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期｜《古詩四帖》與五代彥修（下）

在上期，筆者根據彥修草書碑，指出《古詩四帖》是五代彥修真跡。

本期，將講述《古詩四帖》的流傳史，主要是明代的幾位頂級名家，豐坊、王世貞、項元汴、詹景鳳和董其昌，圍繞《古詩四帖》和彥修草書碑發生的故事。他們面對真相，欲言又止，欲拒還迎，各有姿態。

作 者：吳 斌

接上期：《古詩四帖》與五代彥修（上）

北宋末，《古詩四帖》入宣和內府，收錄於《宣和書譜》，繫於謝靈運名下，叫《古詩帖》。

南宋末，是賈似道囊中物，著錄於《悅生堂別錄》和周密《雲煙過眼錄》，還叫謝靈運《古詩帖》。

元末，“翰林院國史院檢閱官”榮僧肇題跋道：“豈謝公以佳詩雅韻，掩其書名耶？”此時，它依然歸在謝靈運名下，並保持著宣和原裝。

入明，《古詩帖》被拆開，散落各地，無錫華氏蒐羅四十年，集成四帖，也不知是否是全軼。嘉靖二十八年（1549），豐坊受華夏所託，精心考證了一番，寫了超長的題跋，核心思想是：

豐坊完成了《古詩四帖》的第一次學術進步。他排除了謝靈運，用不確定的語氣，把《古詩四帖》的作者，定為賀知章。

豐坊在長跋開始，寫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世有石本，末雲：謝靈運書。” 豐坊又根據拓本，找到了早先《古詩四帖》被標為“謝靈運”原因：“其石刻是子晉贊後截去十九行，僅存謝靈運王而已，因讀王為書字。”

豐坊題跋局部。

石刻上的信息，和《古詩四帖》完全吻合，“謝靈運王”這一行之後，正有一道紙縫。所以，豐坊鑑定時所用拓本，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據《古詩四帖》中謝靈運詩刻的石。

原文本是“謝靈運王子晉贊……”，被好事者截去“謝靈運王”之後的部分，再把“王”視作“書”字，於是變成“謝靈運書”，這是之前此帖被歸為謝靈運的原因。

華夏之後，《古詩四帖》歸了項元汴。項元汴也寫了一段題跋：

右題中（指榮僧肇題跋）已極詳備如此，餘又嘗見宋嘉祐間不全拓墨本，亦以為臨川內史謝康樂所書，妙入神品。今幸獲睹真跡，殆不虛語。筆勢縱橫，使人真有凌雲之想。書於五色箋上，其箋大不盈尺，上有五代以前印璽，為庸人擦去，可惜。裝褙錯序，細尋繹之，方能成章。第前二篇，見近世所刊六朝人詩《庾信集》，味其詞氣，頗不類謝公為可疑。深愧淺陋，不能考訂以破數百年之惑，而使妙跡不遇知音，悲夫！注：榮僧肇和項元汴跋，早已佚失，今據汪砢玉《珊瑚網》抄錄。

項元汴說自己曾見過“嘉祐間不全拓墨本”，也是被當成謝靈運的書法，書藝入神，今日見到真跡《古詩四帖》，十分榮幸。

按照語意，作為華夏的下家，項元

除了豐坊和項元汴之外，王世貞也是知情人。他在《弇州四部稿》卷154說部《藝苑卮言附錄三》寫道：

陝西刻謝靈運書，非也。乃中載靈運詩耳，內尚有唐人兩絕句，亦非全文。真跡在盪口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蹟而始全，以為延津之合。屬豐道生鑑定，謂為賀知章，無的據。然遒俊之甚，上可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可以從中看出，王世貞也見過豐坊鑑定《古詩四帖》時所用的拓本。

既然三人都見過同種拓本，不妨把他們描述的拓本信息綜合起來：項元汴說“嘉祐”“不全”，王世貞說“陝刻”、“唐詩兩首非全文”。有這幾個條件約束，碑刻的範圍已經不大了。

上期，筆者已通過和彥修草書碑的圖像對比，指出《古詩四帖》是彥修真跡。

我們不妨再來回顧下彥修草書碑的基本狀況。

彥修草書碑，現藏西安碑林，刻於北宋嘉祐三年（1058），有題記為證。

題記釋文：乾化中僧彥修，善草書。筆力遒勁，得張旭法。惜哉名不振於時。遂命摸刻，以貽同好。嘉祐戊戌歲冬十月九日，司農少卿知解梁郡李丕緒題。

碑是雙面三段刻，碑陽刻唐末裴說《寄邊衣詩》。詩的前部不全，首句是“

碑陽整拓示意。唐末裴說《寄邊衣詩》釋文：……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 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閒階轉悽切。 只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 時聞塞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 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 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 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 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箋漫有千行字。 書中不盡書中事，……

