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隆昌公寓的入口不太起眼
隆昌公寓坐落在隆昌路362号，靠近平凉路，位于杨浦区东南部。
公寓的入口在一排沿街店铺当中并不起眼。
但从黑漆漆的弄口走入，顿觉豁然开朗。
敞亮的天空被灰色的环形楼房合围起来，大约有250户人家居住其中。
隆昌公寓平面图
从西面的台阶拾级而上。
立在外廊上，观望对面人家把衣服放进洗衣机，或是就着水斗洗毛豆，又或是拾掇阳台上的花花草草。
他们也朝生人这边望望，好比是“你在楼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俯视底楼，孩子们穿过五颜六色、挤挤挨挨的晾衣架奔跑。
嬉闹的声音在巨大的天井里回荡，好比是透过回音壁，家家户户都听得到这不绝的回响。
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如同是坐拥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王国。
“问我倒是问对了。侬看我今年几岁，我就住在此地有多少年了。”
家住三楼的老居民张海生笑呵呵地说。
张海生是这里的老居民
他对这里了如指掌，人头又熟，人称隆昌公寓的“活地图”。
他介绍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隆昌公寓由英国人设计建造，原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至今，大楼的户室编号仍沿用英国人的习惯。比如，底楼的编号为1室、2室、3室……二楼则为101、102、103……
解放初，从当时最高的和平饭店往东看，隆昌公寓是最高的建筑。
英国人本打算建七层楼房，当建到五层的时候，日本人前来轰炸，楼顶被茅草覆盖作为伪装。
等到1945年抗日胜利，这栋建筑的高度也就止步于五层。
这里确实是容易成为目标的。
50年代“二六”大轰炸时，卢志强（化名）躺在床上看到高射机枪立在楼上，发出一串红得发亮的炮弹。
“嘟嘟嘟嘟”，声音响彻天际。
（注：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对上海多个重要的电力、供水、机电等生产企业进行狂轰滥炸，称为“二六”大轰炸。）
隆昌公寓曾是和平饭店以东最高的建筑
隆昌路旧称格兰路，从前四周被菜园子和农田环绕。
解放前，英国人骑马进进出出，底楼供印度“红头阿三”居住。
解放后，则成了居民的生活服务区。
靠南面曾有一家小卖部，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
靠东是食堂和浴室。北面则是剃头店。
南面曾经是拘留所。
张海生小时候在楼下踢球，不小心把玻璃窗户踢坏，看到里面穿着囚服的犯人正眼巴巴往外看。
“喏，不要做坏事体，不然就像伊拉一样，没自由。”父母曾这样教育他。
那时，每每走进公寓，都要经过门卫的注目。
若是看到生面孔，会盘问你来找谁，必须登记姓名。
公寓从二层到五层，每个楼层都配有卫生间、洗衣间、倒桶间和烘衣间。
每个拐角都有特殊的垃圾通道，垃圾扔进去，直接通到下面，每天早上有专人清理。
西面建有电梯，解放后运行过一段时间。
之后以“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名义彻底关闭，门被木板封起来。
如今年纪大的居民行动不便，都希望电梯能被重新利用。
这幢5层公寓里住着几百户人家
解放后，居民刚搬入时，每两户人家共享两室一厅。
里面两间9平方米的是大人的卧室，外间在白天相当于客厅，晚上则供小孩们睡觉。
“侬想象不到的，两家人家五六个小孩有的，夜到（晚上）睏在厅里，像小猪猡养在窟里一样。”70岁的卢志强说。
至文革初期，孩子们都陆续成年，住在一起难免不便。
政府响应居民需求，砌砖隔开，一户房门变为两户。
隔开后的每户人家大多是两室户，每间房间不足10平米。
原先两家共用的储藏室和厨房被拆除了。
每家每户享有独立煤气，当时这在杨浦区首开先河。
“插队回来，我到浦东上班。师傅叫我生煤炉、烧开水。阿拉从小用煤气，没烧过煤炉。”
“师傅一看：‘噶大的人，煤炉也生不来。’他不晓得我生在此地。现在回想起来蛮扎台型的。”张海生说。
公寓内部的双向楼梯
隆昌公寓特殊的构造，给居民带来特有的娱乐消遣。
底楼是现成的足球场。
楼上宽敞的环形外廊是跑道，下雨天则架一根拖布，供小伙伴一起打乒乓。
“最开心的是啥，老早部队周末到隔壁杨浦公安分局进修，在操场上放电影。”
“公寓5楼有个公共走廊可以通过去的。阿拉小人都‘嗡’到那里去，看了交关电影。”
“《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我到现在印象老深的，自己看彩色电影要3角钱呢。”卢志强回忆说。
生活在这自给自足的空间中，居民不免有优越感。
在住房条件紧张的年代，如果有小姑娘嫁到这里，是会招来羡慕的。
二
今年10月的一个周末，150位解放后入住隆昌公寓的居民举办了一场“发小聚会”。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几十年没有相见了，互相辨认儿时的脸尚且费了一番功夫。
“你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样（yāng，音“央”）子伐？”
“我记得你小时候老难看的，现在怎么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一位爷叔吹捧一位阿姨。
“你小时候老皮（pǐ，音“痞”）的，把我们家窗（chuǎng，音“闯”）户都踢破掉。”
