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由上海金融業聯合會、上海市浦東新區金融服務局（自貿區金融服務局）、上海自貿區陸家嘴管理局、陸家嘴金融城發展局、上海市基金同業公會、上海股權投資協會和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辦、太平養老保險聯合主辦、復旦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提供學術支持的“浦江養老金融夜話”第九期在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舉行。
特邀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作題為“中國配套改革中的直接稅改革—分析解讀最新稅改政策”的主題報告。
活動現場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太平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彭毅；中國金融信息中心黨委書記、董事長葉國標；中國金融信息中心黨委委員、副總裁張鳳明；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執行院長、金融學教授錢軍以及太平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室各位領導出席本次活動。另外，還有來自政府和監管部門、金融界、企業界、商會、協會、高校、研究機構等近500位嘉賓濟濟一堂。
嘉賓致辭：
太平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 彭毅
太平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彭毅在致辭中表示，賈康是兩屆全國政協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所長，多次受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是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專題解讀者，是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當今經濟金融發展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形勢，新的特點，在座的每一位心中都在想怎麼看，怎麼辦，怎麼幹。相信通過賈康的專題演講，一定能夠把大家心中的問號拉直，對於下一步怎麼樣更好地推動經濟、金融穩中向好，穩中提質，最終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必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彭毅介紹，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及太平養老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中管金融機構，服務社會，服務經濟，服務民生是太平人不懈的追求。今年以來，太平養老和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聯合主辦浦江養老金融夜話，至今已經成功舉辦了八期，今天是第九期。這八期論壇的舉辦，一批國內享有盛譽的知名的專家學者和管理大師，為大家提供了一場又一場的思想盛宴，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頭腦風暴。相信賈康必將為我們提供一場頂級的思想盛宴，我們將深受一場深刻的精神洗禮。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黨委書記、董事長 葉國標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黨委書記、董事長葉國標在致辭中指出，當前的中美貿易戰都牽動每一個人的神經，貿易戰打的難解難分，也讓我們靜下來思考很多問題。國際競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最後靠什麼？大家越來越意識到是靠高科技，靠我們的企業。美國人為什麼那麼牛？不僅是美元牛，美軍牛，還因為有一批強大的跨國企業支撐，世界五百強企業裡很多是美國的企業，他們在很多領域都是領先的，數一數二的，比如軟件，有微軟，芯片有高通，大飛機有波音，發動機有GE等等。我們國家也在鼓勵弘揚企業家精神，要鼓勵更多的國企民企成長起來，強大起來。借用梁啟超的話，企業強則中國強，企業富則中國富，企業自由則中國自由。