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美國「偉大社會」計劃五十年祭

約翰遜宣誓就職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時任美國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宣示就職，人稱“意外總統”。

四天以後，約翰遜總統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坦言“沒有任何紀念演說和頌詞能比儘早通過他曾為之奮鬥的民權法更好地紀念肯尼迪總統”。緊接著，總統在當天的廣播演說中對美國民眾大聲疾呼：“民權法案既是對每個在社區、各州、國內工作的人的一次挑戰，也是對每個真心想消除存在於我們可愛的國家裡不公正的殘渣餘孽的一次挑戰。”經過總統及其團隊的不懈努力，旨在全面落實種族平等的三個人權法案先後在國會獲得通過，美國社會由此步入一個新時代。著名歷史學家亨利·康馬傑稱它是“自瓦格納法（《全國勞工關係法》）和田納西河流域管理法以來影響最深遠的立法”。傳記作家多麗絲·基恩斯在《林登·約翰遜與美國夢》一書中則宣稱： “約翰遜一生中即使在其他方面沒有做任何事, 他對民權的貢獻也將使他名垂青史。”而事實上，美國人普遍相信，總統更大的貢獻是他的“偉大社會”計劃。

1964 年5 月22 日，約翰遜總統在密執安大學的一次演說中正式提出“偉大社會”計劃。他在演講中呼籲：“我們同住在一個國家，同屬一個民族，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不能只靠一個人的努力，而必須靠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一代人各有其命運，有些靠歷史決定命運，至於我們這一代，命運必須由我們自己來選擇。在這場變革中，我們的命運只有仰賴全國人民始終如一的性格及信念，我們的祖先——那些離鄉背井的異鄉人，勇敢但也受過驚嚇的異鄉人，來此尋找一塊個人可以自主、自由生活的地方。他們和這塊土地訂下公約，公約的立意是公正；它用自由書寫，受團結的約束，它註定是被用來激發全人類的希望。而且，它仍然約束著我們，只要我們遵照其條款，我們就一定能繁榮起來。”要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全體人民的自由幸福，總統認為“偉大社會”計劃是必由之路。

為此，約翰遜總統在隨後的國會演講中進一步重申：“我認為‘偉大社會’並不是一大群聽命從事不求變化又不事生產的螞蟻。它應該適應刺激的事物——不斷地變化、試驗、探索、失敗、休整，然後再試驗——總會有收穫的。我們每一代都必須用我們的辛勞和汗水將我們的傳統保持下去。你們必須從心底銘記舊日的承諾和舊日的夢想。它是你們最好的嚮導。至於我自己，借用古代一位聖賢的話，我只求你賜給我智慧與知識，使我能在這支民族面前來去自如。因為，有誰能統治這屬於你的民族，這支如此偉大的民族呢？”按照他的構想，所謂“偉大社會”，就是要使人類生命的意義與人類的勞動相匹配，真正實現每個人都能獲得充分發展的目標。

約翰遜會見民權領袖

值得注意的是，約翰遜總統提出的“偉大社會”計劃不僅僅是對窮人施捨福利，更注重提供機會，使生活的競賽變得更為公平。正如總統所說： “偉大社會，不僅需要滿足肉體和商業需要，而且要滿足人們對美的追求和對群體生活的渴望。”其實早在1958年，他在演講中便闡釋過自己的美國夢——所有美國公民，無論種族貧富，應該平等參與到民主過程，實現美國自由主義理想；國家應該幫助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發展；國家應該充分挖掘人力資源，實現每個人的潛能；反對浪費，推崇美德。也正是基於這一理想，他在繼任總統的第三天便宣稱要向貧困宣戰。

“我們將全面追捕貧困，無論它在哪裡出現。”在1964年總統向國會提交的第一篇諮文演說中，約翰遜正式宣佈：“今天，這個行政當局在這裡向貧困展開無條件的宣戰……作為這個星球上最富裕的國家，我們能夠贏得這一戰爭……這場反對貧困的戰爭將不僅僅在華盛頓展開，它將從法院到白宮，從每一個私人家庭到每一個公共職位的所有領域展開。”約翰遜認為，解決他們貧困問題最好的武器是以“更好的學校、更好的醫療、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培養、更好的工作機會”等相互配合的措施構成的整體計劃。通過向貧困開戰, 在美國建立一個“舒適住房、優質保健、充分就業、良好教育和充分滿足人民物質生活與心理需要”的偉大社會。

