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不是藥神》火爆熱映的背後，反映了民眾對藥價虛高的擔憂。中國進口藥價格為何居高不下？如何讓患者吃得起藥？
不久之前，網易採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劉國恩教授。在這次採訪中，劉國恩說了以下幾個關鍵點：
1、研發一個新藥，本身需要的時間就在十年以上，研發的成本平均大概在25億美金之上，並且風險很高，換句話說，就是一百個研發新藥項目，可能最後成功的也沒幾個，成功率很低。
2、從長遠來看，如果要進一步降低進口藥的價格，中國需要加大藥品的研發力度，用一些新的技術、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某些貴的藥品。
3、政府推行的“兩票制”（“兩票制”是指藥品從藥廠賣到一級經銷商開一次發票，經銷商賣到醫院再開一次發票，以“兩票”替代目前常見的七票、八票，減少流通環節的層層盤剝，並且每個品種的一級經銷商不得超過2個。）是否能夠達到降低流通費用的目的，從而使得醫藥費用能夠得到更好的控制？我自己認為這是有待觀察的。
4、如果簡單地去掉15%的藥品加成，而不進行相應的改革，使醫務人員的勞務得到更好的補償，可能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復雜。
5、現在各個地方的招標採購平臺，要做的進一步工作是：如何讓這些參與招標的供需雙方的主體，能夠從招標採購當中既得到更多的實惠，又能推動社會整體的利益。
6、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就是要大力發展中國經濟，從長期來看，除了更好地發展經濟，沒有太多根本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以下為採訪精編內容：
問：為什麼進口藥價格居高不下？高價的原因是什麼？
劉國恩：中國進口藥高價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進口的藥品一般都是比較新的專利藥，這些藥主要是在發達國家，特別是以美國和歐洲為主的發達國家研發的。新藥上市以後，它在專利保護期內，一般的價格在發達國家都是偏貴的。其主要原因是研發一個新藥，本身需要的時間就在十年以上，研發的成本平均大概在25億美金之上，並且風險很高，換句話說，就是一百個研發新藥項目，可能最後成功的也沒幾個，成功率很低。所以，在發達國家一個新藥上市以後，一般在它的專利保護期內費用都是很高的。中國進口的藥品大多數都是這種新上市的藥品。因為它們的費用在其他的國家本身就高，所以相比於已經在中國市場上使用的藥品就高了很多，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還有一個原因，在過去中國進口的很多藥品，關稅相對來說也比較高。但是這個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進口的新藥本身研發費用很高，再加上中國部分關稅也高，就進一步提高了進口藥的價格。
當某個進口藥品度過專利保護期後，當中國的廠商能夠生產仿製藥後，價格一般就會下降很多倍。但是對於很多腫瘤藥品，即使我們仿製它們的原研藥，需要的時間也比較長，另外像生物仿製藥仿製起來也不是那麼容易。近期國家在腫瘤藥方面採取了降低關稅的措施，另外有些藥品如果它的療效確實比較好，國家的醫保也在部分考慮，將其納入到政府醫保，幫患者支付一部分費用，從而進一步降低患者個人支付的負擔。
問：如何降低進口藥的價格？
劉國恩：從政府的角度講，可以改進政策，降低關稅。但是進口藥降價的幅度也只有降低關稅的部分，藥品本身的研發和生產成本是降不下來的。如果有關部門對某些腫瘤藥物進行全面的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後，發現它給患者使用以後，療效確實不錯，比如患者使用老的腫瘤藥以後生存期只有一年，如果新的藥品即使貴一點，但是患者的生存期能夠提高到兩年甚至三年，如果得出的結論是這樣，政府可以通過談判的形式，和藥商去討論，是否可以通過廠商進一步降價後，考慮把它納入醫保。醫保因為覆蓋人群比較大，以量換價，可以進一步降低藥品在每一個患者身上的費用水平，這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這個可能性的前提是，這個藥品必須是經過系統評估後，確實療效很好，患者的生存時間和生活質量也都能夠得到提高。這個方法並不適合所有的抗癌藥品，有些腫瘤藥的療效並不是很顯著，比如原來患者的生存期是一年，現在只增加了一個月、兩個月，但費用大幅提高了很多，這樣的藥品就很難納入醫保。因為醫保資金每年都有預算，還是有限的。如果對那些效果不是很好，而費用極高的腫瘤藥品，估計也很難把它納入醫保裡，從而沒辦法採用以量換價的方式來降低它的價格，這樣的藥品可能也只能留在市場上，由那些收入比較高的人自願去支付，但是對一般的大眾來說就很難使用了。
所以從長遠來看，如果要進一步降低進口藥的價格，中國需要加大藥品的研發力度，用一些新的技術、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某些貴的藥品。但這是非常困難的，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自主研發應對像腫瘤這樣的重病的治療技術，短期內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從長計議，我們得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來應對這個共同的挑戰。
問：醫療改革推進了多年，但老百姓依然感覺藥價貴，原因在哪裡？
劉國恩：藥價貴這個話題很複雜，要看具體的情況，具體的疾病種類，具體的服務市場。