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策，離不開環境，這其中就包括稅收政策。中美貿易戰，讓我們感覺到自己的軟肋在哪裡，也促使我們要進一步啟動新一輪的改革開放，要練好內功，要補齊短板，所以貿易戰未必都是壞事，讓我們更加冷靜清醒下來。現在有很多經濟學家說要像尊重科學家一樣尊重企業家。因為企業家是我們國民裡面，人力資源裡面最稀缺的，最珍貴的一種資源，把企業家的創造力發揮出來，那麼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科技發展就會有希望，我們的國力就會強大起來。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是新華社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戰略合作的成果，是一個開放、服務、分享、共贏的平臺，集戰略投資、空間運營、平臺運作、新媒體等功能於一體。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要打造陸家嘴講壇的品牌，並已經培育了一系列講壇，包括浦江養老金融夜話、陸家嘴資本夜話、金融科技海上夜話等。上海的五個中心建設，特別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背後必須要有知識、信息、思想來支撐，我們每次邀請有真知灼見的大咖來分享他們的智慧，這是金融中心建設的應有之意。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執行院長、金融學教授 錢軍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執行院長、金融學教授錢軍在致辭中說，幾年前“供給側改革”概念在中國剛剛落地時，賈老師便是系統全面的闡述中國供給側改革核心思想的領軍人物。供給側改革其中的一個核心就是稅收。要推動經濟發展，或者解決經濟相關的問題，宏觀層面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光靠貨幣政策是有限制的，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而財政政策是我們整個工具箱裡很大的部分，財政政策核心的核心就是稅收制度。
談及貿易戰，錢軍表示，貿易關係和稅收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比如美國現在對企業減稅，但減稅以後的一個大概率事件，是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會有很大的增長，保守估計今後五到十年美國的政府赤字會增加2萬億美元。在赤字增加的背景下，如果美國家庭儲蓄和投資政策不變，美國對世界的貿易逆差會更大。所以中美貿易關係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歸根到底都跟一個國家的財政政策有莫大關係。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是“浦江養老金融夜話”的學術支持機構，作為一個商學院，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致力於做好研究和教學兩件事。其實在很多經濟問題上，還是存在一些誤區，所以學術研究，尤其是能夠把中國的情況和國際的情況真正結合好的研究還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教學，學院將科研的成果融入到教學當中，也準備邀請賈康老師來學院開展學術講座。
主旨演講：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 賈康
賈康簡介：
賈康，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上海市等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多次受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現場實錄：
中國全面改革新時期的財稅配套改革
賈康教授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建設現代化社會，從相關聯的稅制改革邏輯來說，一定要構建現代稅收的制度體系。社會的現代化和稅制的現代化，在實際生活中已經進入了改革深水區，全面改革新時期在財稅配套改革方面，中央有非常明確的要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頂層規劃文件裡有關於現代國家治理的非常明確的核心理念，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可以簡稱現代國家治理。