眾所周知，美國的貧困問題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已經廣泛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關注，其中以邁克爾·哈林頓為代表的一些主流學者認為：“即便當（福利）金錢最終向下滲透，當一個新的學校在貧窮社區建立，窮人依舊是缺少食物或缺乏足夠教育的。他們的整個環境、他們的價值觀，都不能讓他們做好充分利用新機會的準備。”因此，在提高勞動者薪酬方面，為保證工人的基本購買力，約翰遜制定了擴大最低工資保障實施範圍和提高最低工資金額的決策，並真正將1962 年一點一五美元的最低小時工資提高到1964年的一點二五美元和1968年的一點六美元。此外，為“不僅能緩解貧困現象，並治癒它”，除了在金錢和工作上對貧困人群進行最直接救濟外，約翰遜政府十分重視通過培訓、教育、住房、健康等方面的保障，真正給予社會底層弱勢群體能夠提高地位、提升生活水平和發展自己的公平機會，讓他們擺脫“無止境的、永遠無法擺脫的”貧困循環圈。

在此期間，約翰遜總統簽署了一系列法案——據說僅在他任職的頭兩年內，提請國會通過的立法“比本世紀內任何一個總統在任何一屆國會所提出的都要多”。在約翰遜任內, 美國人民在收入、就業、醫療保健、國民受教育的機會、公民權等許多方面的狀況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偉大社會”是羅斯福“新政”以來在立法方面取得最大突破的時期。總體來說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為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經濟社會保障，對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國學者評價，約翰遜總統著力打造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聯邦國家的“安全網”和“保障網”，也是協調整個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之間矛盾的“黏合劑”，堪稱是“偉大社會”計劃的上佳註腳。

按照歷史學家的看法，實施這一“偉大社會”計劃其實不僅出於約翰遜與肯尼迪的競爭之心（努力成為一名偉大的總統）。從約翰遜本人的經歷來看，由於他出生於德克薩斯州邊遠山區，且在中學畢業後真正體驗過充滿艱苦的鄉村生活，對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的艱難及社會不公有過親身瞭解。因此，他追求社會平等、消弭歧視、提高貧困者生活水平的願望真實而強烈，“對窮人、老年人和受蹂躪的人”有著“深刻而熱切的關懷”。約翰遜卸任之後曾告訴他的傳記作者多麗斯·基恩斯：“我當上總統時，我就意識到，只有我能夠充當世界的主宰者。只有我才能有所為。我要使每一個飢餓的人吃飽，每一個無知的兒童接受教育．每一個失業的人找到工作，這才能實現我最大的願望，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夢想。”約翰遜一直相信，政府是為人民存在的，政府應當為人民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事情。事實上，自步入政壇以後，約翰遜一直醉心於改進美國社會, 當選總統後更將“偉大社會” 計劃稱為他“心愛的女人”。

事實證明，“偉大社會”計劃雖然並不可能徹底解決美國的全部貧困問題，但在政府每年大規模資金投入下，生活在官方設定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大幅減少。據統計，1964 年，美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達三千六百一十萬，到1969 年，已降至約兩千四百一十萬，即由原來占人口的五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此外，約翰遜政府的就業保障政策在提升就業率、減緩貧困、提高弱勢群體經濟收入等方面也發揮了極大功效。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國內總體就業形勢在其任職期間大為好轉。1968 年，總統在國情諮文中強調：“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在過去的四年中美國共創造出了七百五十萬個新的就業崗位，而在今年，我們還將創造出一百五十萬個就業機會。”

很顯然，“偉大社會”作為福利國家建設的重要部分，不僅關注貧困人群和弱勢群體的利益提升，更通過一系列綱領立法的通過，改善了美國境內大部分公民的生活質量，成為“新邊疆”和西進運動以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改革的新的里程碑。該計劃對美國國民收入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緩和了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保持了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增強了美國的內聚力，從而為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創造了必要的前提。

約翰遜簽署投票權法案時與馬丁·路德·金握手

約翰遜簽署醫療照顧法案

約翰遜簽署經濟機會法案

當然，約翰遜總統“偉大社會”計劃的提出也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約翰遜政府通過的立法措施無疑是戰後歷任政府所不及的，但立法上的成就並不等於“偉大社會”的實現，它也不能根本消除六十年代興起的社會危機。“偉大社會”計劃的部分內容是空喊口號，向選民做出過高的許諾，因而註定沒有希望兌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偉大社會”措施既滿足不了中下階層群眾和左翼勢力的改革要求，又遭到保守勢力特別是南方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由此造成兩頭不討好的局面。後來連約翰遜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對於大多數貧窮、失業、流離失所和一無所有的黑人說來是嚴酷的，他們仍處於另一個國度之中……對他們來說，牆越來越高，溝越來越深。”

隨著時間推移，“偉大社會”計劃的弊端也日益顯現： 一方面，它製造了一個大政府, 壓抑了社會的創造力，引發通貨膨脹、福利負擔過重、企業家精神下降、經濟低迷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導致了八十年代保守的里根政府急劇減少政府幹預的變革。另一方面，在政府權力擴張的過程中，許多財政資源被浪費，在“過度作為”的政府之下，一個食利階層誕生了, 他們憑藉名目繁多的政府項目拼命撈錢，而這些錢原本都可以用到貧困者身上。可見通過大規模的政府行為來扶貧這種模式，其作用十分有限，有時往往弊大於利。甚至總統班底中也有人質疑，約翰遜大力推行的福利制度並沒有解決應該解決的矛盾，相反卻帶來窮人反工作、對補助過於依賴，以及浪費社會資源等使社會關係緊張的危機。

