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財經鄭雨婷）每每提到“中央一號文件”，“三農”便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一號文件”是中共中央在每年下發的第一號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的40年裡，有20個“一號文件”都在聚焦“三農”問題。
而談到“三農”問題，溫鐵軍也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名字。
相比其他赫赫有名的經濟學家，大多數人一聽到這個名字時都會有點躊躇——他是誰？確實，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溫鐵軍都是一個低調的人，然而在和記者聊到農村問題時，這位年過六旬的學者臉上還是煥發出了與年齡不相符合的神采。
8月初的北京氣溫接近40度，記者在人大咖啡廳見到溫鐵軍時正值午後，在這個一天中最炎熱最令人覺得睏乏的時段裡，溫鐵軍卻沒有展露出絲毫倦意。高大、溫和、沒有架子，這是記者對這位“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的全部印象。
兩個“十一年”
1951年，溫鐵軍出生在北京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當時他初中還沒畢業，“文革”大潮就席捲了全國；17歲的溫鐵軍也沒有逃脫這場政治運動的影響——那年，他被派到山西汾陽插隊，“每天能在火車站扛大包”成了少年溫鐵軍最大的夢想。
之後的十一年裡溫鐵軍並沒有閒著，有一年回家探親的時候碰到了小時候一起玩的“孩子頭”，“咱們一塊兒當兵去，你去不去？”聽聞邀請，溫鐵軍想也沒想就答應了。“就這樣去了，完全沒有什麼自己的選擇，當兵之後，也無非是做個好戰士，反正就是一個認真做事、老老實實聽話的人。”當完兵，“閒不住”的溫鐵軍又接著當了三年工人。
現在回想起來，這一段經歷也確實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從此他學會了從農民和基層的角度思考問題，開始關注農民、農村的發展。“我就這樣在社會的底層滾爬，滾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出身的小知識分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懂得了工人。”溫鐵軍感慨道。
1979年，溫鐵軍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本科學新聞的他最終卻選擇了研究“三農”問題，十一年的工農兵經歷讓溫鐵軍的這段人生軌跡變得順理成章。
也許是受新聞專業的薰陶，溫鐵軍一向注重社會調查，注重理論和嚴峻現實的結合。畢業後不久，他就發起並組織了首批記者團，騎著摩托車沿黃河考察了8省40多個市縣的經濟發展狀況，“失聯”了將近4個月。“回想起來，很多情境是在歷險。比如在沙漠裡邊，摩托車是開不動的，只能推。我的同伴都比我年輕，但都走不動了，趴在沙子上一動不動。我罵他們、打他們、踢他們，硬逼著他們往前走。好玄在天黑之前走出了沙漠。到了有人煙的地方，他們說：‘老溫哪，多虧了你！要不，哥幾個得死在沙漠裡邊。’”多年後溫鐵軍在向媒體談起這段往事時，仍然記得裡面許多險象環生的情節。
這一年是1985年，也是溫鐵軍的轉折之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民生經濟初露鋒芒，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外向型經濟，資本投入加大，社會迎來了一波肉眼可見的“高增長”。彼時的農村並非只有一望無際的農田，小型的農產品加工廠和設備製造廠也在繁榮生長，農民搖身一變成了“離土不離鄉”的小型經濟從業者。“八十年代的內需拉動，除了當時的做多政策體系之外，很大程度上受益於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溫鐵軍總結道。
1985年，溫鐵軍邁進了“九號院”的大門。這個地方不是別的地方，正是當時號稱中國農村研究的“黃埔軍校”——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辦公所在地；在這裡“摸爬滾打”的年輕人很多都已成為活躍在政壇、學界和商界的翹楚。
比溫鐵軍早3年來到這裡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趙樹凱如今回憶起西黃城根南街的這個辦公室也感觸頗深：“在幾乎整個80年代，九號院是中國農村政策研究的中樞之地，可謂‘極一時之盛’。第一批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就在這裡醞釀形成。”
