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
我們總是容易被生活的洪流推著走，也很容易在柴木油鹽的瑣屑中向現狀繳械，日復一日得過且過。
我們總是容易被太多的慾望所俘虜，也很容易在索求無度的執迷中掏空了自己，疲憊不堪了無生趣。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成為別人眼中的“另類”，無須煩悶，那也許說明，你很特別，也活得灑脫。
（1）生活已然這麼難，還要用力活狠狠愛
多年前，我在報社做國內版的責任編輯，這個活，不需要出去採訪，但需要下午上班、晚上熬夜。
下午上班途中，我常常經過一個城中村。村南路邊一個破舊的小院裡， 住著一個五十來歲被人們稱為“收破爛的”的人，白天總見他騎著三輪車，或外出收廢品，或吃力地蹬著滿車的廢品回來。他的飯似乎經常是青菜麵條，就偎在亂糟糟堆滿垃圾的院門處端著那麼一大碗，破舊的襯衣半敞著，於嗡嗡亂飛的蒼蠅中低頭挑筷，吸溜吸溜兩大口，然後仰頭大口嚼著，一臉的平和和滿足。
事實上我對他本來是無感的，反而因為他的滿院廢品，更因為他院子緊鄰的垃圾堆腐爛的臭味和漫天的蒼蠅，常常在經過時加快了步子。晚上城中村沒路燈，我下夜班時一般不抄近路走這裡，但有天晚上回來得早，習慣性地又從這裡路過，遠遠便聽見悠揚的二胡聲。
走近他的院子時，但見他正坐在院中一個長板凳上，一把二胡放在腿上，左手指尖按弦，右手執弓拉奏，動作嫻熟，姿態自然。我聽不出是什麼曲子，只覺得旋律既質樸舒展又跌宕生姿，弦上似有一泓清泉，流淌有聲，明澈有形。
我不由大為詫異，悄悄駐足。院內白熾燈昏黃的光傾瀉在他背後，隨著他拉弦時頭與身的投入擺動，光影忽明忽暗地映在他臉上，似無表情，又似有萬千情緒，與飛揚的絃音和四周斑駁的夜色融在一起，倒也相映成一副充滿歲月質感的畫。
就在此時，兩個村民路過，一人說：“拉得怪好聽哩!”另一人扭頭瞄了一眼，頗為不屑地說：“一個收破爛的還天天晚上拉，有啥用？不當飯吃，不當錢花!真是另類!”兩人腳不沾地地走了，唯留我一人聆聽和嘆息。
白天再見他時，依然是騎著三輪車為一家生計奔忙(據說他靠買賣廢品供養老家的父母和兩個上學的孩子)，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不會關心也不會知道，這個看起來邋遢的男人，會在幽暗的夜色中拉出那麼動聽的聲音。但於我而言，那夜的二胡聲穿透命運的卑微，讓我看到了一個於拮据生活中仍不失情懷的靈魂。
幾年後，這個城中村在城市的發展中消失，我自此再未見過他，但無論他生活何地，處境如何，有二胡相伴，再黑的夜也會有一抹亮色吧。
前些日子，公公回了趟老家後，再次提起鄉下那位近過七旬的老人，說對方又提起想通過我向報社投稿的事。老人一生坎坷，讀過高小，通曉詩文，但年輕時因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娶親，還因寫匿名信提建議被冤判入獄數年。直到中年時，他才與一名帶著孩子落難到村的外地女子組成了家庭。雖一生清貧，至今吃著低保，但老人一直熱愛文化，農閒之餘常四處跑著找報紙看，也時常動手寫劇本和戲詞。
我不知道他寫有多少東西，更不知文字質量如何，但在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耕作的鄉下，在人人念著如何從地裡“刨金”如何去打工掙錢的村野，他的所作所為讓他成為村裡一個被不少人戲稱為“神經病”的另類。
“我知道你們報紙不要戲詞和劇本，但他一見就說想投稿，神神叨叨的。”公公嘟嚷著。問及他是否真的如村人所說“精神不正常”，公公認真想了想說，“他肯定不是神經病，就是愛讀詩，愛寫。”也是，一個年過七旬的鄉里人，一個至今不得不為生活在地裡刨食的老農民，有點閒工夫不是帶孫不是嘮嗑不是打牌卻在那兒寫寫劃劃，與鄉間眾多留守老人的生活相去甚遠，不被視為另類又是什麼？
我不由籌劃著什麼時候見見他。70多年的時光，也許正是詩文和創作撐著他度過漫長的貧困和沉寂年月，即使曾家徒四壁，簞瓢屢空，想必他荷鋤戴月而歸時，也會因想起“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而忘了疲累和孤寂吧。
餘華的《活著》中說，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世界並不完美，生活已然有那麼不容易，但至少，我們可以選擇不為難自己，努力把另一面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2）生活已如此枯燥，何不自己追尋美好
我們小區門口有個私人診所，看病治病的是位女醫生，丈夫不知道有無工作，但常會在診所幫忙抓藥。
診所生意不錯，每天裡面都有不少人，看病的，買藥的，打點滴的。我也在這裡看過諸如感冒上火之類的病。漸漸地，我發現女醫生過得很不容易，每天六七點開門，晚上一直熬到最後一名打點滴的離開往往都十一點多了。