“你现在还皮伐？我看你现在文质彬彬的，像个老师（shǐ，音“使”）。”
一位爷叔对另一位爷叔揶揄道。
底楼的大天井是老住户们儿时的足球场
乍一听，他们说的话像是普通话，却又有所不同，夹杂了一些方言口音。
张海生说，这种语言叫做“公房话”，又称“山东普通话”。
老邻居们规定，在饭桌上，每个人都必须说这种语言。
谁说了上海话，就是犯规，要罚款。
这种特殊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隆昌公寓自成一个世界，也真真切切地印刻了这里的历史。
1949年，大批南下干部解放上海。
他们被分配到公安系统工作，入住作为公安干部宿舍的隆昌公寓。
大人们大都来自山东，以及河北、陕西、东北。
而他们的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形成了一种带北方口音的交流语言，一种普通话的变体。
从小学到中学的六七年间，他们只在公寓里用这种语言沟通。
“我们这里讲上海话很晚很晚的。”卢志强说。
“回来就讲，‘吃（cǐ，音“此”）饭吧？’‘你好吧？’‘你这个饭好吃伐？抖一点。’意思就是说给我吃一点。”
张海生从小生长在这种环境中。
文革时到黑龙江插队，他发现自己比其他习惯说上海话的知青更具备语言优势，时常在他们和当地老乡之间充当翻译。
隆昌公寓一角
文革后，知青陆续返沪，到了嫁娶的年龄。
为了更好的住房条件，一些老住户搬出去，新住户搬进来，公寓内的居民构成发生变化。
苏北话、宁波话等方言混杂进来，“公房话”不再是这里的通用语言。
2003年到2008年，张海生在居委工作，跟居民打交道很多。
他发现，对后来搬入隆昌公寓的居民而言，听懂他们的“公房话”很容易，但自己学会说的却很少。
不过有一回，他去三楼一家人家家访，听到这家媳妇的“公房话”讲得很流利。
“我讲‘我小辰光好像没看到过侬，侬是在这里出生伐？’她讲，她是嫁进来的。‘倷这方言蛮稀奇的，我好跟倷这样交流。’”
隆昌公寓的老住户，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用“公房话”对话了。
他们仍然怀念这种语言，毕竟，它承载了一段记忆与情感。
三
卢志强觉得，小时候，隆昌公寓里有一种相对淳朴的氛围。
居民都是公安干部家属，争吵鲜有发生。
如果小孩之间发生争执，大人一般都数落自己的孩子，很少会争得面红耳赤。
卢志强家是江苏人。
他们管北方人叫“侉子”，母亲常去看北方人家怎么揉面粉、发酵做饼和馒头。
而北方人管南方人叫“蛮子”，他们也学做南方的炒菜。
北方人自发习得上海人的卫生习惯。
他记得，一位刑侦队队长家里的地板每个礼拜都刷得干干净净。
还有位老干部，工作时制服穿得挺括整齐；退休后，身穿皮夹克，头戴小圆礼帽。
“样子很帅的，像个老侦探、老克勒一样，很符合他的身份。”
“上海文化很有生命力，把他们都同化了。他们喜欢上海的文化。”他说。
在他眼中，隆昌公寓的变化既是北方人融入周边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
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
张海生回忆说，离开隆昌公寓去黑龙江插队时，他尚未成年，觉得自己和许多邻居小伙伴一样，像“圈养”在公寓里的小绵羊。
“阿拉条件比较好，衣食无忧。人相对老实本分，胆子比较小。”
他说，隆昌公寓的子弟都不擅长挑起事端。如果有人惹了纠纷，只好到外头去拉人帮忙。
“老早人都欢喜扎台型。侬认得人，我也认得人。侬认得杨浦区人，我认得闸北区人，弄得‘世界大战’。”
外面人一般不敢进入隆昌公寓找麻烦。
而公寓的居民也不敢在马路上闹事，巴不得把外面人引进来，占领“主场”。
如今，公寓的外廊挤满了杂物。
几十年过去了，公寓里的居民不断更新换代。
解放初搬进来的老居民，如今剩下至多四分之一。
其余的新居民则是后来享受福利分房、置换房产搬进来的，以及本地和外来的租客。
人在改变，居住条件也不复从前。
由于住房面积紧张，各个楼层的生活服务区早已被改建成住所。
原本宽敞的外廊上，挤满了各家各户的灶台、水斗、淋浴室和杂物。
如今外廊已不再宽敞
张海生印象中，几户人家在外廊上摆出桌椅并排吃饭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
空间的拮据挤压着人与人之间的和气。
居民开始为了晾衣服、晒被子之类的小事发生口角，引得整层楼的目光齐刷刷望过来。
假使邻居之间有冲突，张海生会挺身而出劝架。
“我是老土地哎，我讲话跟其他人讲话两样的，否则睬也不睬侬。”
尽管居住条件不尽如人意，他并不准备搬出去。
张海生的房间一角
“阿拉在居住方面是先甜后苦。”他说。“小辰光觉得蛮优越的，现在推扳（差）了。”
“因为经历过老好的辰光，就登（住）下去吧，跟隆昌公寓共存亡。”
卢志强1980年结婚，搬到区里分配的控江五村。
1988年，为了母亲能就近照顾孙子，他们置换回隆昌公寓二楼，一住又是30年。
如今，他基本上足不出户。
他觉得晚年住在隆昌公寓，好在不会孤单，一开门就见得到邻居。
“喔唷，我好像手特别短，哪能衣裳晾出去收不回来了。”住在旁边的阿姨跑来求助。
卢志强把自家的晾衣叉递给她：“喏喏喏，拿过去。”
“关系好，就便当一点。”他解释说。
夕阳西下，余晖照在五层外廊上，如同是添了一层滤镜。
卢志强在拥挤的外廊上占据了一个位子，和许多阿姨爷叔一溜排开。
大家开始洗菜、烧饭，流水与炒菜的声音此起彼伏。
天色渐暗，下班的居民们陆续风尘仆仆回到公寓，包围他们的是这逐渐明亮起来的万家灯火。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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