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民族或者政權之間，選擇戰爭或和平，不是為了讓自己的主張戰勝為根本目的，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一個理性的社會選擇了戰爭而非和平手段，其必然意味著：在既有的信息下，可以判斷戰爭將比和平更有利。然而很多網絡上的爭吵給人的觀感往往毫無道理，總讓人覺得最後互相不服就只能打架解決。
首先我覺得，一個人說話的權力肯定是要有的。理性的社會中的人，能夠具有正常的邏輯思維能力，即意識到某種行為可能導致的後果。寧死也不投降可能是社會承認的，但是寧死也不讓別人說話，這就有點非理性了。一個民主的、法治的社會較有可能是理性的社會（雖然也非必然）。
其次，要有足夠充分的信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完全的信息，但是足夠的還是可以去努力爭取的，如果信息受到某種人為的扭曲、限制，那麼必然會導致決策的變形。第二點和的一點是相關的，一個非理性的社會很難保證信息的合理配置，同樣信息的非合理配置也很容易導致社會狂熱的增加，如果這個社會的決策機制又不效率低下，那麼很容易形成發散的傳導機制。
對西醫，我只是知道些許常識，其餘一竅不通；對中醫，除了翻閱過傷寒論以外更是完全的門外漢。正因為此，我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具備對中醫的評價能力，同時，也就對所謂中醫粉和中醫黑的相互指責感到難解和無奈。其實我們真的都是陌生人，互相本是不理解的。當我們一位理解對方的‘惡意’而對對方採取強硬反擊，或是貶低對方智力時，難道不可能我們的想法是錯的嗎？如果對方是弱者，有辦法補救嗎？如果對方是強者，誰來救我們呢？然而可悲的是，一旦被貼上標籤以後，便認為自己永遠正確，並開始孜孜不倦尋找“打對方臉”的證據。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想起高曉松經常引用的，胡適之的話：歷史就是一個小姑娘，想怎麼打扮就可以怎麼打扮的。想起的另一句不太貼切的話，則是師姐林昭說過的，最殘酷的事莫過於利用青年人搞政治。
就我個人而言，是非常佩服和支持中醫的。我們的民族文化裡面充滿了功利的色彩，從上古到現代一直如此，所以我們古代最發達的文化只不過是飲食和衣著，而中醫已經是傳統文化遺產中最具備科學精神的部分。真正產生分歧的部分其實是現代中醫對於傳統的揚棄態度，是作為資料寶庫來利用，還是繼承其思想衣缽，並非完全矛盾，更談不上粉和黑的對立。兩種意見折射出我們對待文化遺產的兩種態度，實用主義或是二元價值觀。實用主義的評判標準是看一樣東西究竟能不能給我們帶來利益，無論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二元價值觀則承認除了人類本身的利益（利益價值），另有一種值得肯定、尊重和追求的價值（抽象價值），兩種價值是相平行的。所以，不能因為一樣東西對人類沒有實際利益而否定它存在的價值。實用主義顯然帶有現代主義的人、物二分的世界觀的色彩，強調人類利益的中心地位。同時也是我們慣常的思維方式：“價值”即“有用”。我支持中醫，尚不確認自己是實用還是二元的思考，僅僅是因為我覺得中醫裡也許有著暫時難以瞭解的長期的、抽象的利益。
事實上中醫研究一直在進行和發展著，而理由全然是實用主義的。這門主要形成於過去的學問被挖掘出許多今天的乃至日後的用處，有些吹得還很離譜，導致了很多人的方案。這有點像王小波在《我看國學》的末尾說到的，“就說國學吧，有人說它無所不包，到今天還能拯救世界，雖然我很樂意相信，但還是將信將疑。”這當然不是中醫研究者的過錯，問題出在整個現代的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我們習慣於拿出一些錢，做一些成果，改造一部分世界，改變一部分人的生活。至於抽象價值究竟存不存在，維護這種價值是否是人類天賦的責任、每個人一出生便揹負著的沉重的十字架，是沒有人理會的。
科學一定要是有“用”的嗎？中國大多數人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不過李約瑟博士不這麼想，他在盛讚了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之後，不忘提醒一下中國人：中國為什麼沒有誕生現代科學？中國人的功利情緒幾千年來就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科學的發展，在古代中國人那裡幾何不過是丈量土地的技術，畢達哥拉斯發現勾古定理後殺牛慶祝的瘋狂在中國人眼裡無非是神經病而已，希臘天文學家只在必要的時候展示天文和用橄欖樹發財的道理恐怕在中國一萬年也遇不到。高斯當年發現非歐幾何的時候為了避免和那些有用論者的爭吵，乾脆不發表自己的手稿，當現代物理學開始譏笑那些“有用論”者的時候，他們已經埋於地下如此之久。
不管何砟麻院士當年抨擊梁思成建築學是否合理，失去的城牆就是永遠失去了；雖然葛洪的古方和諾貝爾毫無關聯，但反對中醫的怪論對我而言實在難以接受。正因為無知，才需要敬畏。人類的所有知識都是為了更好的認識世界，認識自身，讓人活的更幸福的，而不是成為讓我們畫地為牢、限制人類發展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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