診所裡有時同時有多人打點滴，這個得配藥，那個要拔針，還有需續水，女醫生還沒忙完這些，外面又來幾個人候著等看病。她一天需要來回走動很多次，所以總忙裡偷閒捶一下腰；她一天需要和病人說很多話，所以她的嗓子一直嘶啞著；她一天忙得腳不沾地，所以她吃飯極無規律，有時忙得顧不得吃，有時累得吃都吃不下去。有一次，她妹妹過來，感慨說姐姐好幾天都是隻吃一頓飯了。
生意這麼好，自然賺得多，但女醫生留給我的印象卻是極為慳吝。去年春節前我在她那裡打點滴，有個會抓藥的熟人來買藥，看他們太忙便留下幫了一會兒忙，離去時，女醫生的丈夫說什麼都不肯收他的十元錢藥費。熟人推辭不過便拿著藥走了。此後女醫生一直小聲埋怨丈夫，丈夫先是不吭聲，最後被激怒了，掏出十元錢扔在女醫生面前說：“好好好，這個錢我給你！”
然後就是，她的外甥女假期來幫過忙（小姑娘會抓藥，也會拔針），因為馬上到新年，忙乎幾天後小姑娘便一心想去買新衣服。但診所太忙，女醫生不想讓小姑娘去逛街，便託人在對面的萬德隆超市為小姑娘買了一件仿呢料的大衣。小姑娘倒不挑剔，拿到衣服忍不住就穿上了。女醫生不知道是心疼錢還是對外甥女這麼愛臭美不滿，嘟嘟嚷嚷指責外甥女不懂事，只知道玩手機買新衣。診所人多，小姑娘臉上掛不住，一怒之下哭著把衣服脫下走了。（那是個開朗的小姑娘，隔了一天便又來幫忙了）
別的診所大年二十九後便不開門了，但女醫生的診所一直開到大年三十傍晚。她說自己過年要歇幾天，但事實上大年初二她便又開門營業了。我聽見她偶爾抱怨太累，但我知道，她已把自己整個人揉碎砸爛融入到診所生意中，她的丈夫，她十來歲的兒子，也陪著在日復一日的診所忙碌中消耗著時光。
與她截然不同的，是我認識的一名名中醫。
因早年一個採訪後我們雖相識多年，但彼此往來卻少。我對他的認識，僅限於他醫術非常好、找他看病的人非常多，以至於對他診室外一排排清晰標明是他著述的書籍直接選擇了“無視”。他也從不多言。直到不久前見到他，一向平和的他居然有點激動，說起我國首部《中醫藥法》額手稱慶，感嘆不已。我不由動了寫寫他的念頭，併為積累素材，習慣性地在網上搜搜關於他的報道。結果出人意料，除了零星的專家介紹和學術書籍外，竟未搜出一篇關於他的人物報道。
於是，認識多年後，我們第一次坐下來認真交談了幾個小時。事實上，他不僅是某中醫藥大學研究生導師，還在20年間耗神費力寫了二十多部與張仲景相關的書籍；他的像冊內，與政界相關領導、與國外人士的合影也比比皆是……在醫療服務領域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在各類“包裝”屢見不鮮的當下，這些，哪個不是他足以大肆“炒作”和炫耀自我的資本？但他偏偏沒有。輿論場中，他竟是“隱士”般的存在，只是謙卑地以“民間普通中醫人”自居。
不僅如此，交談中，他還充滿感慨地聊起南陽城中一些民間文化人，充滿敬意地說起他們所做的種種，再滿懷遺憾地說起他們中誰誰的病叫人憂心。令人驚訝的是，一些他滿懷尊敬的民間文化人前來看病時，他不肯收費，只“因為對他們滿懷敬仰之心”，收錢對他來說竟成為“一種人格的汙辱”。
這儼然又與個體醫療機構的經營理念相悖。一個有著精湛醫術的人，不是一心一意利用技術掙錢，卻時不時地關門外出講課、講學，費心耗神地帶徒帶研究生，潛心學術研究寫書出書，甚至免費為他所敬仰的文化人治病，如此率性而為，不僅與我們小區門口的女醫生所為大相徑庭，在街頭林立的其他個體醫療機構中顯然也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更何況，他不是全天候出診，他有正常的上下班時間；他也不是每天都出診，週日便是休息日。
林語堂說：“一般人不能領略到塵世的樂趣，那是因為他們不深愛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無聊了。”生活本身是枯燥的，倘若活著只是為了掙錢掙地位，那麼我們收穫的只有焦慮和疲憊。狠命過度，往往活得苟且沉重。
拉二胡的人、於貧頓中寫文的老人，還有那位名中醫，如果按常人的標準來衡量，他們似乎是非主流之外的另類。但我覺得，“另類”在此絕非貶義，它甚至早超越了“另類”的內涵，卻可以無限地延伸入生活的“情懷”。
情懷，無關身份，無關貧富，更遠離了功利得失。有了情懷，生活可以一面艱難，一面淌詩；也可以一面乏味，一面有歌。有了情懷，身處困頓而不覺得生無情趣，身處富貴而不失赤子之心，人生彷彿有了另一種可能，有了另一個通道，有了另一層追求和深義，不為世俗所困，不為人情而擾，或以慰小我，或惠及大眾，處低不陷頹廢，居高不覺清冷，任眾聲喧譁，始終聽得到內心的召喚。“不忘初心”，大概就是如此吧。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成為別人眼中的“另類”，無須煩悶，那也許說明，你很特別，也活得灑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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