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對特朗普在英國的外交行動招到了口誅筆伐，在與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會面的過程中，這位美國總統被指3次違反英國王室的禮儀，不過在會場上英國民眾也沒讓特朗普好受，就在與女王見面的當天早晨，“特朗普寶寶”充氣氣球伴隨示威人群在英國國會大廈外出現。倫敦市長薩迪克·汗批示，“特朗普寶寶”可以在倫敦上空放飛兩個小時，但放飛高度不得超過30米。對此，特朗普表示不滿，並抨擊倫敦市長薩迪克·汗“未對一個非常重要的政府盡地主之誼”。
其實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行為標準，英國作為老牌的西方大國，雖然已經日落西山，但曾經的日不落帝國的架子依然擺著，只遵守自己本國習慣，對違反自己習慣的就不認可。就如曾經歷史上在中國發生的一幕：
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時,隨團訪華的小司湯東覲見乾隆。
1793年，正在進行工業革命、急於向中國傾銷商品的英國政府，派出馬戛爾尼勳爵領銜的使團訪問中國。深諳外交之道的馬戛爾尼的真實目的是開拓中國市場，但他沒明說，而是玩了個小花招——號稱是代表英王前去給乾隆皇帝祝壽。十分好面子的乾隆一聽自然龍顏大悅。地方官員也不敢怠慢，熱情迎請了英國使團。馬戛爾尼一路好吃好喝，於當年9月到達承德避暑山莊，準備覲見在那裡狩獵的乾隆。然而就在覲見即將進行的時刻，雙方卻因為覲見禮節而起了糾紛。按照清廷禮制，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時須三拜九叩。然而在英國人眼裡，雙膝下跪是面對上帝時才有的禮節，磕頭更是聞所未聞。中英之間關於禮儀的拉鋸戰就此展開：起初，乾隆以為英國人是因為“久居化外”不懂得禮儀，還“體貼”地派了個欽差大臣徵瑞教英國人如何行禮。徵瑞教導英國人也算苦口婆心，據英國方面記載，此公跟馬戛爾尼談話中，甚至還“善解人意”地把西方人“無禮”歸咎於服飾的區別，說我們中國的長袍多好啊，寬寬大大想跪就跪，想磕頭就磕頭；你們英國人的服裝設計得就不太合理，磕頭不方便嘛。不如你們覲見皇上時把腰帶、吊帶都去掉，這樣君臣名分就好講多了。想不到英國人就沒想跟乾隆講中國式的君臣禮儀，壓根兒沒接徵瑞的茬。道理說不通，只能來硬的。乾隆為使馬戛爾尼屈服，一度下令給英國人的伙食降檔，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原來四分之一的口糧。不想馬戛爾尼更硬，索性以絕食抗議。最後時刻，雙方不得不各退一步，馬戛爾尼在覲見乾隆時行了單膝下跪禮。其實，在馬戛爾尼看來，如此大禮已經體現了對中國皇帝的極大尊重，按西方的規矩，覲見他國君主只需三鞠躬，只有見本國君主時才會單膝下跪並吻手。然而乾隆並不領情，斷然拒絕了馬戛爾尼使團提出的通商請求，並授意手下官員從速將這幫不知禮儀的英夷禮送出境。中英之間第一次“親密接觸”，就這樣以喜劇開頭，而以鬧劇收場了。
1816年8月，英國的第二批使團由阿美士德率領到達北京。由於二十多年前馬戛爾尼的傲慢無理，使嘉慶皇帝決心一定要讓英夷接受教化三拜九叩。於是，英國使團18日午夜剛到北京，氣還沒喘一下，就被宣召進宮。在殿外等候的時候，中國官員們開始“教育”特使阿美士德磕頭，看口頭說服教育無效，大臣們居然動手，於是雙方在紫禁城大殿外就開始“弘揚武學”，一時間好不熱鬧。一番“酣戰”之後，阿美士德最終憤然離去，乾脆放了嘉慶皇帝的鴿子。又是因為禮節談不攏，中英這次沒談成。
今天的中國人談起這場禮儀之爭，多半批評乾隆朝閉塞淺陋，不懂國際社會的習慣，要求英使下跪過於無理。尤其是那封乾隆給英王喬治三世的覆信，遭到非議尤多。“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利國王知悉，諮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所有齎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涉，推恩加禮。已令大臣帶領瞻覲，賜予筵宴，疊加賞賚，用示懷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名，雖未來京，朕亦優加賞賜，俾得普霑恩惠，一視同仁。”接下來複信對英王通商要求和向北京派駐使節的要求，非常客氣、非常有依據地予以辭謝，其婉轉和誠懇，均堪可嘉許。唯有信首信尾這等居高臨下之語氣，無論是今天的英國人還是今天的中國人，讀來都會覺得滑稽荒謬。
我們今天的這種荒謬感究竟來自哪裡？假如英國不是一個如此迅速崛起的強國，假如這個強國不曾用軍艦和大炮打開中國大門，假如沒有清王朝日後跪在英國等西方列強的槍炮面前當兒皇帝的悲慘境遇，假如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強盜集團不曾將這個“居高臨下”的民族踩在腳下蹂躪百年之久，我們會有這樣強烈的荒謬感嗎？看來，強烈的荒謬感是那段荒謬的歷史啟示給我們的。而造出那段荒謬歷史的責任者是誰？是乾隆這個人、這封信？還是用槍炮逼著中國購買毒品（鴉片）的英國強盜？如果責任在於後者，我們為什麼總是批評當時的中國朝廷怎樣無知，怎樣荒謬，而不是更多地譴責英國強盜多麼貪婪殘忍、多麼無恥？
當時的國際上對英國也一樣是口誅筆伐，如當時的法國拿破崙：“外交官拒絕叩頭就是對皇帝不敬。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提出中國國君答應如派使節去英國也要他叩頭！中國人拒絕得對。一位中國的使節到倫敦應該向國王施英國大臣或嘉德騎士勳章得主一樣的禮。你們使節的要求完全是荒謬的。把使臣等同於他們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由他們簽署的協定如無派遣他們的當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從來也不會把使臣當作與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勳爵在受蘇丹召見時難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長袍嗎？……一切有理智的英國人應該把拒絕叩頭看成是不可原諒的事。覲見中國皇帝卻要遵行英國的習俗，這是沒有道理的。”
在兩百年後，有一本《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的書，支離破碎地再現了馬戛爾尼使團出使北京的過程，其中對這種悖謬提供了一種很有見地的解釋。評價說：“馬戛爾尼及其夥伴不承認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這時他們並不比中國人看西方時表現得更為豁達。他們知道要去見一個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們接近後者時就像那些低級的船長或商人對非洲部落裡的人一樣。英國人認為他們的權利，也許甚至是他們的義務，在於根據西方制訂的規則讓中國向國際貿易開放。如果中國拒絕接受歐洲商人的做法，就是中國錯了。馬戛爾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認中國文化的有效性。拒絕叩頭，討厭盤膝而坐，見到日常生活的場景傲慢地感到可笑，這些意味著：認為不能有幾種文明。只有一種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這種文明進化。英國不但是這種文明最傑出的代表，也是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
現今在英國講中國近代史，英國人繼續把馬戛爾尼訪華的事件放在前面，繼續引用這封乾隆給喬治三世的信，繼續強調那時的中國自大愚昧，對別國不平等，繼續講這個能夠為鴉片戰爭‘自圓其說’的故事。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自身強大起來，民族才能更好的享有尊嚴和榮耀，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結底也是強起來。“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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