中國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現代化，在治理所體現的制度安排、機制連接方面要有改造和創新，它和管理有內涵上的重大區別。管理顯然更多強調政府自上而下的掌控，而治理是平面互動，管理和自管理，調控和自調控結合在一起，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現代國家治理合乎邏輯地引出，60條裡面反覆強調現代市場體系以及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的作用，後面必須跟上的是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所離不開的政府財政分配體系也必須現代化，就是要打造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的現代財政制度。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把原來的物質文明的需要進一步給了一個最廣泛包容性的表述，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上面顯然還要人的全面發展。人民有了溫飽以後，有了發展以後，還要過有尊嚴的生活，追求個人的全面發展。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上面還必須追求政治文明，法治化、民主化。所有美好的願望要得到實現，碰到的制約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而這個不充分，從理論上來說永遠存在，人的需求沒有百分之百完全實現的狀態。不充分，關鍵是不平衡帶出來的，不平衡是結構問題，這種結構必須克服，就要貫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套邏輯落到稅制改革中間，有六大任務，但還有時間表的要求。營改增是2016年全覆蓋了，現在是後續的呼應社會的需求，降低稅率水平和細化具體執行的細則。
賈康教授同時指出，在配套改革推進過程中，財稅配套改革裡面的直接稅，是一個硬骨頭。直接稅討論了很多年，個人所得稅綜合和分類相結合，二十年前就寫進了中央文件裡面，好不容易到了今年兩會上明確說要推進個人所得稅新一輪的立法。10月1日開始按照新的個稅稅法，提高起徵點，先回應社會需求，把起徵點提高到5000，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次雖然要肯定個人所得稅按照發展方向終於邁出了“綜合”這一步，但只是把四種勞動收入綜合了，非勞動收入沒有綜合進去，這就造成了新的一輪對勞動收入的歧視。非勞動的收入，還是按照原來的老套路，一點都沒有改變。這種直接稅的改革，要做起來，要取得基本共識是相當不容易的。一輪一輪地往前推，每一輪似乎都看到有明顯的缺陷和遺憾。個人所得稅有動作這值得肯定，但同時也留了一些改革沒有完成的優化的任務。
房地產稅更是討論了多輪，房價節節上升，社會焦慮，老百姓不安。社會的焦慮反映到政府那邊，政府必須採取種種的調控措施去適應社會提出的各種訴求。這是房價節節走高的時候必須要做的政府調控。如果在房地產市場波動式的發展過程中間出現走低，政府照樣非常緊張。房地產市場低了也不成，高了也不成，到底怎麼樣才是合理？中央強調了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是關鍵，而長效機制是要靠基礎性制度建設來打造。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都是比較典型的直接稅，改革中怎麼樣把硬骨頭的事情處理好，要求我們對於中央所說的提高直接稅比重的必要性做一個考察。
直接稅的概念，指的是在實際生活中稅負很難轉嫁，或者根本不能轉嫁的稅種，誰是納稅人，這個稅負就由誰承擔，直接落到納稅人的頭上。相對應的另外一個概念叫間接稅，典型的間接稅就是現在的流轉稅。現在中國的流轉稅，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後，第一大稅就是增值稅，消費稅也算流轉稅。這種增值稅、消費稅，看起來納稅人是企業，消費稅也是在生產環節生產的，增值稅更是這樣，一般人理解為企業在稅負方面的感受，首先是從增值稅這個稅率設計上形成的負擔。但如果按照經濟學的分析往下做就會發現，這種流轉稅在我們綜合考慮所謂供求彈性相互作用在不同情況之下有不同的往後續稅負的轉嫁發生之後，最後這個稅負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在最終消費者，消費環節的。企業是在競爭中來比拼誰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把稅負加到價格裡面賣出去，由最終消費者承擔，形成了稅負的歸屬，所以它叫間接稅，看起來在企業那交了，但往後續轉嫁了以後，間接地落到了最終的稅負承擔者那裡。
