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汪天艾/文
2004年，荷蘭豪達，一個以奶酪和菸斗聞名於世的小鎮。一位荷蘭的西班牙語研究者在這裡的古公墓中發現了一座斑駁的墓碑，上面刻著“瑪爾瓦·瑪麗娜·特里尼達·德·卡門·雷耶斯（1934-1943）”，這個西班牙語名字裡“雷耶斯”的拼寫還錯把“y”寫成了荷蘭語的“ij”。那個時候，世界還不知道，這個“雷耶斯”的姓氏繼承自一個叫“裡卡多·埃列塞·奈福塔裡·雷耶斯”的人，而這位雷耶斯先生有另一個寫進世界文學史的名字：巴勃羅·聶魯達。
十年後，荷蘭當代最好的女詩人之一哈加·皮特斯在參閱大量史料並對相關人物的訪談基礎上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瑪爾瓦》，以第一人稱讓這個偉大詩人從不提起的女兒從死後的世界裡講述自己以及許多和她一樣被偉大名字遺棄的孩子的故事。2018年初，這部連獲重要獎項的荷蘭語小說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出版，封面上溫暖的緋紅色調和植物標本一樣的錦葵工筆全然無法驅散書中文字帶來的寒意，比這個季節浸透馬德里的冬雨更加揮之不去。
1934年8月18日，在經歷了一場有如交通事故般慘烈的艱難生產過程之後，瑪爾瓦出生於馬德里，聶魯達正在這裡擔任智利駐西班牙領事。如同給一首詩找到題目，詩人給自己新生的女兒取名瑪爾瓦·瑪麗娜，意思是“海邊的錦葵花”。彼時，無論是他昏迷在病床上的荷蘭妻子瑪麗亞·安東內塔·哈根納爾，還是幾周後前來恭賀新生兒的賓客們，甚至可能連詩人自己都不會想到，短短兩年後，他會像扔棄一頁殘缺的詩稿一樣將這朵海邊的小花丟進記憶的垃圾桶。出生後瑪爾瓦立刻被醫生包圍，嬰兒腦積水的症狀明顯，搶救開始。聶魯達在病房外度過了焦急而不眠不休的幾夜，寫下《我家中的病》和《母性》兩首詩。一週之後，詩人在給父親的信中說，“我的女兒”很漂亮，藍眼睛，並且幸運地遺傳了自己的嘴和孩子母親的鼻子，他沒有提到腦積水的事，只是寫道：“雖然戰鬥還沒結束，我相信我們已經贏了大半，現在就等她長點體重，很快變得胖胖的”。又過了幾周，醫生宣佈瑪爾瓦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可以出院，但是萬般叮囑，她需要持續的、非常多的照顧。對聶魯達而言，他這時才感受到命運的繩索無聲地收緊。哈加·皮特斯筆下，瑪爾瓦的精魂這樣評述道：“這恰恰是問題所在。醫生最後這句話道出了苦澀的現實：我餘生無論長短，都需要持續的照顧。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我父親也只能活一次的一生中，我都將消耗著他。連他也不能複製自己的生命長度。他耗費在我身上的每一刻，都是他在文學與永恆上的損失。”