碑陰首句是“一片殷勤寄邊使”，佔兩行，這是從碑陽末尾轉入的《寄邊衣詩》末句。後接《入洛詩》和嘉祐題記。碑陰下部，是張旭《肚痛帖》，註明“張旭書”的字樣。

碑陰整拓示意。首句“一片殷勤寄邊使”，是碑陽《寄邊衣詩》末句。後接《入洛詩》。再後是嘉祐題記。再下是張旭《肚痛帖》（《肚痛帖》失拓）。

《入洛詩》釋文：殘秋入洛謁明君，身事成來愧忝塵。若說此生勤苦甚，等閒之苦是何人？此回重入洛陽城，又忝皇恩賜一名。又向樂師（？）院住，如斯誰是得來情。

注：碑陰《入洛詩》，先前無人知道作者為誰。筆者猜測，《入洛詩》的作者也是裴說。因詩中有“又忝皇恩賜一名”的句子，說明作者是狀元。而裴說正是唐哀帝時的狀元。

通過以上梳理，可知彥修碑的基本信息，和豐坊、王世貞和項元汴記載的拓本特徵，相吻合。

唯一不匹配的是，三人是根據《古詩四帖》為底本的謝靈運詩敘述的拓本特徵，而現存彥修碑上，並無謝靈運詩。

為何會這麼蹊蹺？

我們再看彥修碑碑陽，書寫的是《寄邊衣詩》中段，頭部雖然少了17字，可是，首字“風”頂右上角，缺字並不是碑石破損造成的。

碑陽首段示意。

裴說是906年的唐末狀元，彥修所處的後梁乾化，是911年五月～913年正月，兩人同時代，甚至兩人有交情，不存在彥修看不到全詩的可能。李丕緒在嘉祐三年（1058）刻石，晚於乾化約150年，150年並不久遠，相當於現在看清代同治，彥修真跡當時就丟失首部的可能性不大。

李丕緒是什麼人呢？《宋史》說他“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為數百卷藏之”，他的藏品檔次其實很高，北宋董逌《廣川書跋》說他有懷素六帖，歐陽修《集古錄》也多次提到李丕緒，歐陽修的不少重要藏品，都來自於他，比如《晉人七賢帖》。

對李丕緒來說，彥修真跡，實在算不上了不起的東西，打個比方，這相當於，當今的大藏家，看待一位“名不振於時”的同治時期書法家的作品。反言之，如果李丕緒能刻彥修草書，他應該刻了更多的藏品。這相當於，當今大藏家出版藏品集，如果印到小名頭，大名頭肯定已經印了，斷無只印小名頭的道理。

李丕緒把家藏法書，一件件緊湊地刻下來。刻完碑陽轉碑陰，刻完碑陰轉下一塊碑的碑陽，刻完一位書法家，就留一段題記，緊接著就是下一位書法家。其實這也能解釋，彥修碑碑陰下部，為何還有張旭《肚痛帖》！

所以，彥修碑完全可能已非完璧，北宋刻了不止一塊，碑林僅存的，是組碑之一，或者說，彥修碑是北宋李丕緒私家刻帖的唯一遺存。《寄邊衣詩》首部缺失的17字，在上一塊碑碑陰的尾部，但是上一塊碑，已經佚了。

又因為上一塊碑碑陰尾部，僅有《寄邊衣詩》的開頭17字，說明在上一塊刻石的《寄邊衣詩》前面，還有更多的彥修草書。否則，不會留著17字的尾巴，17字也就是三行而已，《寄邊衣詩》必定單獨開碑，然後頂頭摹刻。

那麼，會不會，豐坊、王世貞和項元汴看到的拓本中的謝靈運詩，存在於彥修佚碑中？也就是說，彥修佚碑的一部分，是根據《古詩四帖》中的謝靈運詩，真跡上石？

這樣，其實就能夠解釋，為何三人看著一件符合彥修碑特徵的拓本，對《古詩四帖》中的謝靈運詩品頭論足了。

我指出這種可能，請大家體會。

如果是這樣，事實就可怕了。這說明，豐坊、王世貞和項元汴，當時就明白《古詩四帖》和彥修碑的密切關係，當然也知道《古詩四帖》是彥修的手筆。

但是，他們有足夠的動機，不指明彥修的真相。因為，彥修的年代雖早，卻屬於書史中的生僻人物，如果不是碑刻僥倖流傳，名字早就湮滅了。彥修的名聲，配不上《古詩四帖》這卷在《宣和書譜》中排名靠前的名跡，公開實情，會傷害藏家的利益。