同時，隨著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繁榮轉向“滯脹”，在“偉大社會”計劃中受益的中下層人民已不再關心有關他人的“社會公正”問題，而較多地考慮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財產稅和貸款利率的變化。至於“新政聯盟”中其他階層的群眾，尤其是中上層，面對“偉大社會”綱領的目標未能完全兌現大失所望，因此對自由派的政治熱情也明顯減退。種種合力之下，這一計劃走向衰退也是勢所必然。

歷史地來看，約翰遜“偉大社會”計劃雖然創造了美國現代史上第三次改革的高潮，但其過大的財政開支、過快的進程與過於激進全面的措施實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美國國內的諸多問題。改革期間，約翰遜政府共推出試驗成功或未經試驗的計劃將近五百項，試圖解決社會上諸多複雜且龐大的問題，但在實施過程中卻經常出現政策或機構方面的漏洞和缺失，甚至部分改革內容僅流於表面，無法觸及根本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以“向貧困宣戰”為例，總統自認為貧困可以通過加強教育培訓和基本補助在幾代人時間之內解決，但現實是貧困狀況的存在困擾社會已久，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僅增加撥款卻不對國家財富進行實質上的重新分配，即便使弱勢群體的生活窘境有所緩解，也只能是暫時現象，更可能會讓他們對政府大規模補助產生依賴性（事實也的確如此）。由此看來，約翰遜總統從未引導國家走上根除貧困這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他所倡導的社會福利改革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改變資本主義的分配關係。隨著“偉大社會”計劃的階級侷限性的日益暴露，逐漸加深了美國人民對自由主義改革的幻滅感，而“偉大社會”計劃對勞動人民作出的讓步，又使壟斷資產階級中保守派的忍耐逐漸達到極限，從而加強了對自由主義改革的抵制。所有人都樂意享受改革成果，但弊端顯現時，卻無人願意承擔責任。總統退休後抱怨說：許多少數族群盡享成果，卻缺少對政府應有的感激與支持——這就使得“偉大社會”計劃腹背受敵。由此可見，“偉大社會”計劃最大的失敗實際上是政治上的失敗，而非社會或經濟上的失敗。

另外，總統本人的某些做法也遭到質疑。約翰遜利用對國會參眾兩院次級委員會成員的任命權、安排選舉經費、優先安排議員所在選區的公共工程計劃、保證減免州政府債務、安排議員出國訪問等手段，使他能夠在需要選票的時候獲得他們的支持。總統提出的法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陸續獲得通過，以至於有人說國會是約翰遜政治理念的“複印機”。在此基礎上，約翰遜進一步加強在行政事務上的決策權。他對專門小組的創意尤為得意：在他任期內成立了幾十個專門小組進行決策研究和法案起草，專門小組成員身份對外保密，只有總統和少數幾個內閣成員知道。這個創意名義上是為了幫助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從事頂層設計，實際上是將內閣各部門的重要決策權納入總統囊中，是典型的權力過度集中。由此，在執行過程中難免與行政部門發生衝突。到1968年，由於越戰升級，“偉大社會”計劃的投入尚不及戰爭費用的十分之一，顯然難以為繼——其實，任何一次改革都無法完美解決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矛盾，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政策也是如此。至此，一直銳意改革的民主黨黯然宣佈：“除象徵性的姿態以外, ‘偉大社會’已經死亡。為黑人爭取平等機會的鬥爭, 拯救我們城市的鬥爭, 對我們學校的改進, 所有的一切, 因為越南戰爭的緣故都要被扼殺。”正如美國著名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所說：“‘偉大社會' 這個美妙的理想和義務承擔已經成為鏡花水月。”

約翰遜在越南

約翰遜總統當初希望的是，人們因“偉大社會”計劃記住他，而不是越南戰爭。但是，總統的個人悲劇或許正在於此：美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恰恰因為這一場戰爭將他銘記——這也是美國桑塔克拉拉大學法學教授埃裡克·古德曼所謂的“林登·約翰遜式悲劇”。這位歷史學家宣稱約翰遜總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綜合體——儘管他雄心勃勃，而且完全可以尋求連任，但他任期一滿即選擇離開白宮，與夫人返回德州農場頤養天年，因為據他本人說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一個職位”。

約翰遜的前任肯尼迪曾要求國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這句話固然激盪人心，但細想一下也有問題——憑什麼不能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約翰遜總統的民權立法和“偉大社會”計劃，恰恰是老老實實地回答人民的這個提問——國家能為人民做些什麼。從這個角度看，約翰遜總統堪稱美國曆任總統中“偉大的長者”。

《權力通道：林登·約翰遜傳》

《權力通道：林登·約翰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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