瑪爾瓦出院之後，聶魯達在馬德里的詩人朋友紛紛前來拜訪，當時她超乎正常大小的頭部還沒有後來那麼明顯，戴上帽子躺在搖籃裡並不易被察覺。聶魯達興致高昂地對朋友們不停說著“看我的女兒多麼漂亮，多麼可愛”，到訪的客人哪怕發現異樣也沒有人敢多說什麼，彷彿所有人都被一塊醜聞之石塞住嘴巴，而這塊石頭就是搖籃裡無辜的嬰孩。與聶魯達一樣在多年以後加冕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阿萊克桑德雷在當時的日記裡寫道：“我上了樓，巴勃羅將我迎進去，‘她叫瑪爾瓦·瑪麗娜，過來看看。多麼神奇啊，我的女兒，世上最漂亮的孩子！’他快樂地望著搖籃。我走過去，他拍拍我的背，說，快看快看。我靠近：一個巨大的頭顱，令人無法平靜的頭顱，彷彿所有縫隙都被吞噬只剩下這個：爆裂的頭顱，無情地、不停地增長，直到失去終點。這個小生命（她是嗎？），望著她，我無法不感到疼痛。”——在那一天，阿萊克桑德雷發誓在當事人尚且在世的時候絕不發表這篇日記。
正如醫生所預料的那樣，瑪爾瓦的生命雖然沒有危險，她的頭卻繼續漲大，身體比例繼續失調，各方面的行動能力也都受到限制。在給朋友的信中，聶魯達寫道：“我的女兒，是一個完美詮釋了荒唐的存在，像一個分號……”分號：大頭，小身子。這位曾在多少澎湃詩篇中將意象玩弄於筆尖的偉大詩人，面對自己的女兒，只能給出“分號”這樣的描述。反是那兩年常來探望的另一位詩人對小小的瑪爾瓦有形似卻溫情太多的比喻。在《獻給初生的瑪爾瓦·瑪麗娜·聶魯達的詩》中，加西亞·洛爾迦將她寫為“跳躍在舊浪之上的愛的海豚”。內戰陰影逼近的那兩年，西班牙連續經歷反抗與鎮壓的社會動盪，聶魯達衝在以筆為劍的第一線，同時也結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德莉亞。他如常地參加與文人、政客、革命者的聚談會議。反而是另一位和加西亞·洛爾迦一樣將在幾年後因內戰失去生命的年輕詩人常來推著瑪爾瓦的小嬰兒車帶她去公園散步，好讓聶魯達的妻子有稍許喘歇的空間。那時，米格爾·埃爾南德斯剛剛失去了自己幾個月大的孩子，悲痛中他渴望瑪爾瓦能逃脫夭折的命運，於是四處奔走求醫，並將瑪爾瓦帶去自己父母位於海邊的家中度假期，期盼熾烈的西班牙陽光能幫助她復原一些力量。
1936年夏天，西班牙內戰剛剛燃起的硝煙中，為了妻女的人身安全，聶魯達將瑪爾瓦和她的母親送上了前往巴塞羅那的火車。與此同時，他寫信給當時的情人德莉亞：“我知道等待我們的將是共同生活的幸福未來。我只想讓你趕緊過來，我覺得很孤獨，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自己剪了指甲，雖然有點困難，但是沒有了瑪露卡（聶魯達對第一任妻子的稱呼），我覺得重獲新生”。同年11月10日，聶魯達寫信給妻女，告訴她們西班牙已不安全，她們應該立刻前往荷蘭避難，而他不會與她們同往。信中關於將來的安排他隻字未提。這一年，瑪爾瓦兩歲。她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
當聶魯達為在內戰中失去孩子的母親寫下《給死去士兵母親的哀歌》時，他自己女兒的母親在幾次寫信請求丈夫寄錢未果之後，為了能夠有時間打工賺得撫養瑪爾瓦的錢，只能將孩子寄養在豪達小鎮上一家虔誠的教徒家庭，一個月才能坐火車去看她一次。二戰陰雲籠罩物資緊缺的年代，這家好心人盡全力照顧著瑪爾瓦，她在那裡活到八歲，下葬的時候只有寥寥幾個人在場。瑪爾瓦的母親哈根納爾將消息發電報告訴了聶魯達，並在去信中請求他幫助自己逃離荷蘭。聶魯達沒有回覆。
