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坐二（線）望一（線）”的偶像實力派明星，雷雷（化名）一路見證了國內影視產業化發展至今的整個歷程，對整個行業也有著他自己的思考。在他看來，這個行業可能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契機就是“稅改”。
10月2日，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通知，部署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通知明確，從2018年10月10日起，各地稅務機關通知本地區影視製作公司、經紀公司、演藝公司、明星工作室等影視行業企業和高收入影視從業人員，根據稅收徵管法及其實施細則相關規定，對2016年以來的申報納稅情況進行自查自糾。
“這是一個長效機制，從通知內容可以看出，2019年才是國家稅務機關對影視行業真正檢查和處理的集中時間段，然後才可能會進入影視行業稅收管理規範性文件的起草過程，根據以往情況來看，這一過程快則數月，慢則半年至一年才能最終向外界公開。算算這也是一個三年週期，而影視行業也可藉此機會進入到調整期。”清華大學新經濟與新產業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德良分析認為。這與代表行業看法的雷雷所說的稅改契機正好吻合。
“合理避稅”或遭終結
明星的收入來源一般有五類：一是影視片酬；二是綜藝勞務；三是廣告代言；四是活動走穴；五是投資。具體根據我國稅法規定，明星的工資薪金收入與普通人繳納個稅方式相同，也就是按照3%-45%的個人所得稅課徵；影視片酬適用於20%-40%稅率的勞務報酬課徵；工作室（個體工商戶性質）收入按5%-35%的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課徵。
按照稅法核算，明星以個人身份徵收的所得稅稅負是最高的。因此，成立工作室可以按照個體工商戶繳納稅收，相對而言是較低的企業賦稅，這也是近些年流行的一種“合理避稅”風潮。
“影視工作室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立門戶型的，獨立運營，承擔的風險和成本較大。還有一類則是依託藝人本身簽約的經紀公司成立工作室，隸屬於公司，這種工作室自主性不如前者強，但是有資源優勢，一般還沒成名的藝人則是簽約經紀公司。”影視資深製片人王璐告訴第一財經1℃記者。
這些工作室多註冊在影響力較大或者政策優惠較多的地區。比如，許多明星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霍爾果斯市註冊工作室或影視公司，原因之一就是可以進行所謂“合理避稅”。
因為政策傾斜，在霍爾果斯註冊公司前五年可獲免除五年企業所得稅，稅率是6.78%（6%增值稅+0.78%附加增值稅）；江蘇新沂新建了不少創業園區，對高新技術企業和小微企業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也引來娛樂圈人士開工作室和影視公司。
而在橫店註冊工作室，除了“合理避稅”外，同時享受橫店影視城吃住、服裝、道具等製片優惠政策。比如住的方面，註冊工作室的人士在橫店拍攝，一天可以享受的優惠幅度很大。如果劇組入駐300天，加上服裝、場地租賃等優惠，工作室所享受的優惠政策整體比稅收優惠政策還要高。
不過，這種所謂“合理避稅”方式或將終結。
目前，明星工作室註冊地較多的一些園區已接到稅改通知。所謂“稅改”，就是影視工作室從原來的核定徵收（即定期定額徵收）改為查賬徵收，稅率可能最高升至35%，工作室包括演員、導演、編劇的工作室。
“我們這邊的工作室已經收到了稅改通知，但對明星的影響應該不大。”橫店一家影業公司品牌總監在接受第一財經1℃記者採訪時表示。
觀望、憂慮與期待
第一財經1℃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瞭解到，明星納稅問題引發關注後，國家稅務總局曾到過國內工作室註冊較為密集的地方進行了調研，也包括影視公司。
上述品牌總監表示，國稅總局對影視公司的調研很詳盡，包括財務、成本以及銀行信貸等情況。
對於影視公司是否應該進行稅改，有投資人認為，不應該——除了依照相應法規執行現在稅收政策外，如果把影視公司也納入稅改範圍，將是對整個行業的打擊。
目前，一些影視投資者也在觀望中，等待影視公司是否稅改的確切消息。