直接稅有一個再分配調節功能，它落到誰頭上就是誰承擔，可以比較清晰地判定社會要走向和諧和共同富裕，應該有一個現代社會都推崇的再分配抽肥補瘦的功能。這個再分配，如果從社會福利和特定對象的救濟方面，叫轉移支付，這是一種再分配。由先富的起來社會成員給國庫多做貢獻，也是一種再分配。它被比喻為羅賓漢稅種，體現正義的功能，這種羅賓漢稅種比較典型的就是落在直接稅裡面的財產稅、遺產稅以及個人所得稅。對有支付能力的，先富起來的，由於種種原因作用之下，有收入和財產在自身上面的比較高水平累計的納稅人，給國庫多做貢獻之後，財政分配體系應該把國庫集中的收入更多的考慮去輔助弱勢群體，總體促進社會和諧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在中國現在對應的就是扼制兩極分化。
中央是在三中全會文件上明確要求直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這個跟社會上一片減稅的呼聲是一個取向嗎？肯定不一樣。我們在宣傳方面，心照不宣的不提徵稅，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到具體任務方面，說這是稅制改革。說得直率一點，它涉及到的一定是在結構性減稅，在進一步回應社會訴求，做好減法的同時，也要有針對性地做加法的徵稅，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有利於降低整個社會總體的稅收痛苦。
直接稅改革中的激烈爭議和歷史性考驗
在直接稅改革的過程中，有幾個相關的認識誤區。從稅收調節相關的“三論”，看趨向上的偏頗。
第一，是稅收萬能論。過去中國稅制過簡，到了充分重視稅收以後，中國已經發展到了43種稅，這裡面有一些稅，明顯是有良好願望的，然而實際上承擔不了我們希望它發揮的調節作用。比如說有一個稅，叫宴席稅，希望通過這個稅調節社會成員不要大吃大喝。怎麼樣徵收這個稅呢？實際上要委託所有的酒樓餐館結帳的時候，一桌酒席800元以上，就必須加上這個稅收。如果管理人員認真的執行這種宴席稅，等於把客戶推走了，這個宴席稅後來就無疾而終了。這是稅收萬能論引出的可能走向誤區的例子。
相反，有人滑向了另外一種誤區，變成稅收有限論，實際上講的稅收無用論。稅收確實不是萬能的，但建立一個現代社會，打造現代稅制，沒有一個稅制改革去充分發揮稅收應該發揮的功能作用又是萬萬不能的。
第三種，說稅收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人類社會里面稅收一旦產生，它成為一種制度，它一定有主觀設計的因素，和它如影隨形。稅收一定要制度，制度一定有人為設計不可迴避的具體任務，這個任務的完成一定有高下之分，稅制的設計水平評價是高一些還是低一些，我們無法迴避用稅制的可塑性來體現稅制改革者應該體現水平的歷史性的任務。這個稅收一定是在人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的情況下，爭取把它設計為一個儘可能高水平的制度安排，不可能不做稅制改革的事，稅制就自然演變，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稅收自然演變論，頂多給人們一點啟發，如稅制做改革設計的時候，不要過於超前冒進，但絕對不是說可以放棄稅制改革這種挑戰性的任務。
美國人的進步時代裡面，沒有一個正面設計的政治改革的全面方案，但他靠著解決老百姓實際利益分配必須得到優化的稅收制度，政府拿了錢以後怎麼樣用錢的預算制度，以及收稅，安排資金支出，必須要有信息披露，公眾參與。這套制度對接到法律的制度建設，這種合在一起形成的進步時代改良色彩的制度建設，實際上解決了正面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促進的是法治化民主化。美國四十年代的進步時代裡面，在稅收這方面，促成的制度特點，聯邦政府，相當於我們的中央政府，它主要的稅種就是個人所得稅這個直接稅。美國沒有多少間接稅，以直接稅為主，聯邦政府為了過日子，最近這兩年接近50%靠個人所得稅，還有30%多是工薪稅，這兩個稅基本上解決了聯邦政府的財力來源。咱們國家政府體系主要是靠間接稅過日子，美國當年就早早確定聯邦這一級的政府靠直接稅。它還有兩級，州這一級更多的靠銷售稅。到了基層，主要靠房地產稅過日子。美國的地方稱為市也好，鎮也好，都是一個層級上的政府，主要靠房地產稅，解決了錢從哪裡來的問題，然後履行政府職能，去滿足地方公共服務的需要。這樣一個情況，我們就可以印證了，美國社會總的稅收痛苦是比較低的，它主要靠直接稅，滿足了政府體系履行職能的需要，而社會成員裡面，大家都習慣了這種抽肥補瘦，習慣了收入多的納稅人，理所當然給國庫多做貢獻的制度環境。
到了中國，我們碰到了在過去由於種種原因造成的跟美國正好反過來的情況，我們是間接稅為主。過去有人說符合中國這種發展經濟體的特殊情況，老百姓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政府通過流轉稅把稅收入了庫，形成自己的財力了。這幾年，納稅人意識覺醒以後，受到了壓力了。特別是談論中國怎麼樣現代化的時候，直接稅的正面效應越來越多地被人討論。直接稅在美國有一個自動穩定器的說法，聯邦政府要承擔宏觀調控的功能，在經濟高漲的時候，隨著普遍收入的上升，邊際稅往上上漲，發揮收縮的功能。這個自動的升和降就是帶來自動穩定器的調節功能，這個功能在中國越來越多的談論有沒有可能跟美國學一學，要學的話，必須要改造中國間接稅為主的制度結構。
