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熟知的歷史教育中，我們經常能被灌輸不少讓人熱血噴張的古代科技奇觀。比如：
“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私塾教育、政教分離等創舉讓古代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歐洲賴以快速崛起的四大發明都是自中國傳入。”
“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6世紀，中國的科技和經濟發展一直遠超西方。”......
這些結論長期以來都被當作常識，也被不少人所竭力宣傳。儘管這些理論從誕生到現在，還不到80年！
早期國際學界只對中國古代農業比較認可
在20世紀初，科學史界公認的結論是古代中國在農業和工藝品製造上有其獨特天賦，但並沒有足以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性科技發明。打破這一傳統結論，並將中國古代科技發明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並不是中國人自己，而是一個英國人。準確的說，是一個出生在蘇格蘭的英國生物化學家。
他就是諾爾•約瑟夫•尼漢姆，廣為人知的中文名名字：李約瑟。
青年時代的李約瑟 已經從哲學轉行到生物化學
李約瑟出生在一個略有財富蘇格蘭中產家庭，父親是一名軍醫，母親則是一名教師。這樣的書香門第，為他後來走上科學道路起到了啟蒙與推動作用。
李約瑟的早期歲月可謂是一名英國紳士的標準開端。從劍橋大學畢業後的他，留校任教，進入著名的霍普金斯實驗室。從此改變了過去的哲學專業，開始主攻胚胎學和形態發生研究。1923年，他和自己的大學同學，共同從事胚胎生物學研究的李大斐喜結連理。兩人在研究道路上互相幫助，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31歲時李約瑟出版了在前半生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化學胚胎學》，並被科學界尊為化學胚胎學這個新興科學門類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共同進行試驗的李約瑟和李大斐
李約瑟的人生軌跡如果這樣一直不變，那麼很有可能成為一名偉大的生物學家，並被抬入科學界的最高殿堂。但這樣的話，他也就無法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歷史學家”了。
1937年，一位名叫魯桂珍的南京姑娘來到了劍橋大學，正是她改變了李約瑟的人生。魯桂珍很快就被李約瑟博士的才華和風度所折服。後者也被這位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大家閨秀所吸引。兩人很快成為了情人，發生了婚外戀。
魯桂珍的出現 不僅僅是改變了李約瑟這個人
如果這只是單純的婚外戀，那麼不過是西方文學所津津樂道的西方紳士邂逅東方公主。但無巧不成書的是，魯桂珍深受國民黨民族主義感染，負擔起了向西方傳遞中國民族主義敘事觀的使命。這種宣傳偏偏對李約瑟發揮出了最佳功效。魯桂珍向李約瑟展示了中國古代科技事例和豐富多彩的傳統醫學，讓從小深信“西方中心論”的李約瑟深受震動，開始將興趣從生物學轉向中國古代科技史。
對中國文化著了魔的李約瑟，還放棄了在英國的工作與家庭，不遠萬里來到了中國，進行實地勘察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中英科學合作館的英方負責人來到東方，結實了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傅斯年等人。順便收集了大量和中國古代科技相關的文獻。他甚至深入到敦煌、雲南等地進行考察，得到了當地學術機構的協助來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演進歷程。
在中國考察期間的李約瑟
李約瑟大部分的考察與研究成果都被收錄進了其後半生最大的學術專著《中國的科技與文明》。本書在國內正式名稱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後來成為了國際學術界“中國領先學派”的奠基著作。
此書被認為是極好的宣揚了“中國古代的科技成果”，而李約瑟博士則因此成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一些精簡版本讀物也根據此書的成功，列舉出了“中國的100個世界第一”。甚至有人提出“影響世界的重大發明，有一半以上來自中國”。
李約瑟與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但中文世界卻鮮有人提及，學術界反駁李約瑟成果的聲音也比比皆是。在眾多反對者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查爾斯•蓋斯派。他本人曾說過：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國史。但我知道凡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出發點的歷史書，其結論都是不可靠的。
當然以意識形態而非學術來評斷一本書是不公正的。但無法迴避的是，李約瑟自身帶有的左派色彩，讓人不得不懷疑“中國領先論”只不過是用來對抗傳統“西方中心論”的一件武器。李約瑟本人是毫不諱言自己的左派傾向。不能不引起一些人對其作品倒向性的擔憂。