同樣在這裡工作過的老人姚監覆在多年後向媒體回憶說：“（我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全國各地搞調研，三分之一的時間彙總、統計、討論，另外三分之一（的時間）起草文件。”
而今天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溫鐵軍，在剛進政策研究室的時候還只是負責編輯內刊的工作；但是他一邊編內刊，一邊學習各種農村知識，也逐漸開始了農村調研的道路。這段工作經歷可以說是溫鐵軍人生中彌足珍貴的一部分，他也一直將它視為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其實只是個調研員而已，瞭解了一些基層的情況。”
那幾年，溫鐵軍也在慢慢把目光延伸到中國以外的更廣袤的世界。得益於紮實的英語功底，溫鐵軍在1987年被公派到美國密執安大學（即“密歇根大學”）社會調查研究所和世界銀行進修，並獲得了抽樣調查專業結業證書。有媒體撰文稱：“溫鐵軍讀新聞系，參加世界銀行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課題和培訓，學會的是用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國的‘三農’問題，這是他的獨特之處。”
不得不說，這確實給溫鐵軍的知識結構帶來了深刻的改變，“（當時）送我出去學的是‘方法’而不是‘理論’，這個‘方法’是必須跟世界銀行利用（它的）全套制度來改造中國的項目進行某種對接。”溫鐵軍向記者坦言；當時，世界銀行正好給中國提供了3億美元的政策性貸款，支持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具體工作就是建立了農村改革試驗區。
“我是裡邊兒做技術活的，我在做試驗區的檢測和評估。”溫鐵軍說道，“用數據體系的建立和分析來應對世行對中國製度問題的挑戰，那就意味著我們必須用西方的話語，用同樣的方法、同樣的話語來做同樣的詮釋。”這一做就是很多年——從1987到1998年，溫鐵軍先後擔任檢測處副處長、調研處長、試驗區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我一直幹這活兒，所以我現在能夠用中國自己的發展體系，有數據支持的這種體系和西方進行對話。”
很顯然，這個“十一年”，溫鐵軍還是沒有閒著。
1990年以後，中國邁入了工業化高速成長的時期，“三農”領域的矛盾也逐漸成為顯學，按溫鐵軍的話說，“90年代的中國是農民發生群體事件最多的年代，也是農民負擔最重的年代，也是農業形勢最嚴峻的年代”；經濟的高增長與農業三要素對非農部門的關係直接相關，導致了農村土地的大量徵佔和勞動力不斷流出，農民收入增速緩慢、城鄉差距拉大、內需長期不振等問題日益嚴峻，農村改革開始陷入僵局。
“90年代給農村研究者出了一個難題。工業化的現代化的過程，工農收入差距必然擴大，這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如果你要扭轉規律，就好比是提著自己的頭髮脫離地球，是人地資源比例的矛盾……”姚監復說道；在他的印象裡，這段時間的溫鐵軍仍然在試驗區埋頭工作，很少對外發言。
但溫鐵軍還是“搞事兒”了。
1991年蘇聯解體的時候，溫鐵軍正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Next China（下一個就是中國）！”這是當時溫鐵軍在紐約街頭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他自己反倒不信這個邪，“但是我說不清楚為什麼沒門兒，我只是相信中國會穩定發展。”於是憑著這股執念，溫鐵軍毅然背起包裹，隻身一人前往蘇聯考察，還差點受到處分。
“到了那兒，我下了火車，找個當地的小咖啡館，就問：‘誰懂英文，我跟你們聊聊？’然後就住在那兒跟當地的老百姓談。我採用的是直接觀察的方法來研究，我要接觸第一手的資料，而不是看一點什麼材料，吃別人嚼過的饃對我來說是吃不出味兒來的。”話裡行間不難覺察出，這段“說走就走”的往事對溫鐵軍的意義確實非比尋常，“我在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是住在一個戰爭難民的家裡，樓下的客廳沙發上住著一個懷孕的婦女，是被打出來的。除了找老百姓以外，我也找了私有化部，找那些制定私有化的大學者談，他們也接待我，因為我拿著我導師寫的推薦函，說我在做有關的研究。”