房地產稅改革
我們房地產稅，說了這麼多年房地產稅，如果真按照中央說的加快立法並實施推進改革做出來了以後，會有什麼正面效應？
第一，它對於房價來說，它一定是壓倉促穩的作用。中國在發展的態勢上，仍然是處於城鎮化的高度發展期。我們更多地要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最新報道出來的是42%。如果把這兩個指標做一個綜合的話，可能更多人會覺得好接受。不欠帳的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沒有反映前面幾十年3億人成為城鎮人口，其中2億多人沒有取得戶籍的情況。比如上海大量的外來人口在這已經生活了十幾年，都還沒有戶口。沒有戶籍，就得不到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待遇，這個欠帳一定要補的，所以我們在城鎮化的真實水平可以看作接近但沒有達到50%。真實城鎮化水平到70%的水平上才能走入低頻發展階段，換句話說中國一年上一個點，還得走20年，差不多有4億人還要從農村走入城鎮區成為市民。就是這樣的話，總體來說，建成區裡面，地皮越來越金貴的情況下，地皮上必須建設出來的住宅是一個賣方市場，種種條件限制著不可能在這方面能夠輕易地形成供需平衡狀態。像北京、上海已經意識到了還有一個城市規模的客觀限制，北京已經下了死命令，把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定在了通州，首都城市副中心定在了雄安新區，要把人口往那邊疏解，而且北京的主要城區，每個區都有具體的指標，人口不能增，還要往下壓。在這種情況下，這種中心區的地皮越來越金貴，它所能支撐的住宅一定要按賣方市場的特點來運行，成交的均價一定是上揚曲線，這個曲線走到一定高度以後可能會呈現明顯的調整。中國的人均收入經過這麼多年的超常規發展，現在也只有8000多美元，和美國相比，中國是他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中國後面的空間，同時也是未來自己發展的引擎和動力源，未來的城鎮化一定是會釋放巨量需求，中國的市場潛力，是我們增長的後勁，是我們在擴大內需方面底氣之所在。現在房地產市場要健康發展，要擺脫治標不治本的被動局面，就得積極考慮房地產稅來發揮在保有環節上的成本，使肆無忌憚的炒作基本被扼制，而其他的社會成員在購買考慮上，也會考慮更多的中小戶型，更多地抑制把住房看作投資品的意圖，這是簡單所說的房地產市場健康化應該匹配房地產稅。它還會帶來一些好處，因為有了持有成本，大家越來越考慮出手買的是中小戶型，帶來中心區域土地集約使用水平的提高，會降低已經被人買走的商品房的空置率。房地產稅一定是多元的目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不能指望靠房地產稅把上揚的曲線壓得走下來，但它會使曲線斜率降低，特別是防止大起大落。同時，房地產稅是中國地方稅體系構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雖然現在看起來在上海和重慶兩地試點之後，對於地方財政收入的貢獻是沒有多大份量的，但它的具體效應卻完全符合經濟學分析。結構的優化是靠著稅收的經濟槓桿作用，這印證了很多經濟學的原理。房價走高是很多參數和因素合成的結果，為什麼美國和日本這些經濟體要不約而同地推出房地產稅？如果不推出的話會是什麼樣的局面？這才是考慮它的合力比較科學的分析方法。地方政府要打造自己的大宗穩定收入來源得靠房地產稅，因為地方政府希望盡心盡力優化本地的投資環境和提高本地公共服務的水平，如果有了手裡的房地產稅，就很快會去做公共服務和優化投資環境的事，財源建設問題就跟著解決了，這對於中國來講，必須要長遠謀劃。走向中國的現代化，地方稅體系是必須構建的。房地產稅有利於整個市場經濟在中國進一步健全、完善、穩定地發展。
另外，還需要注意調節收入分配和財產配置、降低中國社會總體的稅收痛苦程度、培育民主理財、依法理財機制。在中國培育從基層開始的民主理財，依法理財，是怎麼樣的評價都不過分的一個重要的制度進步，而這個制度建設實際上對應的就是民主化、法治化。
