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總部大樓。圖/視覺中國
建築的尷尬在於，在本該提倡“不要臉”隨性建築的年代，被人為地變成了一個個強勢且“要臉”的建築；市民的尷尬在於，他們生活在一個政府部門的城市、開發商的城市、甲方的城市，而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城市。
前有“小巨蛋”，後有“大褲衩”；你建“開瓶器”，我來“土豪圓”。
中國城市近20年的建築發展史，就是中國市民20年視覺糾結史。
20年前，國家大劇院被作為“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重點文化工程”而加緊上馬，開啟了近20年國內奇異建築“入侵”民眾生活的序幕。伴隨著互聯網的崛起，與官方描摹的宏大敘事相比，門戶網站和論壇上的“吵吵鬧鬧”似乎更接地氣。
圍繞“傳統與新潮”之爭、“浮誇與實用”之爭、“汙染與環保”之爭，國內公眾，尤其是北京市民開始嚴肅看待身邊這個綽號“蛋殼”的建築。這次“只論利弊，無關好壞”的全民大討論，為此後中國市民因城市奇異建築而造成視覺糾結的經歷埋下了伏筆。
中國各大城市裡的現代建築，總會在一次次的拔地而起後呈現某種規律：在“每一分鐘都必須有意義”幫國人鎖定了工作效率後，“每個建築必須有價值”成了所有城市心照不宣的發展圭臬。所有城市都寄望於高度上升一米，氣勢就能增添一分；面積擴充一平，氣質便能提升一級；外觀“撒嬌”一次，城市形象能飆高一檔……
但民眾不埋單，該罵罵，該調侃還得繼續調侃。所以在開發商和規劃師看來能成為“蘇州未來城市名片”的東方之門會被網友P成穿著秋褲的奧特曼，突然冒出的深交所新大樓讓民眾以為是穿著迷你裙的山寨大樓，而通州“山寨天安門”則在官方一致叫好的情況下，受到了中央美院建築系教授傅剛的點名批評：“原創，是西方現代才有的概念；模仿，在中國從古至今不算錯誤。”
被調侃成“秋褲”的蘇州“東方之門”。圖/視覺中國
“因為與權力結成依附關係，城市規劃常常罔顧民意，更輕視民間的智慧。”歐寧在《城市十年》中的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中國城市近20年新冒出的現代建築。建築師馮果川曾在一次講座中提出“不要臉的建築”這個說法。
“在中國，公共建築有一個標準的語法，這個語法就是建築一定要有一張臉，然後你必須跟建築保持一個距離來欣賞這張臉。這個規矩背後有什麼呢？因為這個建築是在宣示一種權力的力量，所以這張臉是精心設計過，來展示這種力量的。前面沒有廣場，也沒有一個正立面，我們稱之為一個‘不要臉’的建築。”馮果川說。
“不要臉的建築”顯示的是一種更為隨意，且更接地氣的建築風格，與“每一處施工和每一寸土地都要有意義”的想法劃清界限，與“城市漫遊”和“空間溜達”的理念緊密結合。“在建築裡面創造一些模稜兩可的空間，並通過這些空間讓個人發揮他的想象力，這個發揮就是個人自由的一個體現。”馮果川說。
中國建築的尷尬在於，在本該提倡“不要臉”隨性建築的年代，被長官意志、甲方壓力和商業利益合謀擠壓，最終變成一個個強勢且“要臉”的建築；與此同時，市民因為建築的用料和選材而產生視覺的糾結的例子屢見不鮮。馮果川曾在《戴墨鏡的摩天樓》中對國內城市的玻璃幕牆建築進行批判：
“建築外表的玻璃幕牆如同鏡子般將外部的城市反射回去，同時又遮蔽了內部的一切，傳遞出一種拒絕交流的姿態。這不也是一種逃避現實、隱藏真實的姿態嗎？這種反射甚至帶有一定的攻擊性的意味，正如風水上利用鏡子去反射煞氣，明晃晃的玻璃大樓顯得不太友好，甚至會引起光汙染。
上海陸家嘴高樓林立，房價高企。圖/視覺中國
和某些大腕兒的心理相似，發展商似乎覺得他們的大樓披上玻璃幕牆就是明星了，很上檔次了，與眾不同了。可是當大家都戴上墨鏡扮酷時，得到的只是一群光華耀眼卻又彼此相似的建築，在這些巨大鏡面間空幻而又惱人的反覆反射中，映射出的不正是我們的建築師、發展商和政府在建築想象力上的貧乏嗎？”
市民能怎麼做呢？他們只能在高樓下自覺後退，仰頭嘆息。在氣勢、氣質“俱佳”的公共建築下，他們如局外人般指指點點一番，然後轉身離開，永不再來。
中國市民的尷尬在於，他們生活在一個政府部門的城市、開發商的城市、甲方的城市，而不是屬於市民的城市，屬於他們自己的城市。
對話城市規劃師馮果川
忘掉建築的臉，才能讓人輕鬆自在
馮果川，深圳築博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副總建築師，著名學者，城市規劃專家。
《新週刊》： 你在講座中提到過“不要臉的建築”，你是如何想到這個說法的？
馮果川：建築是立體的，但人們對建築形象的認知卻往往停留在二維圖像的層面，這或許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能。例如北京的CCTV，它的造型是三維扭曲的環形。但是誰會糾結於這個各個角度視覺都不同的奇特形態呢？還不是直接在腦中把它拍扁成一幅平面圖案：大褲衩。