晚年來華的李約瑟
法國漢學家皮埃爾•曼谷尼則說：李約瑟傾向於把中國人視為萬物的發明者。並不斷提到中國人對世界其他地方技術的優越性，這有時候會影響到他的觀點。
事實上，我們無法否認李約瑟的作品中帶有的傾向性。僅以他書中最著名的觀點“導致歐洲快速崛起的四項重要發明印刷術、火藥、造紙術和指南針都是由中國發明的。”就有頗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畢昇的活字印刷技術並沒有普及使用的可能
中國的活字印刷，最早見於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一書。後來又陸續出土了一些活字實物。但後人在複製畢昇的活字印刷技法時，遭遇了重重困難。不僅陶土和木製活字會發生變形，無法長期保持規範形狀。煙制墨無法也有效附著在活字上，導致字跡濃淡不一。在畢昇之後的中國出版行業，採用大量的仍舊是雕版印刷。
所以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一次對雕版印刷改進的失敗探索而已。只有在德國發明家古滕堡採用的鉛鑄活字，以及動物油脂製造的油墨，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活字印刷術才成為一項可以被投入大量實際運用的技術。
今天全世界的印刷技術都源自 古騰堡的發明
至於指南針，李約瑟認為在先秦書中記載的司南，就是中國人發明的最早指南針。但對於司南究竟是什麼，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現在廣泛流傳的司南複製圖中，勺狀司南複製品其實並沒有指南的能力。而實際運用指南針的例子，則要到北宋專門描寫海外及航海的書籍《萍州可談》中才出現。歐洲首次記錄指南針的存在大約在1190年前後，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文獻中都同時出現了對指南針及其功用的描述。這些文獻只比《萍州可談》晚了不到一百年。
根據古籍復原的司南 同樣沒有指南效果
還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宋朝商人在遠洋航海中需要大量依賴阿拉伯引水員和阿拉伯船隻。甚至南宋時期的遠洋船隻一度被阿拉伯商人所壟斷。同時代的歐洲，除了意大利共和國有一些地中海航行經驗之外，也主要是從阿拉伯航海家哪裡獲得遠洋航行的知識。
我們完全可以猜測指南針的真正發明者是一位或多位阿拉伯航海家。尤其是在海上使用指南針必須，配合海上牽星術。這一項技術被阿拉伯人早在唐朝時就已經掌握並大量運用。從技術必須服從於實際需求的觀點出發，阿拉伯人顯然比中國人和歐洲人更具備發明指南針的條件。
今天全世界的指南針 同樣和司南沒有什麼關係
四大發明的真實發明者究竟是誰姑且不論，但有一點是人們無法否認：西方在獲得這些早期的、粗糙的技術之後，將其實用化和持續發展的速度比其他國家快得多。
這一點早在17世紀之前就已經充分體現：
自從1267年歐洲人第一次記載火藥開始，差不多一百年後就完成了火藥的顆粒化技術和原料提純技術。這些技術再由西方商人帶回東方，協助火藥技術幾乎停滯了三百年的明朝，改進自己的配方。
今日的火藥及衍生技術 全部源自歐洲
造紙術也是如此。歐洲伴隨著古滕堡印刷機普及，發展出堅韌耐用的印刷用紙。明朝卻不得不依賴朝鮮提供較為堅韌的高麗紙，而自己只能生產較為輕薄的紙張。
這些疑點也催生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為何中國人在發明上能夠先人一步，卻缺乏持續推進技術改良的動力？
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實際上更像是自問自答
李約瑟本人的給予的解釋是：獨尊儒術的傳統將大部分有才能的人吸納進官僚系統。這就使得商業和技術領域缺乏足夠的競爭範圍，也是中國採取的大一統集權體制帶來的弊端。而這種中央集權體制來自於中國人所處的地理環境。如果中國擁有歐洲的地理環境，也會取得現代歐洲的文明成果。
李約瑟的這種地理環境決定論，也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議。有人提出，希臘曾經創造出輝煌的文明，但近代以後卻一直落後於西歐，這說明地理環境不是技術發展的決定因素。
李約瑟的很多論點 在今天看來都顯得落後而不可信
除此之外，李約瑟所的“佛教和儒教一樣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的因素”觀點，也招致一些漢學家的批評。他們認為李約瑟過分偏向道教了。
據稱，李約瑟晚年一度沉迷於對道教“房中術”的研究，甚至替人推薦過一本專門描繪“房中術”的書籍。這種偏頗的態度，導致他過分貶低佛教的作用而抬升道教。甚至提出“佛教是中國近代愚昧無知的罪魁禍首”的極端觀點。這無疑是不公正的！
晚年的李約瑟 醉心於研究道家的房中術
雖然李約瑟是在20世紀早期，就率先向“西方中心論”開火。並在完善中國科技史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也無人可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學術研究的進步，李約瑟博士的一些知識不免變得過時。甚至連他自己都在晚年也提出過一些“中國技術西來”的論點。可惜，中國學者對這些“西來論”觀點並不願意提及。（完）
閱讀更多 冷炮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