有了這麼多的正面效應，還得回應一下它有什麼制約，是不是可行？這些年對於房地產稅的急難也有五個方面。過去很多人說重複徵收，如已經在買房的價格裡拿到政府土地批租收入的那一塊，怎麼以後還要每年交一筆房地產稅？這個重複徵收，很多人一聽就覺得不合理，但實際上做理論討論，如果光講稅，必然會出現重複。多種稅，多環節各自徵，各自有不同的調節側重點。中國在現行的稅制裡面收縮到18種，中國的稅種是比較少的。這個稅必然有重複因素，一個企業交了流轉稅以後，所得額過了一定的標準以後，就必須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交完了以後，可分配的部分，包括給老百姓層面上的企業員工，薪酬發出去以後，員工得交個人所得稅，交了個人所得稅以後，如要買一輛機動車，還得交消費稅，這不就是重複徵稅嗎？全世界複合稅制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基本事實。當然如果以後真的開徵了房地產稅，它會引導方方面面的預期，在土地出讓環節不會動不動出一個地王，那時候的土地批租收入，形成的價位總體來說更沉穩一些，就會形成老地新地之間價位的差異，如果有必要調節這個差異，無非是地皮，老地老辦法，新地新辦法。
第二，也是現在特別流行的，任志強先生說到的土地終極所有權。如果說中國只有一個終極所有權，那跟國外正好反過來了，人家國外是土地私有，上面建的房子我再交房地產稅，現在終極所有權在國家手裡，個人只有一個產權證，再要繳稅就有障礙。實際上，國際經驗表明，國外的所有地皮並不都是私有的基本事實。國外的基本事實恰恰是有私人，但也有公有，公有分國、地方、公共社團、公共團體等。最典型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它的地皮要分兩種類型，一種類型的地皮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最終持有者的身份，拿到這個地皮，上面建的房子是屬於一體的。通過簽約以後持有的地皮，它的終極所有權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說在英國曾經有過去皇家土地做了轉移使用權，一轉讓999年的先例，極大地的淡化了最終的所有權，符合產權清晰化的法治原則。使用權出去以後，地皮上建的房屋跟終極所有權清晰的房屋，房地產稅沒有區別，是一視同仁地開徵的。這種情況到了香港更明顯，香港的地皮沒有私有的，它都是政府所有的，但是它早已經開徵了房地產稅。香港還有一個物業稅，主要是對營業性的房地產徵收的，但住房這方面，個人的產權房要交差響，這個稅甚至關聯到所居住社區的治安。香港的實例，也是海外經驗，絕對不是說只有土地私有的情況下，才能開徵住房保有環節的稅收。從邏輯上來講，也可以借鑑中國改革的經驗，中國在八十年代下決心對國有企業開徵所得稅，這個企業的產權在國家手裡，徵所得稅有什麼意義呢，傳統企業不用交所得稅，利潤上交不就解決問題了嗎？恰恰那時候意識到不行，這些國有企業必須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有公平競爭環境，不能按照企業利潤上繳的方式處理分配關係。終極所有的地皮上面，具體住房的產權證持有者是相對獨立的社會主體，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通過立法程序對他開徵房地產稅做調整。無論是實踐，還是理論的分析，都能夠回過來作出一個論證，說只有土地私有才能開徵房地產稅，而土地國有的情況下，房地產稅開徵有硬障礙，這個認識是不成立的。
還有一個問題，有人強調稅基評估太難了。實際上咱們做了稅基評估的模擬空轉。不動產確權之後，相關的數據都輸入計算機，分三類，工業、商業、住宅不動產。這三類在軟件裡面都有具體的設計之後，輸入相關數據，一健給出指令，自動生成一個評估結果。所以說稅基評估是中國的硬障礙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抗稅是不是過得去？中國要建這個稅，一定要柔性切入，上海是從增量上切入，重慶是在增量調節的旁邊又涉及到最高端的存量調節。重慶轄區裡面有幾千套花園洋房，排除了雙拼連排的別墅。這種幾千套獨立別墅是必須繳稅的，這麼多年徵下來，沒有聽到要跟政府拼命的，只有總是找不到房主的情況。而按照國際經驗，政府可以出廣而告之的信息，限定時間，房主再不出現，這個不動產充公。這也不是一個理由，房地產稅在中國會出現過不去的檻。但處理不好，不夠審慎的話，容易觸發一些突發事件。
有人說中國的小產權房這個事特別棘手，怎麼辦？如果要真正開徵房地產稅，確實應該一併解決小產權房。小產權房一定要藉著推出房地產稅來推動，這個推動深圳已經有經驗，深圳靠特區，所有的地皮都算作國有，深圳已經沒有集體用地，只有原住民概念，原住民底下的小產權房怎麼辦？可以分類處理，利益兌現可以逐步來，但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談判的機制，政府找社區，社區跟政府之間形成一個基本共識，社區再做家家戶戶的工作。全國無非要借鑑深圳的經驗，把這個事情解決好。
個人所得稅改革
在談到個人所得稅改革時，賈康教授認為個人所得稅原先的弊病是對先富起來的富豪調節不到位。因為這些人有權決定給自己怎麼開工資，代扣代繳是零，無所謂交個人所得稅。其他的費用可以混在生產經營費用裡面，找不出來，其實國際上也有這樣的問題。後來就有一個正面的典型了，力帆的老闆帶個頭，給自己開100萬的年薪，這一交交了好幾十萬。其實很多先富起來的富豪不會自然而然來學這個辦法，到現在為止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所謂的綜合，就是掌握所有的收入，不再區分是什麼收入，歸在一起進行所得稅調節。
