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
我们总是容易被生活的洪流推着走，也很容易在柴木油盐的琐屑中向现状缴械，日复一日得过且过。
我们总是容易被太多的欲望所俘虏，也很容易在索求无度的执迷中掏空了自己，疲惫不堪了无生趣。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无须烦闷，那也许说明，你很特别，也活得洒脱。
（1）生活已然这么难，还要用力活狠狠爱
多年前，我在报社做国内版的责任编辑，这个活，不需要出去采访，但需要下午上班、晚上熬夜。
下午上班途中，我常常经过一个城中村。村南路边一个破旧的小院里， 住着一个五十来岁被人们称为“收破烂的”的人，白天总见他骑着三轮车，或外出收废品，或吃力地蹬着满车的废品回来。他的饭似乎经常是青菜面条，就偎在乱糟糟堆满垃圾的院门处端着那么一大碗，破旧的衬衣半敞着，于嗡嗡乱飞的苍蝇中低头挑筷，吸溜吸溜两大口，然后仰头大口嚼着，一脸的平和和满足。
事实上我对他本来是无感的，反而因为他的满院废品，更因为他院子紧邻的垃圾堆腐烂的臭味和漫天的苍蝇，常常在经过时加快了步子。晚上城中村没路灯，我下夜班时一般不抄近路走这里，但有天晚上回来得早，习惯性地又从这里路过，远远便听见悠扬的二胡声。
走近他的院子时，但见他正坐在院中一个长板凳上，一把二胡放在腿上，左手指尖按弦，右手执弓拉奏，动作娴熟，姿态自然。我听不出是什么曲子，只觉得旋律既质朴舒展又跌宕生姿，弦上似有一泓清泉，流淌有声，明澈有形。
我不由大为诧异，悄悄驻足。院内白炽灯昏黄的光倾泻在他背后，随着他拉弦时头与身的投入摆动，光影忽明忽暗地映在他脸上，似无表情，又似有万千情绪，与飞扬的弦音和四周斑驳的夜色融在一起，倒也相映成一副充满岁月质感的画。
就在此时，两个村民路过，一人说：“拉得怪好听哩!”另一人扭头瞄了一眼，颇为不屑地说：“一个收破烂的还天天晚上拉，有啥用？不当饭吃，不当钱花!真是另类!”两人脚不沾地地走了，唯留我一人聆听和叹息。
白天再见他时，依然是骑着三轮车为一家生计奔忙(据说他靠买卖废品供养老家的父母和两个上学的孩子)，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不会关心也不会知道，这个看起来邋遢的男人，会在幽暗的夜色中拉出那么动听的声音。但于我而言，那夜的二胡声穿透命运的卑微，让我看到了一个于拮据生活中仍不失情怀的灵魂。
几年后，这个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中消失，我自此再未见过他，但无论他生活何地，处境如何，有二胡相伴，再黑的夜也会有一抹亮色吧。
前些日子，公公回了趟老家后，再次提起乡下那位近过七旬的老人，说对方又提起想通过我向报社投稿的事。老人一生坎坷，读过高小，通晓诗文，但年轻时因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娶亲，还因写匿名信提建议被冤判入狱数年。直到中年时，他才与一名带着孩子落难到村的外地女子组成了家庭。虽一生清贫，至今吃着低保，但老人一直热爱文化，农闲之余常四处跑着找报纸看，也时常动手写剧本和戏词。
我不知道他写有多少东西，更不知文字质量如何，但在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作的乡下，在人人念着如何从地里“刨金”如何去打工挣钱的村野，他的所作所为让他成为村里一个被不少人戏称为“神经病”的另类。
“我知道你们报纸不要戏词和剧本，但他一见就说想投稿，神神叨叨的。”公公嘟嚷着。问及他是否真的如村人所说“精神不正常”，公公认真想了想说，“他肯定不是神经病，就是爱读诗，爱写。”也是，一个年过七旬的乡里人，一个至今不得不为生活在地里刨食的老农民，有点闲工夫不是带孙不是唠嗑不是打牌却在那儿写写划划，与乡间众多留守老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不被视为另类又是什么？
我不由筹划着什么时候见见他。70多年的时光，也许正是诗文和创作撑着他度过漫长的贫困和沉寂年月，即使曾家徒四壁，箪瓢屡空，想必他荷锄戴月而归时，也会因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而忘了疲累和孤寂吧。
余华的《活着》中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世界并不完美，生活已然有那么不容易，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为难自己，努力把另一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2）生活已如此枯燥，何不自己追寻美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私人诊所，看病治病的是位女医生，丈夫不知道有无工作，但常会在诊所帮忙抓药。
诊所生意不错，每天里面都有不少人，看病的，买药的，打点滴的。我也在这里看过诸如感冒上火之类的病。渐渐地，我发现女医生过得很不容易，每天六七点开门，晚上一直熬到最后一名打点滴的离开往往都十一点多了。
