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記載，孟子(公元前371？一前289？年)是鄒(今山東省南部)人。他從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學習儒家學說。當時的齊國(也在今山東省)是個大國，有幾代齊王很愛好學術。他們在齊國首都西門—稷門附近，建立一個學術中心，名叫“稷下”。稷下學者“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一度是稷下的著名學者之一。他也曾遊說各國諸侯，但是他們都不聽從他的學說。他最後只好回來與弟子們作《孟子》七篇。這部書記載了孟子與諸侯、與弟子的談話。《孟子》後來被推祟為“四書”之一，“四書”是近千年來儒家教育的基礎。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義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現實主義的一翼。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往下就可以明白。
人性善
我們已經知道，孔子對於“仁”講了很多，對“義”“利”之辨也分得很清。每個人應當毫不考慮自己利益，無條件地做他應該做的事，成為他應該成為的人。換句話說，他應當“推已及人”，這實質上就是行“仁”。但是孔子雖然講了這些道理，他卻沒有解釋為什麼每個人應該這樣做。孟子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回答的過程中，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學說。性善的學說使孟子贏得了極高的聲望。
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確切地說，就是，人性的本質是什麼？——向來是中國哲學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據孟子說，他那個時候，關於人性的學說，除了他自己的學說以外，還另有三種學說。第一種是說人性既不善又不惡。第二種是說人性既可善又可惡(這意思似乎是說人性內有善惡兩種成分)，第三種是說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惡(詳《孟子·告子上》)。持第一種學說者是告子，他是與孟子同時的哲學家。《孟子》中保存了他和孟子的幾段很長的辯論，所以我們對於第一種學說比對於其他兩種知道得多一些。
孟子說人性善，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每個人生下來就是孔子，就是聖人。他的學說，與上述第二種學說的一個方面有某些相似之處，也就是說，認為人性內有種種善的成分。他的確承認，也還有些其他成分，本身無所謂善惡，若不適當控制，就會通向惡。這些成分，他認為就是人與其他動物共有的成分。這些成分代表著人的生命的“動物”方面，嚴格地說，不應當認為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論證，來支持性善說，有段論證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沐惕側隱之心。……由是觀之，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上》)
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擴充，就變成四種“常德”，即儒家極其強調的仁、義、禮、智。這些德，若不受外部環境的阻礙，就會從內部自然發展(即擴充)，有如種子自己長成樹，蓓蕾自己長成花。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爭論的根本之點。告子認為人性本身無善無不善，因此道德是從外面人為地加上的東西，即所謂“義，外也”。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人應當讓他的“四端”。而不是讓他的低級本能，自由發展？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有此“四端”。所以應當發展“四端”，因為只有通過發展“四端”、人才真正成為“人”。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他這樣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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