在過去採取的措施在實施過程中，以藥補醫的相關政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人為推高了藥品價格。但同時又要看到，在中國的醫療總費用構成中，醫務人員的勞務支出，或者勞務成本相對比較低，所以在總醫療費用中，醫藥這些看得見的費用比例，相對來說就高過醫生勞務的比例。
比如醫藥費用佔醫療總費用的比例高達40%-50%。這裡既有以藥養醫造成的問題，也有醫生勞務支出相對偏低，從而使藥品的費用顯得更高的因素在裡面。隨著醫療體制改革工作的進一步推進，醫務人員的勞務得到更好的補償後，我們期待醫務人員在以後提供的醫療服務當中，儘可能降低不必要的醫藥的使用。
醫藥費用偏高這個問題確實很複雜，希望通過支付手段的改革，以及醫護人員的勞務得到更好補償等措施，能夠綜合降低不必要的醫藥費用的漲幅部分。
問：一盒藥從生產出來到消費者手裡，有層層的代理商、經銷商，兩票制能否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劉國恩：一個藥品，廠商設計出來，到達最終的患者手上，確實要經過很多流通環節。流通環節在所有的產品，包括藥品在內的市場上都是非常必要的。流通渠道的存在，反映了專業化分工，使得配送藥品的效率提高，廠商直接配送的成本更低，因為廠商如果去做這項工作也需要大量的人員，也要形成龐大的體系，而它們要做這件事情，不一定比專業的物流公司——這個流通市場的主體更經濟、更實惠、更有效。
流通環節之所以產生費用，是因為市場上有負責流通服務的主體。無論是廠家來做，還是流通第三方公司來做，這個費用都會產生。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這一點。
政府推行的“兩票制”是否能夠達到降低流通費用的目的，從而使得醫藥費用能夠得到更好的控制？我自己認為這是有待觀察的。因為流通市場是非常複雜、非常龐大的，特別是在邊遠貧窮的地方，人煙比較稀少，市場的購買力又有限的時候，要想通過“兩票制”這樣的行政手段，達到削減流動費用的目標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一個行政手段就可以把這麼複雜的問題解決，那醫改就不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了。所以以後還有長期的工作要做，中國還必須面臨各種各樣新的挑戰，其中包括還得再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流通領域裡的各種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流通成本是不可能通過“兩票制”來完全“根除”的，因為它不是一個可以被“根除”的問題，而是應該著眼於如何去規範流通的渠道。
問：現在很多公立醫院已經取消了15%的藥品加成，這對降低藥價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劉國恩：藥品加成在過去主要是以15%作為主要的加成比例，在全國推行，有的地方可能會更高一些。取消以後從表面上來看是降低了藥品加成比例，從而有可能使得總醫藥費用降低。但是同時必須要意識到一個問題：藥品加成政策之所以在過去出臺，也是考慮到當時醫務人員的勞動補償很低，他們的收入水平本來就不能夠很好的反映他們的勞動貢獻，如果簡單地去掉15%的加成，而不進行相應的改革，使醫務人員的勞務得到更好的補償，可能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復雜。幸好中國確實也在推行一系列相關的改革，但是我認為在如何提高醫務人員的收入和工作積極性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只有當醫務人員這些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時，才有可能把醫藥加成降低以後，不再會滋生更嚴重的問題。簡單地通過取消15%的加成，來解決醫藥費貴的問題，短期內可能有一定效果，但從長遠來看是非常不現實的一個要求。中國還要加大醫療體制改革的力度，探索更合理、更有效的方法，去全方位、系統、綜合地解決這些問題。
問：如何看待省級招標制度，是否是藥價虛高“保護傘”？
劉國恩：省級招標制度的推行，初衷是為了通過招標採購，降低醫藥費用的增長。招標平臺本身不應該有問題，因為招標平臺是向參與競標的主體和尋求醫藥產品的主體，提供更系統、更透明，並且具有競爭機制的作業過程，這個平臺本身沒有問題。現在各個地方的招標採購平臺，要做的進一步工作是：如何讓這些參與招標的供需雙方的主體，能夠從招標採購當中既得到更多的實惠，又能推動社會整體的利益。
如果不能讓參與招標的供需雙方的主體從招標採購中獲得自己的必要收益，那這個招標採購平臺就很難達到當時設立的初衷，因為他們並沒有積極性來做這件事，這件事的結果就會變樣，很難達到當初預期的效果。參與招標採購的主體必須要從中受益，才能很好的利用這個平臺，否則問題就會以另外的形式出現，使過去的問題可能會變得更為複雜。
問：要從根本上解決藥價虛高問題，應該如何做？
劉國恩：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就是要大力發展中國經濟，因為只有當經濟水平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支付新研發出來的醫藥產品和技術的能力才會提高。 從長期來看，除了更好地發展經濟，沒有太多根本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我們可以通過政府的相關工作，包括關稅政策，包括支付手段改革政策，包括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藥品開支，減少不必要的大處方的使用，這些措施都會發揮其補充性作用。但根本的手段還是通過提高民眾收入水平，從而讓其醫療支付能力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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