豐坊題跋之後約五十年，即萬曆壬寅（1602），項元汴的兒子項玄度，拿著《古詩四帖》向董其昌求跋。48歲的董其昌把《古詩四帖》定為唐代張旭。

選中張旭，是因為他晚於六朝庾信，是頂級的草書名家，配得上《古詩四帖》煊赫的流傳，並且，彥修遙接張旭，《古詩四帖》和張旭書風，有連通。

我們完整地看看董其昌在《古詩四帖》卷後的題跋文字：

釋文：唐張長史書庾開府《步虛詞》、謝客《王子晉衡山老人贊》，有懸崖墜石急雨旋風之勢，與其所書《煙條詩》、《宛溪詩》同一筆法，顏尚書、藏真皆師之。真名跡也。自宋以來，皆命之謝客（謝靈運），因中有謝靈運王子晉贊數字誤耳。豐考功（坊）、文待詔（徵明）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襲。顧《庾集》自非僻書，謝客能預書庾詩耶？或疑卷尾無長史名款，然唐人書如歐、虞、褚、陸自碑帖外，都無名款，今《汝南志》、《夢奠帖》等歷歷可驗。世人收北宋畫，政不須名款乃別識也。或曰安知非醉素，以旭肥素瘦，故知為長史耳。夫四聲始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皆未之有。豐人翁（豐坊）乃不深考而以《宣和書譜》為證。宣和鑑書如龍大淵輩，極不具眼。且譜止雲古詩，不雲步虛詞云云也。閣帖二卷，張芝知汝帖，米元章猶以為伯高書，此誠不隨人看場者。餘故為項玄度正之，且刻諸鴻堂帖中。萬曆壬寅中元日董其昌跋。

董其昌在題跋一開始，就說張旭《古詩四帖》"與其所書《煙條詩》、《宛溪詩》同一筆法”，這句話是董其昌把此帖歸為張旭的依據，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我們找到《煙條詩》和《宛溪詩》，哪怕是其中之一，對判斷董其昌的心思，會有關鍵性的幫助。可是，徐邦達、啟功和謝稚柳，異口同聲地說它們失傳了。

難道，真的已經失傳了嗎？

下面，我再指出一種可能，請大家再次體會。

彥修碑碑陽《寄邊衣詩》的頭兩行，是“……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內有“煙”“條”二字，《煙條詩》會不會就是《寄邊衣詩》？

彥修碑碑陽《寄邊衣詩》的頭兩行是“……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內有“煙”“條”二字。

在古代，查詩的出處，並非易事，譬如說，《古詩四帖》中的庾信詩，北宋之後400多年，直到明代豐坊才查出來。彥修碑又缺首部17字，查找更加不易了，所以前人在不知詩名時，按照一般習慣，摘取前面的“煙”、“條”二字，湊成帖名。

可以確信的是，董其昌必定見過彥修碑拓本。在2007年第10、11期的《書法》雜誌上，刊載了一件董其昌墨跡。臨寫的內容，就包含彥修碑的《寄邊衣詩》。

董其昌臨《寄邊衣詩》，和彥修草書碑的章法佈局完全一致。可以證明，董其昌必定見過彥修碑。

但董其昌在卷後詭異地題道：“秦中刻碑有張長史不全千文及懷素書寄邊衣詩，雖似狂怪實二王。時所未見也。董其昌臨並題。”

看風格，董其昌此卷，書寫於60歲前後。距題跋《古詩四帖》，已經過了十來年。也許在此期間，查出了裴說的詩名。

彥修碑拓本，在當時的江南流傳不廣，所以董其昌說“時所未見也”。他一邊對著拓本為人臨寫，一邊把彥修報成懷素，還說“雖似狂怪實二王”，這就是睜著眼說瞎話了。

臨寫碑帖，平常不過的事情啊，為何要隱瞞呢？莫非，不想讓人知道彥修拓本的詳情？

在項元汴身邊，還有一件事，可以把“煙條”和彥修聯繫起來。

詹景鳳《玄覽編》卷三：

張顛真跡三卷，……又《煙條帖》長幅，用素綾書，原雲間顧氏物，今在項元汴處。……《煙條》疑宋僧彥修書，而文太史作徑寸餘八分書題後，乃評為顛跡。彥修在宋甚有名，書法豪縱似張，但乏古意，豈太史未之見耶？

詹景鳳和項元汴有現實的交往。項元汴有一件素綾長幅《煙條帖》，原來是雲間顧氏（筆者認為是顧從義）的藏品，詹景鳳在項家一見到，馬上想到彥修。他意識到，這根本不是文徵明所說的張旭真跡。

明確的彥修書跡，世上惟有彥修碑。如果沒見過彥修碑，誰也不可能知道彥修書法是什麼樣子。詹景鳳把項元汴收藏的《煙條詩》素綾長幅指向彥修，說明《煙條帖》和彥修碑有關聯。前文指出，《煙條帖》或許就是彥修《寄邊衣詩》。

幾件事湊在一起，是不是很微妙？

當然，以現在的藝術史眼光來看，唐代張旭素綾長幅，未必是真跡。我個人認為，這很可能是根據彥修碑造的偽物。所以，詹景鳳一看，心如明鏡。

彥修佚碑，就算曆史上真的存在，估計也永遠找不到了。但是項元汴家的顧氏舊藏《煙條帖》，是有刻帖的。清初楊賓《大瓢偶筆》道：“中江潘允亮與顧從義俱刻淳化帖一部，而顧更有名。又刻玉泓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更早的，在《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二十一的《星鳳樓帖》條目下，也有顧從義刻《煙條帖》的記載。

如果，顧刻《煙條帖》能夠找到，就可以證明我的部分猜測。我覺著，這事兒大有希望，畢竟，文博機構的藏品很多，根據線索，或可按圖索驥。

這一期，我主要是指出，圍繞彥修草書碑、《古詩四帖》和《煙條詩》，在明代鑑藏圈裡出現的種種巧合。反正，巧合多了，或許就是隱蔽的真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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