“按照稅務總局的整頓規範工作，影視公司是否稅改也是要等一些時間的。”王璐認為。
綜合目前各種信息可以看出， 2019年至2020年，稅收核查要持續半年，新的政策出臺有可能在2019年底或2020年初。
這期間，影視企業則要處於較為艱難的境遇，一方面接受核查，一方面等待新政策出臺並根據新政策調整自身的經營計劃。
對此，影視業的投資人持兩大觀點，這種兩難境地對對影視行業發展是弊大於利，核心觀點是“本來影視行業賺錢的比例就不高，現在工作室稅改也造成了成本加大，按照新的徵稅模式交完稅，影視公司真的剩不了幾毛錢了，那麼誰還投資影視項目？”
另外一種觀點是支持影視產業“絕地重生”。
歡喜傳媒董事長董平在接受第一財經1℃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個人認為對成熟具有穩定內容資源的影視公司影響不大，而且通過對規範稅務市場秩序是對未來發展有一定的好處，從而將一些不規範的行為得到有效約束。”
在平遙國際電影展，1℃記者就此問題採訪多位知名電影人，他們均避而不談，其中一位導演只是表示，希望藉助稅收規範能夠讓電影產業去除泡沫，真正規範發展起來，“我認為影視行業的繁榮現狀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關鍵是藉助稅改整頓的時機，整個行業要規範起來，工業化的標準要建立起來。”
業界希望改變影視行業的畸形
工業化的標準建立的核心就是劇組裡每個人分工的細化，每個人各司其職，帶著工匠精神去做好每個環節的工作，也就使得投資成本會在演員、導演、編劇、配樂、後期每個環節做到平衡，從而形成有生產爆款產品的有效機制。
“‘稅改’本身就是一次建立電影工業化的一個時機，從而能夠打破原先投資成本過於嚮明星集中的畸形，也就明星高片酬，這是影視行業的毒瘤。”王璐認為。
2003年，雷雷因一部古裝劇的二號男主角獲得市場肯定時，其片酬也不過每集千元左右。中國電影也從2003年開始進入到第一個黃金時期。此後十年，電影產業以每年30%的加速度迅猛發展。
特別是從2009年開始，隨著華誼兄弟等影業公司的上市，再加之經濟結構轉型以及市場消費需求的變化，包括地產、能源等行業的熱錢迅速進入影視產業，演員片酬也水漲船高。
“演員行業從2003年到2013年的片酬翻了100倍是有的，而有些當紅小鮮肉從2009年後，四五年就翻了150倍。”雷雷表示。
“從2014年開始，互聯網巨頭開始對影視行業進行巨大投入，平臺流量需求使得明星的高片酬進入快速通道。”王璐認為。
“中國明星的片酬不僅一年一變，而且在雙方合同中，很多明星要求的都是稅後片酬。”王璐說。
1℃記者瞭解到，明星與出品方談判達成的片酬一般是“稅後”到手價。之所以如此強勢，一是因為明星演員或導演本身是目前影視行業具有話語權一方，受“粉絲經濟”影響，他們對於影視項目的票房與收視率具有一定的市場影響力；二是演員明星在與影視公司簽約時，採用工作室名義與出品方簽約，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政策幫出品方合理避稅，這就使得出品方願意簽署明星“稅後合同”。
如果稅後合同的模式不改變，“工作室稅改之後，出品方承擔的稅收成本肯定高不少。如果一個明星之前的片酬是1億元，通過工作室方式，按照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繳納5%-35%的個稅；稅改之後，即便明星片酬降低到6000萬元，按照查賬徵收方式，稅率肯定飆升，出品方的成本肯定又會增加的。”上述品牌總監對第一財經1℃表示。
而話語權並不強大的出品方，稅改之後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能夠請到明星來演就不錯了。”
“今年上半年，超一億元片酬的明星佔少數，所謂一二線的明星片酬基本在5000萬元到8000萬元之間；如果按照稅改以及相關聲明與規定執行的話，一線明星片酬可以降到2500萬元左右，二線基本在1800萬元左右。”王璐表示。
綜合來看，明星工作室的徵稅方式改變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讓演員降低片酬，從而使得投資成本更為合理，能夠平衡演員、編劇、配樂等全產業鏈條上的工種酬勞，這樣才能使得影視作品的質量真正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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