七個蘇東國家溫鐵軍都走了過來，當時正是戰火紛飛，從意大利出發的時候當地人問他：“那裡正在打仗，你為什麼要到那裡去？”“我要看到這個情況，”溫鐵軍的態度很堅定：“我走了40天，被打暈過，也被偷過。親眼看到了混亂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所以現在我不怕別人說我保守，因為我親眼看到過激進給老百姓帶來的代價。這些全部是我用腳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經驗，當你走進去親眼看到那一切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什麼是社會成本，什麼是轉型代價，那是老百姓的苦難。”
這一圈走下來，溫鐵軍發現，蘇聯解體其實是因為國家一直停留在實體經濟階段，推行的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的換貨貿易體制。“你給我多少噸小麥，我給你多少臺機床；你給我多少臺汽車，我給你多少艘船。”換貨貿易用國際價格的三分之一來計價，於是它的總量就是國際西方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沒有進入貨幣經濟。
接受教訓後，1992年中國告別了長達40年之久的“票證時代”，徹底改用貨幣作為商品交易的中介；同期，國內開始增發貨幣，開始了逆週期調節，趕出了西方封鎖。同年，中國開放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進行房地產改革。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一次性調降57%，大貶值刺激了出口。與此同時，世界格局也在改變：蘇聯解體後，美國帶著對全球的統治力，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納入世貿組織，一併納入的還有農業和金融的自由貿易。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內農業面臨的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市場開放問題，還涉及到農業政策、農產品出口競爭、出口補貼、有關企業的進出口經營權和深層次的管理等方面的挑戰。於是到了後來，農村鄉鎮企業因為沒有優惠全都垮掉了，整個中農工建四大行的不良貸款率達到40%以上。
農業發展的滯緩被溫鐵軍看在眼裡。1999年，溫鐵軍在《讀書》雜誌發表《“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一文，這也被認為是他進入公眾視野的關鍵文章。
世紀困境作何解？
1982到1986年，中央曾連續下發5個與農業有關的“1號文件”，建立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機制，此後便中斷了18年；直到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才又開始重新聚焦“三農”。
溫鐵軍卻從未間斷過。
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在呼籲“三農”問題：“不能只強調農業政策，不講農村，更不講農民。眼中有數，心中無人，咋行！”那個時候，溫鐵軍就在根據農村試驗區研究成果寫書、讀學位、研究近代經濟史，一刻也沒有閒著。也正是從那時起，他開始反思資本深化所造成的“三農”困局。
1997年，糧食大量積壓，13年前增產不增收的“賣糧難”問題再度出現，由此導致的農民收入連續下降，使“三農”問題又一次成為社會熱點話題。溫鐵軍在當時的《戰略與管理》上發表《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一文；於是，人們今天耳熟能詳的“三農問題”，第一次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正式出現在公開出版物上。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最後3年是“三農”問題突然變得尖銳的時期，農民負擔過重作為“三農”問題的表象漸漸浮出社會生活的水面。在林毅夫看來，“三農”問題在當時之所以變得嚴峻，是因為1998年出現了通貨緊縮，生產能力過剩，新增投資小，新增就業機會少，造成了應該流動的農民流動不出來，已經流動出來的農民又返回鄉村；此外，眾多鄉鎮企業也在競爭中紛紛倒閉，一方面致使農村集體經濟負債累累，另一方面也迫使早先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又迴流到農業，如此背景之下，農民收入增長愈加緩慢，“三農”問題雪上加霜。
