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是明朝历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虽为内官，但宦官的身影活跃在大明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坚持不懈强化皇权，废相权，杀功臣，制定铁律来防范宦官势力参与朝廷政治。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高度集权之下，皇帝凭个人努力完全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作为帝王身边的贴身助手，宦官这一特殊群体，反而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屡试不爽的政治工具，进可作为制衡文官集团的武器，退可作为垫背替罪的牺牲品，这无形中助推了宦官势力的增长，成为皇权、文臣之后的另一股政治力量。此前，我们的文章中曾提到，在永乐时期朱棣开始了重用宦官，之后到了宣德年间，内书堂的设立，打破了明祖制，让宦官群体得以有机会进一步干政。到了明英宗时期，随着宣德时期的“三杨”内阁势力衰退，宦官专权的恶果最终得以释放出来，酿成了明朝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大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了。
宦官王振生平
由于不同史料记载上的差异，宦官王振的形象描述并不完全相同。在清人所修的《明史·宦官传》序言中，认为宦官之祸“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
王振（？-1449年），山西蔚州(治所在今天的河北蔚县)人。对于其入宫前的履历资料并不完整，各史料也不一致。一说是王振入宫前曾是儒学教官，在永乐九年因考无功，后来自己入宫为宦官。在《明史》中又记载“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依据这一说法，王振在宣宗时期得以进入内书堂接受教育，后来得以服侍太子朱祁镇（1427—1464年），从此与明英宗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对此，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中也有类似观点。
在北京智化寺内的《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又称：“臣（指王振）窃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岁，获入禁庭，列官内秩，受太宗文皇帝眷爱，得遂问学，日承诲谕。既而俾侍仁宗皇帝于青宫，复蒙念臣小心敬慎，委以心腹之任，暨登大宝，屡加显庸。宣宗皇帝临御，猥以久在侍从，眷顾有加。龙驭上升之日，遂荷付托之重。”其内容与《明史》中王振本传的记载基本吻合。
《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正统十一年（公元 1446年），明英宗朱祁镇“赐司礼监太监王振并各监太监钱增保、高让、曹吉祥、蔡忠白金、宝楮、彩币诸物”，并且专门颁布敕文赞王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可见，王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深受喜爱，遂得以读书。后来被安排至明仁宗身边，仁宗崩后，又受命入东宫服侍朱祁镇，为东宫局郎。宣德十年（公元 1435 年）九月，宣宗驾崩，以东宫旧侍的身份代金英掌司礼监。
通过其生平，可以看出王振的晋升轨迹非常清晰。
内阁与宦官势力的消长
宣宗时期“三杨” 辅佐（ 杨士奇、杨荣、杨溥），内阁权力上升，暂时力压六部。不过，在此之前的明朝司礼监不过是宦官的一般衙门，仅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根据明代黄佐的《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记载，宣德年间，皇帝朱瞻基或因耽于游乐，开始“中易红书批出”，“或亲书或否”。但皇权集于一身的朱瞻基面对大量章奏确实忙不过来，因此，亲笔批红只是少数，于是经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为批红。又据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列传二十九卷《王振》篇介绍，时太监刘宁“以恩幸掌司礼，而不知书”，宣宗令王振“代笔”。不久，刘宁“奉诏他出，以政务委振”。刘宁归，王振“不肯谢事”，宣宗“遂移宁为南京守备”。司礼监有了批红权，逐渐成为宦官第一署。不过，当时是司礼太监金英“亲信用事”。而且，在外臣的使用上，宣宗还是倚重这些老臣，对新人的培养使用并不及时，以致后来英宗内阁青黄不接。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九岁的小皇帝明英宗继位，次年改年号正统，王振开始掌司礼监，权力不断膨胀，他与外廷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凸显出来。初期，负责锤炼听政的是太皇太后张氏，“三杨”还有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辅政，内阁权重，对王振等宦官防范较严。这时的王振与“三杨”等人的关系并不稳定，其不但未曾作恶，反而还能常常教导小皇帝，一副兢兢业业、圣德良辅的表现。
这时的内阁之中，君幼臣老，三杨年事已高，精力渐衰，随着时间推移，王振两面派的做法开始显现，勾结同党，构陷、排挤、打击三杨等辅臣，借机残害、去除朝中异己。特别是到了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崩，（杨）荣已先卒，（杨）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杨）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这些前朝老臣，内阁势力逐渐地退出，让王振没有了外来力量的制约。
王振的出头固然与朝中老臣凋落，文臣无能有关，但根本上与明朝的宦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明宣宗时期开始逐渐怠于朝政，醉于游乐，而对外臣势力又不放心，让司礼监得以有机会参与批红。正统之后，内阁并没有统帅全局的首辅，这使得王振的地位更加突出。
君臣合作 土木之变
前面我们说过，明英宗朱祁镇与王振关系最为密切。明英宗朱祁镇（其身世存争议，本文不单独讨论）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后被立为太子。在英宗的成长过程中，太监王振则是对其生活悉心教导，对朱祁镇的人生成长意义重大。在明英宗看来，王振对其多年悉心教导，毫无私心，是忠于他本人的。但正是如此，也就给了王振，愚蔽、怂恿、掌握英宗的机会，使得司礼监职权越于内阁之上。
在对外军事上，经过洪武、永乐年的连接打击，北元势力四分五裂，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但自永乐朝之后，明军对蒙古各部的军事策略全线收缩，由攻转守。到洪熙、宣德年间，更是将防线南缩。到了正统时期，宣府、大同几乎成为前线。加之自宣德之后，军事建设逐渐下降，皇帝怠于政事，军力的下降在所难免。
到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七月，势力强大起来的瓦剌联络各部，分别由也先、阿剌知院、脱脱不花等率领，南下攻明。七月十一日，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迎战也先于猫儿庄，兵败战死。十五日，明朝派遣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人率兵防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战败。宣府总兵杨洪与阿剌知院战于宣府，万余人围困龙门，阿剌知院遣使讲和。
大军接连失利，朝野震惊，英宗决定亲征，“群臣伏阙争，不得”，号称五十万的大军（有学者研究认为明军实际兵力不足三十万人，待商榷）仓促出行，八月初一即到达大同。第二日，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行则必堕虏计”，明英宗和王振震惊之下又仓促还师。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王振刚愎自用、恃宠而骄的心态。有一说是回师绕道说，即王振放弃由大同经紫荆关入京的方式转行家乡蔚州，“邀驾幸其第”，后延误英宗行程。大军退至土木堡后，却又选择土木堡驻跸。十五日，瓦剌军队诈退伏击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明军彻底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也被英宗护卫樊忠所杀，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明军意外落败，后来有研究分析指出，此役明军错在战术指挥，这是王振参政的顶峰，也是王振以武功教导英宗的最后尝试。土木之变之后，王振迅速被清算，籍家灭门，后人对王振的评价也定性为“论十恶莫加其罪，虽万死犹有余辜”，当然后来学界也有不同观点，对王振是否“挟帝亲征”持怀疑态度。但不论明英宗是否是自愿主张亲征还是王振鼓惑挟持，王振却在亲征过程中配合明英宗扮演了瞎指挥的角色，无疑成为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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