诊所里有时同时有多人打点滴，这个得配药，那个要拔针，还有需续水，女医生还没忙完这些，外面又来几个人候着等看病。她一天需要来回走动很多次，所以总忙里偷闲捶一下腰；她一天需要和病人说很多话，所以她的嗓子一直嘶哑着；她一天忙得脚不沾地，所以她吃饭极无规律，有时忙得顾不得吃，有时累得吃都吃不下去。有一次，她妹妹过来，感慨说姐姐好几天都是只吃一顿饭了。
生意这么好，自然赚得多，但女医生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极为悭吝。去年春节前我在她那里打点滴，有个会抓药的熟人来买药，看他们太忙便留下帮了一会儿忙，离去时，女医生的丈夫说什么都不肯收他的十元钱药费。熟人推辞不过便拿着药走了。此后女医生一直小声埋怨丈夫，丈夫先是不吭声，最后被激怒了，掏出十元钱扔在女医生面前说：“好好好，这个钱我给你！”
然后就是，她的外甥女假期来帮过忙（小姑娘会抓药，也会拔针），因为马上到新年，忙乎几天后小姑娘便一心想去买新衣服。但诊所太忙，女医生不想让小姑娘去逛街，便托人在对面的万德隆超市为小姑娘买了一件仿呢料的大衣。小姑娘倒不挑剔，拿到衣服忍不住就穿上了。女医生不知道是心疼钱还是对外甥女这么爱臭美不满，嘟嘟嚷嚷指责外甥女不懂事，只知道玩手机买新衣。诊所人多，小姑娘脸上挂不住，一怒之下哭着把衣服脱下走了。（那是个开朗的小姑娘，隔了一天便又来帮忙了）
别的诊所大年二十九后便不开门了，但女医生的诊所一直开到大年三十傍晚。她说自己过年要歇几天，但事实上大年初二她便又开门营业了。我听见她偶尔抱怨太累，但我知道，她已把自己整个人揉碎砸烂融入到诊所生意中，她的丈夫，她十来岁的儿子，也陪着在日复一日的诊所忙碌中消耗着时光。
与她截然不同的，是我认识的一名名中医。
因早年一个采访后我们虽相识多年，但彼此往来却少。我对他的认识，仅限于他医术非常好、找他看病的人非常多，以至于对他诊室外一排排清晰标明是他著述的书籍直接选择了“无视”。他也从不多言。直到不久前见到他，一向平和的他居然有点激动，说起我国首部《中医药法》额手称庆，感叹不已。我不由动了写写他的念头，并为积累素材，习惯性地在网上搜搜关于他的报道。结果出人意料，除了零星的专家介绍和学术书籍外，竟未搜出一篇关于他的人物报道。
于是，认识多年后，我们第一次坐下来认真交谈了几个小时。事实上，他不仅是某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导师，还在20年间耗神费力写了二十多部与张仲景相关的书籍；他的像册内，与政界相关领导、与国外人士的合影也比比皆是……在医疗服务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在各类“包装”屡见不鲜的当下，这些，哪个不是他足以大肆“炒作”和炫耀自我的资本？但他偏偏没有。舆论场中，他竟是“隐士”般的存在，只是谦卑地以“民间普通中医人”自居。
不仅如此，交谈中，他还充满感慨地聊起南阳城中一些民间文化人，充满敬意地说起他们所做的种种，再满怀遗憾地说起他们中谁谁的病叫人忧心。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他满怀尊敬的民间文化人前来看病时，他不肯收费，只“因为对他们满怀敬仰之心”，收钱对他来说竟成为“一种人格的污辱”。
这俨然又与个体医疗机构的经营理念相悖。一个有着精湛医术的人，不是一心一意利用技术挣钱，却时不时地关门外出讲课、讲学，费心耗神地带徒带研究生，潜心学术研究写书出书，甚至免费为他所敬仰的文化人治病，如此率性而为，不仅与我们小区门口的女医生所为大相径庭，在街头林立的其他个体医疗机构中显然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更何况，他不是全天候出诊，他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他也不是每天都出诊，周日便是休息日。
林语堂说：“一般人不能领略到尘世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了。”生活本身是枯燥的，倘若活着只是为了挣钱挣地位，那么我们收获的只有焦虑和疲惫。狠命过度，往往活得苟且沉重。
拉二胡的人、于贫顿中写文的老人，还有那位名中医，如果按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似乎是非主流之外的另类。但我觉得，“另类”在此绝非贬义，它甚至早超越了“另类”的内涵，却可以无限地延伸入生活的“情怀”。
情怀，无关身份，无关贫富，更远离了功利得失。有了情怀，生活可以一面艰难，一面淌诗；也可以一面乏味，一面有歌。有了情怀，身处困顿而不觉得生无情趣，身处富贵而不失赤子之心，人生仿佛有了另一种可能，有了另一个通道，有了另一层追求和深义，不为世俗所困，不为人情而扰，或以慰小我，或惠及大众，处低不陷颓废，居高不觉清冷，任众声喧哗，始终听得到内心的召唤。“不忘初心”，大概就是如此吧。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无须烦闷，那也许说明，你很特别，也活得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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