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到了一本書叫《天朝的崩潰》，作者是茅海建先生。這本書裡寫到的另外一個發生在“鴉片戰爭”中的現象。
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之後，英國就逼著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一說到《南京條約》，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它是不平等條約——比方說讓中國2100萬銀元的戰爭賠款，還有割讓香港，再比如給英國“治外法權”和“協定關稅”。
大面上看當然是這樣，但是一旦深入到歷史的細節，就有意思了。
剛才說的那四點，其實是兩份條約的內容：割地和賠款是《南京條約》，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虎門條約》。那哪一份算是不平等條約呢？
嚴格意義上講，《南京條約》其實不能算是不平等條約。臺灣歷史學家李定一先生說過，自古以來戰敗國都是這個待遇，從羅馬帝國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敗了的一方要割地和賠款，這沒什麼可說的。
所以，如果嚴格地按國際法來說，《南京條約》其實是一個平等條約，雖然我割地、賠款，但我們的關係還是對等的。開放通商口岸也是，我只是讓你來貿易而已，而且規定你只有這五個地方可以，別的地方都不行，做生意也都是平等的。
真正讓中國和英國之間地位不平等的，是後來補充簽訂的《虎門條約》。有意思的事來了，主動推進《虎門條約》簽訂的，不是英國，而恰恰是清政府。
這又是為什麼呢？
話說，《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國人既然得了賠款，又得了香港，最主要的是打開了中國的五個通商口岸，還有其他的一些優惠，基本目的達成了，比較滿意。
但是，清政府這邊的小心思就多了。哪兒來這麼一幫強盜，打我們，不給皇上面子，還要籤什麼條約。這幫壞蛋不定憋什麼壞水呢？
其實，按照當時西方的國際規則，兩國簽訂條約後，都必須遵照執行，該賠款的賠款，該撤軍的撤軍，誰違反了就是單方面毀約。不但條約作廢，而且要受到國際譴責。
但是，鴉片戰爭的時候，清政府沒人知道這個事情，他們還是按照以前的思維來看待這個事，覺得所謂條約就是暫時的停戰協議，隨便找個藉口就能撕毀重來。不僅我們可以將來撕毀重來，他們覺得英國人也是這樣，將來也會得寸進尺，找中國的各種麻煩。
所以，在簽訂《南京條約》之後，有一位大臣就寫了一個《十可慮》，就是有十件必須要考慮的善後大事，或者說十件值得憂慮的事。
說是大事，實際上不過是兩國之間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在鴉片戰爭過程中，英國曾經以佔領天津為目標，很明顯，英國人對天津有興趣啊。可是在《南京條約》裡開放的通商口岸中，居然沒有天津，那英國打的是什麼主意？
再比如，戰爭之後，中國的沿海各省肯定要修築海防工事，萬一引起英國的猜疑，進而阻撓怎麼辦？
你看，表面上看好像每件事都很具體，但實際上都是杞人憂天，說白了就是沒有契約意識。自己沒有，也不相信英國人有。
問題是，在當時不止這位大臣這麼想，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這麼想。所以到最後，道光皇帝乾脆給耆英——就是負責簽訂《南京條約》的滿族大臣——下了一道聖旨，讓他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繼續談“一切要緊事件”。
但究竟什麼是要緊事件，道光皇帝也沒說，耆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找英國人交涉。於是，耆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動要求要給《南京條約》做“添注”，也就是補充條約。
結果，就是這個補充條約奠定了中英關係不平等的基礎。
耆英提出的交涉意見一共有十二條，我就不一一列舉了。我只說最關鍵的兩點，就是治外法權和協定關稅。
先說治外法權。
治外法權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英國人在中國犯了罪，中國政府無權審判，必須將罪犯帶回英國才能定罪。也就是說，無論英國人在中國犯了什麼罪，都有正當的理由逃避中國的司法審判。至於英國怎麼判，跟中國就沒有關係了，這不是典型的不平等關係嗎？
而最開始提出這種想法的，不是英國人，是耆英。耆英的初衷也不是故意要把審判權送人，他的初衷是為了避免麻煩。萬一英國人在中國犯罪之後，英國政府要庇護怎麼辦，沒準又成了英國人挑釁和發動戰爭的藉口。
就算不成為藉口，但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是個很麻煩的事，至少要向上請示吧，還有得跟英國交代清楚吧。所以，乾脆就不要這個麻煩，你英國人在中國人犯了罪，你們自己帶回去處理。如果其中有中國人參與，就由中國司法來審判。
說白了，耆英的本意就是，咱別那麼麻煩了，乾脆“你的歸你，我的歸我”，但實際卻是把中國的獨立司法權拱手想讓，最後落在條約中，就變成了白紙黑字的“治外法權”。
另外一件事，協定關稅問題，則是在《南京條約》中有過討論的。
英國人本來的意思是，清朝的關稅制度太混亂了，每個省都不一樣，沿海和內陸也不一樣，現在開的通商口岸又不在一個省，所以你們自己商量一下，把關稅統一就行了。
你看，英國人只是要求統一關稅，至於定多少你們自己說了算，別太高就行，沒有不平等的意思。
但是，耆英在商談補充條約的時候，自己把這一條否決了。初衷也可能是覺得，由我們自己定關稅太麻煩，萬一英國人覺得不合適又節外生枝，所以還是按照以前廣東的辦法，咱們商量著來。
這個心思一經提出，英國人當然巴不得，立即和耆英等人把160餘種貨物的關稅定了下來。然後再在文本上偷樑換柱，關稅由《南京條約》的“自主統一關稅”變成了“關稅的變更，中國需和英國商量。”
別看“商量”這個詞好像很和氣，但是從此以後，中國就喪失了單方面變更關稅的權利。
這些事情經過重新協商之後，就變成了《虎門條約》，這才是在國家關係上讓中國和英國不平等的根源。
表面上看，是英國人在玩把戲，利用耆英對西方國際規則的無知，哄騙出許多額外權利，讓中國逐漸喪失主權。這種說法當然也沒錯，但是細看當時的具體過程，未嘗不是清政府自找的結果。
道光皇帝也好，大臣耆英也好，他們的初衷都是在《南京條約》簽訂的情況下，要儘量免除後患。茅海建先生就在書中評價，這些人的初衷是爭取一點利益，佔一點便宜，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陷入了更嚴重的後果之中。
當然，今天我們再去苛責古人當然沒有意義。但是這個過程確實也提醒我們，在自己的認知框架內做價值判斷，其實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你覺得是好事，或者是壞事，換一個認知框架，完全可能就來了個大反轉。
在大變局時代，最重要的任務不是急於去爭取自己眼裡的利益，而是讓自己的認知框架跟上急速的變化。
李鴻章當年有一句話，說“鴉片戰爭，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回頭看，那一代人還是幸運，幾千年才有一個大變局。
而我們這一代人，也許十幾年甚至幾年，就要適應一次大變局。鴉片戰爭時候的故事，也許到今天也一直會給我們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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