現實中官員、開發商和民眾往往就是這種二維解讀模式。建築設計如果迎合了這種閱讀方式，建築自然會臉譜化。又如北京有棟辦公樓被國外媒體調侃為“陽具”，其實那只是施工期間樓頂腳手架使大廈在某個角度下形成的特定效果，可是這種二維輪廓比該樓的三維造型更容易傳播。這也是讀圖時代建築遭遇的尷尬。
同時，國內建築師的教育中也隱含著這種對臉的迷戀。中國主流建築學院創立之初的不少教師都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回來的建築師，賓大沿襲的恰恰是巴黎美術學院的教學體系，特別重視建築的正立面設計。這個建築的正立面就像建築的臉，一座重要建築往往只能從特定角度特定觀看，這是靜態的觀賞。另外，為了觀看的需要，建築正立面還要留出一片空曠的廣場，以保證足夠的觀賞距離。
身邊這種“要臉的建築”比比皆是。這些臉還常常虛張聲勢、趾高氣昂，宣示著主人的霸氣，讓人感到乏味和窒息。
CCTV大樓和人民日報新辦公樓本來並不是作為二維臉來設計的，都在人們的解讀和傳播中被拍扁了（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建築不要臉，它們追求的是更三維、立體、性感的臉，可惜世人不懂愛），更不要說現實中大量主動追求臉面的建築，比如各地機關大樓、各地的標誌性地標建築，許多都是一張張呆板的臉。
“要臉”的建築可以說是建築師和業主審美的共鳴共謀。所以我會提出“不要臉的建築”避免設計單一的、重要的正立面，同時希望建築形體避免降成二維圖像。
2016年2月，哈爾濱大劇院被ArchDaily評選為“2015年世界最佳建築”之“最佳文化類建築”。圖/視覺中國
《新週刊》 ：所以你更提倡那些可能性更多的“不要臉的建築”？
馮果川：我覺得不論是“要臉的建築”，還是所謂“不要臉的建築”，都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關係。我們不可能輕易改變人們的視覺習慣，但是我們也不能一味迎合與縱容它。這個世界應該多樣化。
我提倡“不要臉的建築”是希望人們有更多的機會，體驗建築的別的維度，比如漫遊其中所帶來的那種隨著時間而綻放的身體經驗。忘記建築的臉，建築更容易變成一個場所，讓人們在這裡相遇、交往。“要臉”的建築往往非常強勢，而我希望建築能讓人們感到輕鬆自在。
《新週刊》：在中國，人們其實很少去一些大型公共建築，你在講座中也提到過這一點。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這一點上，國內的公共建築和國外的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馮果川：公共建築應該平易近人，人們才願意來這裡，所以公共建築的設計應該是一個與公眾充分互動的過程，讓民眾的需求充分表達並儘可能被滿足。國外城市在公共建築方面做得比較好，因為建築在策劃、立項、設計等環節都會廣泛徵求民意，與民眾互動，這個過程是透明和開放的。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很多公共建築是偽公共建築，所以人們用腳投票，不去！
Krzywy Domek位於波蘭海濱城鎮索波特，是一座外形不規則的建築物，因其獨特而醒目的外形，已成為當地著名旅遊景點。
《新週刊》：你曾以深圳為例，寫過一篇《走向封閉的城市——深圳十年退步記》，探討現代都市的開放問題。你怎麼看待國內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關乎開放的細節問題，比如有大學關起校門不讓外人隨意進出，再比如前段時間北京、上海的整治開牆破洞行動（導致一些個人書店的關閉）？
馮果川：我在講座裡也提到了本雅明關於城市“漫遊者”的漫遊， “在城市裡漫無目的溜達”是有價值的。都市的魅力體現在吸引和鼓勵人們自由、愉悅、隨機地穿行與邂逅。
你提到北京整治開牆破洞行動，也就是整治違章建築的行動，我認為這個行動的問題是不應該粗暴地搞“一刀切”。
我們都知道，城市由無數主體共同參與建造才豐富多彩、生機勃勃。每個微觀的建造者才更容易在都市中捕捉細微的需求，給出個性而精確的回應。這些微觀的建造行為可能是違法的，但是這些微觀的建造行為使城市的質感變得細膩、親切，其中甚至不乏靈光乍現或底蘊深厚的神作。這些瑣碎蕪雜的建造使得都市中的漫遊妙趣橫生。
近來北京等地進行的違章建築整治，是對這些微觀都市革新的消滅，也是對無數匿名的建設主體的徹底否定。一些曾對北京城市品質和城市文化做出過貢獻的店鋪可能是違建，但難道不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下之後再做決定嗎？
我們粗陋的城市管理觀念和水平在這裡充分暴露。我們比較在乎的是決策成本和執行成本，這些城市管理者對城市的價值還遠遠沒有足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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