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無用論”這個名字起得好，其來已久。最古的主張者也許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對老師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記在 《論語》 裡 （《先進》）。這就是說，有了人，有了土地 （社）、糧食 （稷），還讀什麼書？有飯吃就是“學”了。書能當作飯吃嗎？這話是從一個人做官引起的，可見用意在於做官就是為學。孔子不贊成，也沒有駁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軻也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盡心》） 一捆竹簡他才取兩三條，公然說無書勝有書。誦讀詩書的儒家祖師爺尚且有此論調，“絕聖棄智”的道家和“摩頂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這是兩千多年前的話。
不僅如此。“讀書無用”實指書生無用，文人無用。此論也是由來久矣。試看司馬光在 《資治通鑑》 裡記載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時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國號是梁、唐、晉、漢、周。除第一代以外總是後一個比前一個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應該是殷商了。不錯，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時的宋國據說是殷人的後代。只不知趙匡胤取國號時是否考慮過這一點。照國號看，這些國君應當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這都是文臣的主意。後唐明宗即位時，有人建議自建國號。這位皇帝問：“何謂國號？”（卷二七五）他“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同上）。這才“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同上）。選出來的便是翰林學士馮道。他是歷事四朝，歷來捱罵的，當時卻被尊重如聖人。他官大，名大，其實不過是“以備應對”，起點諮詢作用的無足輕重的人。他自己也說：“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卷二八七） 不過有時上上條陳提點意見罷了 （《通鑑》 裡記了他的一些意見）。後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識漢字是不奇怪的。劉邦、項羽是漢族人，也是著名不讀書的。
後晉一位掌權大臣說：“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卷二八四） 胡三省在這下面的注中大發感慨說：“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為文宗言之。……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同上）他說的“吾黨”就是“我輩”，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說不必怪武人 （“夫何足責？”），而怪文人自己，有點自我批評精神。
五代的後漢時，大官們曾吵過一架。一個說：“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另一個說：“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卷二八九） 這後一位是管財政的。在他眼中，“毛錐 （筆）”的用處也就是收稅記賬。他不算是“文官”。所以他同樣“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同上）因此他給文官的“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同上）。俸祿大概是實物，不能軍用的才給文臣，而且故意高估價值，實際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除這個“毛錐論”以外，還有個理論。後漢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權大臣“素不喜書生。嘗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卷二八八）這實際上是孔子早已講過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 國家有了糧食 （廩實），有了武器 （兵強），老百姓還能不聽話信從嗎？所以商鞅相秦，講求耕、戰。可見所謂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為什麼武人不喜文士？為什麼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後漢一位武官“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起武人，當然要捱罵。可是順從附和也不行。後梁太祖還沒當上皇帝時，曾和僚佐及遊客 （門客之類） 坐於大柳樹下。忽然他說：這柳樹可以做車轂。有幾個遊客便跟著說“宜為車轂”。這可遭殃了。這個未來皇帝“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他隨即“顧左右曰：尚何待？”於是“左右數十人摔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卷二六五） 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擊。有一位官員“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惡縉紳之士”。他趁那位未來皇帝大殺朝士的時候建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同上） 被殺的都被“投屍於河”。這個建議人“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時人謂之鴟梟。”（同上）也有不這樣的，處境就不妙。後晉時一位大臣（節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卷二八一）。結果是引起了一場兵變。
還有更倒黴的。黃巢入長安建立齊朝後，“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結果是：“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執賤役。凡殺三千餘人。”（卷二五四） 可見讀書又會作詩，不但無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這些不過是從幾本《通鑑》裡抄出來的。若不嫌麻煩，大翻典籍，“讀書無用論”的傳統恐怕是代有新義的。不過分析起來，認“讀書無用”者即認書生無用者，也只有兩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後一派中，不僅有講政治經濟實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還有“文人相輕”的。
