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是这样炼成的

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是这样炼成的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对历史的真实呈现，还在于它对历史前车之鉴的揭示，让后来的执政者，吸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教训。那么，这部伟大的著作，是何人编撰？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编纂出来的呢？这还得从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的新旧党争说起。

宋神宗年轻年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他在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而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是宋英宗下诏成立的），除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书局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这段时间长达十五年。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高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建议“广开言路”。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并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当他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时，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夙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高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在有生之年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他为《资治通鉴》耗尽了毕生精力。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后人流传。

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奸臣蔡京为相时，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不管司马光在新旧党争中被新党如何贬损，但他的人品却是受人推崇的，他的伟大的《资治通鉴》却是永存的。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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