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助長民眾自發鬥爭”
乾隆怎麼處理“越級上訪”?
面對告御狀的子民，乾隆皇帝一面懲罰被告的瀆職官員，一面嚴懲“越級上訪”的首領和指使者，以警示百姓不要以下犯上。在皇帝看來，一旦上下尊卑的綱常紊亂，則大清的統治必然受到威脅。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開轎簾的大轎裡，47歲的乾隆心情不錯。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著詩稿。
大駕突然停下來，前面傳來喧譁聲。
新修好的御路旁邊的散水溝裡，跪著兩個鳩形鵠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他們高舉著兩張紙，顯然是告御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隱瞞災情。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大著膽子來告御狀。
乾隆皇帝的眉頭鎖了起來。怎麼又是夏邑？
夏邑縣人兩告御狀
關於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御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時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於衷。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綰。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
對於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睛裡燃燒的卻都是強頸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確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御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縷，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冷峻起來。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真的這樣，那將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剷除這個苗頭。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
乾隆的恐懼
雖然在經濟上對農民、特別是貧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權利上，乾隆卻是有史以來最為吝嗇嚴苛的皇帝。他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政治表達權。
對於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他能剋制自己的胃口，恪守永不加賦的原則；他能殫精竭慮，為小民的生活問題操勞不已。對於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衝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繫，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鬥爭。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有的地方還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
面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
在乾隆時代，一切民眾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餘兇”。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在乾隆眼中就成了階級鬥爭的新方式，是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各打五十大板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代，他來告御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並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干係，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牽繫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製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官員向他證實了夏邑之災百年不遇的消息。災民賣兒賣女，兩個小孩才賣四百八十文錢。
皇帝陷入了尷尬。看來，地方官確實罪不可綰。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髮指。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御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內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豈不極大地助長民眾的自發鬥爭？
深思熟慮之後，皇帝作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里雅蘇臺充軍。夏邑、永城兩縣知縣也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縉紳干預公務。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給河南老百姓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並不是因為彭加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御狀。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麼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乾隆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闢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縣令孫默查出了政治案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裡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丟掉。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非常清楚，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麼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臥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一方面，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面，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後，他感覺十分不妥。因為各地密報已經傳上來，說那幾個敢於告御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消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於是斷然採取瞭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皇帝在上諭中還莫名其妙地著重說了這麼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偽檄。”並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四月二十六，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迭起的南巡。他召來彭家屏。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確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等數種。
上訪者未曾料到的結局
經過會商之後，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因為段昌緒並沒有孩子，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陳氏，發給功臣之家為奴。抄錄逆書者，應擬斬立決。
皇帝畢竟“仁慈”，宣佈對段氏“從寬”斬立決，妻子免於入官。
對於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書，“從寬賜令自盡”。彭氏之子彭傳笏斬監候，秋後處決。沒收家產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
至於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麼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願吧！
皇帝還特別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瞭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致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確。他們“跪聽宣揚，踴躍叩頭，歡聲動地，稱此千古未有之鴻仁，天高地厚，無有倫比，惟有頂祝國祚億萬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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