上溯到孔、孟，可發現他們和後來的不一樣。孔老夫子很重視學習。《論語》 一開頭便是“學而時習之”。以後又多次講為“學”。不贊成讀書的子路也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他否定書，並不否定學。除此處以外，《論語》 中沒有再提到“書”。讀的書好像只是“詩”。寫定了沒有，也不知道。《孟子》 裡有兩處提到“書”。一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心》）。一是“頌 （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萬章》） 早期“讀書無用”的宏論可能有兩點原因。一是書少。二是書不可靠。
書少。孔、孟當時的古書還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寫下來，例如“子張書諸紳”（《論語·衛靈公》）。《孟子》 的長篇大論不像是刻竹簡。不過直到漢朝還是帛和簡併用。書的抄寫、保存、傳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辭在春秋戰國時大概已埋進土裡了。口傳和有文字的書是 《詩》 和 《書》。所以 《論語》 多次提到學“詩”。《孟子》 才提到讀“書”（《尚書》）。這兩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兩者合一的史詩。《論語》說“文獻不足”，說“史之闕文”，好像 《尚書》 還未成書。只有 《述而》 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不知是不是 《周易》這部書。《春秋》 是孔子時才有的。古時不但書少而且多半口傳，所以 《論語》 中記載，有人問孔子的兒子學什麼，以為聖人可能“私其子”，另有傳授 （《季氏》）。從春秋到戰國，大約書寫工具有發展，書多起來了。這才有“其書五車”之說，而孟子也才有“不如無書”之嘆。書少，自然“為學”不能僅靠讀書。學，靠的是經驗。重口傳，不重“本本”。
書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說明其誇張，也不僅是 《莊子》 中“寓言十九”，就是在 《孟子》 這部書中，就有很多故事難說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妻一妾 （《離婁》），且不說，以《萬章》 一篇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個接一個，上繼堯，下接禹，很完整。子產的故事活靈活現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我）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百里奚自賣自身當宰相的故事也有說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為孟子講道理的佐證。孟獻子、晉平公、齊景公以及繆公對待子思的幾個故事也是這樣。孟子又說到孔子周遊列國的故事，說是“好事者為之也”。又說舜的一個故事荒唐，“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齊國東部靠海，是“百家爭鳴”之處。那裡的荒誕之說也不會僅鄒衍一家，早有此風氣，所以孟子把荒誕派這頂帽子送給齊東人。《孟子》 中故事不少，《萬章》 篇更是故事集。
古書中故事多，不足為奇。這是古人的一種思想模式，或則通俗些說是思想習慣。用故事講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但在中國特別發達，長久而且普及。也許因此佛教進來後其中故事流傳很多。中印思想習慣有些不同，故事轉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義在中印雙方大不相同。這和“讀書無用論”也有關係。因為故事多，寓言多，習慣用隱喻說話、寫文，所以就不是事實，不可靠了。不是事實，又不好懂，當然除了吃飽飯的人以外誰耐煩去猜啞謎？何況漢字最少要認識一兩千才能讀書，還不一定懂。（其實拼音文字要記的詞更多，並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國都一樣。）
早期古人不過說：“何必讀書”，不盡是“信書”，後來的人一再提出“讀書無用論”，重點卻在一個“用”字，而且著重在讀書的人無用。這好像深了一層，其實所依據的是一樣。不識字，不讀書，照樣當皇帝，做大官，指揮兵馬，富可敵國。識字也不過記姓名 （項羽說的），記流水賬 （包括 《春秋》 記事和給皇帝編家譜）。書，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讀書常和捱餓相連。但是有的書還有用。蕭何收秦圖籍，知道了各地出產，能搜刮多少。這些大概是 《禹貢》 一類，記下“厥土”，“厥貢”，所以對於治國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見影”的。不過這類“圖籍”好像不算正式的書，只是檔案。蕭何也不是讀書人。靠讀書吃飯的儒生、文士，除了當“文學侍從之臣”以外，只有“設帳”收幾個孩子教識字。這怎麼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聖大賢，都沒有說過“讀書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的歪詩本身就不像是讀過多少書的人作的。
不論孔子和子路講的“學”是什麼，“學”不限於讀書倒是真的。秦朝規定“以吏為師”。官吏就是教師，教“律法”。口口相傳，照著樣子做，依靠經驗，不就行了？可是書總燒不完。中國的書口傳筆抄，到唐末才印出來。五代還有活字版。印刷術興起，馮道才建議刻“九經”。宋代起，刻板和傳抄並行。口傳的還有，只是秘訣之類了。奇怪的是當晚唐、五代天下大亂，民不聊生，“讀書無用論”正是興旺之時，為什麼印刷書的技術偏偏會發達起來？難道是，讀書無用，印書有用；在朝廷上無用，在民間反倒有用嗎？書是有用的，但用處不在給人讀，尤其是不在於給人讀懂。多數人不識字，也要書，例如流通佛經就有利益。大亂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國並不缺少書，兵火中一燒再燒，也沒燒完，正像大亂的戰國時期書也大發展那樣。這是什麼原故？為什麼總不缺少讀書和作書的書呆子呢？書對他們究竟有用沒有？有什麼用？古來讀書人是極少數，處在不識字和識字而不讀書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從“坑儒”以來沒有全部“滅頂”。“讀書無用論”兩千多年未絕而讀書還在繼續。這些堅持讀書的極少數人究竟迷上了什麼？世上竟有迷上“無用”的人？
恐怕實際上“讀書無用”並無此“論”，也沒有“書無用論”或則“書生無用論”。講實用者對於能為我所用的書，對於讀書而能為我所用的人，當然絕不排斥的。司馬光的 《通鑑》 （原名 《歷代君臣事蹟》） 不是以“資治”之名而傳嗎？幾千年來，有人識字讀書，有人識字而不讀書，有人不識字不讀書，有人不上學讀書而跑書攤買畫報看，各得其所，並不都是書呆子。不是個個人都那麼打算盤講眼前實用效益的。凍餓而死的“賣火柴的女孩”不是還在亮光一閃中得到安慰嗎？有書就有人讀。誰知道有沒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見得。人和書一樣。
閱讀更多 李軒轅Q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