製藥公司的財務關係,且必須證明所提供信息的真實和完整性。

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專攻美國研究的副研究員劉向東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稱:“FDA這個制度是完善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偏差,並不意味著這一套制度就是有問題的。”

《Science》稱,“事後付費”模式很少被發現,這就讓醫藥公司有機可趁。《華盛頓郵報》曾報道,2012年,製藥商們花在美國消費者身上的費用僅30億美元,而據估計直接面向醫療專業人士的營銷費用高達240億美元,是前者的8倍。

就FDA本身而言,一方面設有嚴格事前審查機制,但對於事後評審委員的去向卻很少把控,他們在評審後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如“跳槽”去醫藥企業工作。2016年BMJ一份研究顯示,9年間在 FDA 從事血液腫瘤學藥物審查的55名僱員中,共有26名選擇轉行,而其中15名就職於生物製藥行業,或為其提供諮詢服務。

現任局長Scott Gottlieb自己也“深陷藥企的關係網之中”,上任前曾長期擔任醫藥公司和生物醫藥企業的顧問和董事會成員,還曾是生物醫藥風投公司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的合夥人。有分析認為Scott Gottlieb可能成為FDA史上與業界聯繫最緊密的局長。

FDA的這道“旋轉門”意味著權力和利益的博弈,正如BMJ論文合作者、俄勒岡健康和科學大學血液腫瘤學家Vinay Prasad所說的:“當你離職後的頭號僱主坐在你對面時,你就不會成為一個嚴格的管理者。”

04

提速的審批

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的肆虐,FDA嚴格的審批制度被迫“提速”。在此之前,一個公司通常需要花費5億美元資金,用 12到15年的時間才能將一個新藥從試驗室走入市場。

此後,FDA的新藥審批時間一縮再縮,從1987年的33個月迅速降到1992年的19個月,而到了1996年部分藥物的審批時間只需10周。目前,FDA有四種新藥審批通道,包括加速審批(1992)、優先審批(1992)、快速通道(1997)、突破性療法通道(2013)。

劉向東向北京商報記者介紹,由於美國專利制度的保護,醫藥市場上的藥價較高,而很多仿製藥難以上市。特朗普上臺後,繼續推行放鬆監管的政策,要求FDA加快新藥審批速度。FDA與特朗普政府達成一致立場,試圖通過醫藥市場內部的競爭來壓低價格。

FDA現任局長Scott Gottlieb曾提出,FDA對藥物療效和安全性過於追求統計學意義的確定性,給新藥上市帶來阻礙;相比新藥,已經通過審批的老藥競爭不夠,使得仿製藥開發成本從過去的1百萬美元升高到現在的2千萬美元。

據統計,1993年到1996年,FDA批准上市的藥物有1.6%最後因為安全問題被下架;而到了1997至2000年,FDA批准的藥物有5.3%被召回;再到2012年,全年就有價值5億美元的問題醫療設備退市。

隨著新藥審批的加速,越來越多的新藥排隊候審,這對FDA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戰。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從1992年開始,FDA推出了《處方藥使用者付費法案》,此後不斷完善鞏固,並繼續推出《仿製藥使用者付費法案》、《醫療器械使用者付費法案》等,使用者付費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幫助FDA完成期保護公眾健康和推動醫療創新的使命,這些費用能夠補充FDA的資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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