彼時溫鐵軍所做的《世紀末的反思》一文在學術界受到了廣泛認可；然而他也會時不時“口出狂言”：“如果把現代化當作終極目標，把發展主義當作達成現代化的指導思想，會得出‘農村農業必然衰敗’的結論。”
這一論調在當時大力推進現代化的背景下無疑受到了外界各種解讀。
“首先你需要給我一個沒有充滿那麼多‘罪惡’的現代化，你要給我一個有成功經驗可循的發展主義的樣本，我們才可以討論問題。”溫鐵軍向記者說道，“世界上所有的現代化經驗目前為止都沒有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前史是殖民史，而殖民化的大規模掠奪是反人類的，最終殖民化的代表無外乎就是所謂的奴隸制三角貿易。”
“在中國，‘現代化’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一種‘激進’的形式體現出來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別激進’，不是‘反’現代化，而是‘解構’現代化。”在溫鐵軍眼裡，激進地追求西方模式的現代化可能導致農村社會與城市之間更加難以平衡，現代化成本過高最終可能導致整個社會體系的崩潰，“如果你不去解構它，你怎麼能夠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呢？”
那麼我們又要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呢？“儘管我們希望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但是城市現有的這一套現代經濟制度，對人地關係高度緊張、小農經濟高度分散的農村來說，仍然是不適用的。”溫鐵軍直言。
當然，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農”之內找出路。溫鐵軍自己也坦陳：“有些問題，如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等，則需要‘農內’與‘農外’功夫，雙管齊下方能奏效。”
翟城往事與溫鐵軍的“諾亞方舟”
在瞭解溫鐵軍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翟城在哪裡。
十多年前，一個鄉村建設學院的落地令這座位於河北定州市一隅的小村莊與溫鐵軍的人生軌跡交疊在了一起。
然而對翟城村民來說，“鄉村建設”早已不是一件新鮮事兒。因較早推行村民自治，翟城村在民國初年就被定為模範村；1926年的時候，平民教育家晏陽初更是在這裡推廣平民教育運動，說它是“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發源地”一點也不為過。
2003年7月，溫鐵軍與幾家單位合作在這裡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免費培訓農民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實驗循環經濟和生態農業，組織農民成立合作社；鄉建學院的出現被視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派”領袖晏陽初的“定縣實驗”的延續。
沉寂多年的翟城，再次蜚聲全國。
據原翟城村支書米金水回憶，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成立其實“出於偶然”；“2001年，南方一位專家來村裡，提出一定要打好‘晏陽初’這個品牌，以後的農產品就可以用‘晏陽初’商標。”
2003年7月掛牌成立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資料圖）
2002年，溫鐵軍時任《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輯，以《中國改革•農村版》為平臺，大學生下鄉支農調研的民間浪潮席捲全國。03年春節，《中國改革•農村版》編輯邱建生帶隊到翟城過年，住在村委會辦公室裡，米金水去探望時看到邱建生寫了一副春聯：“念先輩平民教育誠可嘉，看今朝鄉村教育慨而慷。”
這副對聯立刻引起了米金水的注意，“我一看，原來他們也對晏陽初感興趣，我就覺得村子的機會來了。”於是雙方一拍即合；之後他們還專門找到晏陽初的兒子晏振東，討論了建學院的想法。2003年7月19日，翟城村花了39萬元買下村西一處廢棄的中學作為鄉建學院的校址；多年後米金水向媒體談起這件事時，臉上還帶著些許自豪的神色：“我在喇叭上一說這個想法，僅僅兩個小時村裡就籌足了30萬。”
起初，溫鐵軍並沒有答應邱建生辦學院的事；邱建生提了3次，他才點了頭。
學院落腳以後，翟城村民們的生活頓時熱鬧了不少，村裡成立了老年人協會、婦女協會和讀書小組等組織，村民的參與熱情空前高漲。此外，溫鐵軍還請來了海外著名建築師教農民使用糞尿分離的生態廁所，他的妻子還認養了一頭小毛驢，並給它取名“教授”——當時，溫鐵軍剛到人民大學當教授。