關於起徵點，人們都反覆討論，這次的起徵點是5000，很多人覺得應該再高一點。中國人均支出每個月4000多元，納稅人自己的支出4000多元，如果家裡還有好幾個口子怎麼辦？現在定成5000，以後負擔再往上上升，還有空間。另外一個說法有道理，測算一下按照5000的起徵點，中國現在實際覆蓋的納稅的人數的規模會一下子收縮到4300萬，這跟上一輪差不多，接近14億的人，3個點的人交個人所得稅。構建一個現代國家的現代稅制，不能輕易讓個人所得稅這麼邊緣化。上一輪從2000提到3500，一下子納稅的人口規模收縮到2000多萬，隨著收入提高，納稅人的規模又進一步的擴大了。我們更要看中的是專項扣除，起徵點應該考慮和通脹掛鉤的，很遺憾這次沒有做到。每三年調一次，特殊情況再單獨討論，這多好？另外一個，區別對待，不同的區域按照不同的起徵點設計，其實不合理。聽起來因地制宜，但如果真這麼做，第一破壞了勞動力在整個統一市場上自主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變成了形成各個地方高高低低個人所得稅不同參數的壁壘。如果按照一般人理解不同的起徵點來設計，像北京、上海這樣的物價高的地方，當然應該提高起徵點。起徵點提高會帶來什麼問題？會人為地加劇有更多人願意湧入北京上海，加大北京上海城市病的程度。對於欠發達地區，如果都是5000的起徵點，一個人在本地尋求職業，在本地掙錢，實際上因為物價低，這個起徵點對他是有好處的。這樣的一視同仁，實際上帶來的是對人們而言在本地待著不合算的考量，如果跑到北京上海，那邊8千、1萬的月薪，那何不離開家鄉呢。統一市場要素流動裡面，怎麼樣合理化的同時，不帶來一些不良的壁壘和不合理的調節，在具體執行上也有難題。如果按照各個地方來設定，只能按照行政區劃，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不是一個概念，更合理的應該是經濟區劃，但很遺憾目前只能按行政區劃。各自不同的地方取得的收入，有關部門就得加大管理成本去具體核實。這一套管理成本的增加，實際上最後還是落到納稅人頭上，確實沒有必要增加這種管理成本。
賈康教授認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是一個方向。專項扣除是要增加個人所得稅具體的區別對待，從而提高它的合理性。比方說一個人一個月掙1萬元，一種極端情況是沒有其他社會成員來參與這筆收入的使用，也就是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另外一個情況，這1萬元要養活家裡五口人，而這兩個人實際對於稅負的感受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如子女教育費、繼續學習的專項扣除、贍養老人的專項扣除等等，都是合理的專項扣除，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關於遺產與贈與稅
賈康教授最後談到了直接稅裡面的另一個，遺產和贈與稅。他認為要實現鄧小平同志強調的共同富裕，值得考慮遺產和贈與稅。中央提出了研究開徵，但還很難具體提到日程上。中國現在許多高淨值人群在往外跑，尤其喜歡去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等地，這些地方的財產稅遺產稅徵起來一點不含糊。美國曾經提出逐漸降低遺產稅的稅率水平，要在2010年取消遺產稅，結果比爾蓋茨等人一起花錢登公益廣告，堅決反對，認為這種做法對國家不利。人家富豪代表的國民素質到了那個水平上了，說明人家有全局和長遠的眼光。中國如果要走向共同富裕，遺產和贈與稅的開徵，不能成為趕走富人的理由，主要是在遺產和贈與稅開徵過程中，存在一個前置問題，就是中國的官員財產報告和公示制度能不能建立起來。前幾天中紀委做了調查之後，認為條件尚不成熟，只能試點，這個試點包括財政部。如果沒有一個在所有公民面前看起來堂堂正正的中國官員財產要報告，要求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對財產做公示，老百姓肯定會覺得這個邏輯是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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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戰略發展部總監助理劉欣宜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文字：陳任之，攝影：鄭源，統籌：強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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