當聶魯達寫下《致斯大林格勒的新的愛歌》控訴法西斯時，哈根納爾正在被納粹佔領的荷蘭殘喘求生。納粹獲得的個人檔案中，飽受喪女之痛的哈根納爾因為與聶魯達的婚姻關係而自動登記為智利人，和許多居住在荷蘭的外國人一樣，她被暫時扣押在威斯特伯克中轉營等待被德軍送往奧地利的利伯瑙用於交換己方戰俘。這原本是她逃離戰火與壓迫最後的機會，一旦抵達利伯瑙重獲自由之後她就可以辦理移民拉美的手續。然而，在不曾與她本人溝通的情況下，聶魯達直接寫信給處理移民手續的外事部門，表達不希望哈根納爾離開歐洲的意願，此時，哈根納爾才知道聶魯達已經單方面解除了二人的婚姻關係好與德莉亞成婚。在那以後，在世界上已無親人的哈根納爾（她的最後一位家庭成員、她的母親在二戰中死於日軍在印尼的集中營）依靠微薄的打工收入忍受著病痛的折磨，直到1965年去世於荷蘭海牙，埋葬在如今早已被改建清空的無名墓碑下。三個月後，她的死訊由當地的教會牧師寫信告知聶魯達。這封荷蘭語的信同樣沒有得到回覆，瑪爾瓦的母親死時仍保留了婚後的姓氏。
巴勃羅·聶魯達，這位一生不懈不屈的鬥士，他為弱者發聲、與不公對抗、歌頌愛之珍貴偉大的每一行詩都是真實的，而他面對女兒“荒唐”的生命展現出的自私與逃避、面對第一任妻子的冷酷也是真實的。在小說的世界裡，死後的聶魯達與遙遠時代的蘇格拉底有過一次短暫的會面，作者借哲學家的智慧之口問出心中的疑問：“尊敬的聶魯達先生，如果你真的認為眾生平等，要給弱小者、不能發聲者以聲音，你怎麼會遺棄你自己的女兒，從不提起，當她也是一個脆弱而需要你的生命？”書中虛構的聶魯達給出的解釋是，瑪爾瓦的生命已經是一場必輸的戰役，因為知道是無法治癒的疾病，因而他要將時間與精力給予更多尚能被挽救的人。在書信中我們也確實讀到他告訴朋友“這個孩子會死的。她遭受了極大的痛苦”。然而，詩人真正的答案我們已無從知曉，因為無論是他生前的任何訪談與文章，抑或是洋洋灑灑四百多頁的回憶錄《我承認，我曾歷經滄桑》中都對自己唯一的女兒隻字不提，彷彿她從未存在於世。
德國作家歌德在他晚年創作的小說《親和力》中探討過“自主選擇的親緣關係”這一命題，不同於塵世之間被溶於血的親緣捆綁的人際關係，在哈加·皮特斯勾勒的身後世界中，人得以憑藉自主選擇與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遵照這個設定，小說中的瑪爾瓦得以同與她一樣因為病患或殘疾被知名的“天才父親”們遺棄的孩子共同生活，其中一個小男孩叫丹尼爾·米勒，他是劇作家亞瑟·米勒的兒子，在他出生一週之後就被父親送進了康涅狄格州一間條件極為惡劣的收容院（八十年代這間機構因為虐待病患而被關閉），從此被從父親的日常與公眾生活中抹去。在亞瑟·米勒題為《時光樞紐：我的一生》的自傳中，一次都沒有提到過他。長達四十年的歲月裡，世人從不知曉這位以《推銷員之死》等探討罪責與道德的作品聞名於世的劇作家有一個罹患唐氏綜合症的兒子，米勒也幾乎從來沒有陪同丹尼爾的母親去收容院看望過他。無論是出於羞恥、自私還是恐懼，他始終沒能接受“擁有一個有缺陷的頭生子”這個刻在自己生命內核之上的事實。
彷彿奧登複寫的《暴風雨》故事裡的普洛斯佩洛，藝術家望進鏡子，期待著出現被愛麗兒的靈感加持以後光芒四射的自己，看見的卻是卡列班可怖的容顏。不知道，八十多年前，聶魯達是否也曾從同樣的一面鏡子前倉皇而逃。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8/0423/3271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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