有人說，當時的翟城不同於晏陽初時期的翟城，很多時候更像是溫鐵軍傾力打造的一艘“諾亞方舟”。然而這艘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方舟”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既要飽享各種關愛與讚揚，也要承擔外界的審視和質疑。
最直接的質疑就來自村裡。
晏陽初學院成立之初，翟城的許多村民以為辦學校了，再過不久村西邊就會有大片高樓林立，各地學生在此雲集。“當初我們以為，最低他們也要引進點外資或者辦個廠子什麼的吧…..”一位村民向媒體回憶道。
時間久了，村民們開始覺得知識分子們的很多試驗太過理想化了。夏天，雜草在試驗田的路邊瘋長，溫鐵軍堅持“生物防治”，用辣椒、菸葉汁等“土辦法”殺蟲；學院在試驗地裡種的西瓜，被描述成“一丈來深的草裡，長出拳頭大小的西瓜”；學院建的生態廁所、“地球一號”生態建築等被村民笑稱為“土屋”。
“村民對學院的不認可，主要原因是學院沒有給村民帶來多少物質上的利益；學院並沒有給村裡‘辦廠子’‘跑項目’‘引外資’，村子的經濟發展狀況沒有明顯改觀，村民也沒有得到多少眼前的實惠。”一位研究人員在自己的調查報告中寫道。
在翟城，知識分子求解鄉村問題的探索已經承續了近百年；然而當我們把視角放大到更加宏觀的中國農村時也不難發現，政策往往比理念或模式更能產生現實效用。
這恰恰就是溫鐵軍等人與翟城村民之間的矛盾所在——能源危機、人多地少、美國模式……這些話題在村民們聽來總覺得離現實生活有點遙遠，即使後來學院幫助村裡組建的合作社讓村民們真正得到了實惠，但由於統購統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短時間無法紆解，社員之間也一度出現信任危機。
談及翟城合作社的坎坷，溫鐵軍曾經向媒體表示：“中國的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不能指望合作社一年多的發展就把問題解決了，合作社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翟城合作社也不例外。”
2003年7月19日到2007年4月12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在翟城存活了3年零9個月。
晏陽初的半身像仍立在學院的大門口，牆體上的標語顯示著當時籌建的雄心（資料圖）
“我儘量笑著說，”多年後再提起這件事，溫鐵軍的話裡行間還是透著藏不住的遺憾，“這個事兒我得道歉，我們確實造成了麻煩。”但遺憾之外還是有值得欣慰的成果，“三年下來，我們已經完全在這塊40畝的土地上徹底恢復了有機生產，完全形成了一套六位一體的生態循環農業。”溫鐵軍說罷，臉上的笑也明朗起來。
三年下來，無論是“地球一號”生態建築還是農村合作社的運行，晏陽初學院一直活躍在媒體的聚光燈下；溫鐵軍也數不清有多少次站在學院的一角或是田間地頭接受採訪。雖然結局有些不盡如人意，但後來溫鐵軍被評為“CCTV年度經濟人物”，多少也與這些鄉村建設的經歷分不開。
“中國的農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覺得，9億農民就像希臘神廟裡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農民很多，但是真正關注農民的人不是很多，替農民說話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溫鐵軍就是農民的代言人。” 2003年“CCTV年度經濟人物”頒獎典禮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出這番話時，站在一旁的溫鐵軍顯得有些靦腆：“我只不過是做了一點調查而已。”
“遺憾還是遺憾的，但我仍然願意微笑著解釋這個過程，”溫鐵軍向記者坦言，“我們有我們客觀上造成的壓力，這個我們理解。現在河北當地的一些請你拿知識分子在跟地方商議要重新恢復（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我們也樂見其成。我不屬於那種‘你必須得給我承認錯誤，我要去訴訟，我要求賠償’（的人）。”溫鐵軍說這段話的時候始終平和地笑著。
笑眯眯地揭短；笑眯眯地講他一手創辦的鄉建學院被取締；笑眯眯地談及理論界“內生的反智”……“笑眯眯的”，這是大多數見過溫鐵軍的記者對他的一致評價，然而平和的性子背後，那股年輕時候較真的勁兒卻一直都在。
畢竟自始至終，揹著揹包穿越蘇東戰火的人是他；田間地頭談笑風生的人，也是他。
閱讀更多 夠high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