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评书来讲呢，也是近几十年的一个称谓吧！
最早呢，统称为“说书”。
不管你是说得啊、还是唱的呀！都是说书。没有这个门那个派的。就是江湖上，所有的演艺行列，曲艺吧！也是后来的称呼，原来也没有“曲艺‘这个词，就是杂耍，什样杂耍嘛，说书、唱戏。基本上说书的就分这个老四门和北四门，北四门，就是梅、清、胡、赵；老四门对应的来说又叫“南四门”了，就是“孙、柴、杨、张”，因为流传于淮河两岸，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山西以及河北冀南地区，在更早的时候部分东北艺人也有山东、河北、河南过去的，也是“老四门”的。专业艺人都是问那个门户的，排什么字，来区分远近支派。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山东大鼓、西河大鼓、河南坠子等等的说法，统称“唱大鼓的”，或者叫“犁铧大鼓（三弦书）”。基本就是“老四门”的“老孙门”占多数。后来“老孙门”分出来一个“赵门”，基本在冀鲁豫都有，冀南、冀中地区也有，但是“清门”为主了，冀东到京津地区，以“胡门”为主。对于相声（像生）的说法“清门”、“混门”之分，个人以为“混门”是“胡门”的误传，但是目前相声界自己也不清楚，也没地方考证是与不是了。同时还有一个“梅门”，人员也很多。到是原来繁盛的“胡门”人员极少了。很多人也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一门的人了。在孙鸿宴先生收徒白金鑫的仪式上，参加仪式的马聚泉先生说自己是“胡门”的，怹这一支传字“德、聚、福、续”。那么犁铧大鼓（三弦书）后来成为木板大鼓，也叫“梅花调”，现在研究者称之为“老梅花调”。在冀南又叫“河间大鼓”，还有叫“沧州大鼓”、“沧州木板大鼓”的，通过马瑞林（大傻子）马瑞河（三疯子）改革之后，把木板改为铜板，传到山东、河南之后，也叫“山东大鼓”。可是后来乔家的河南坠子兴起，大部分唱“山东大鼓”的都改唱“河南坠子”啦！这儿顺便说一句：河南坠子也是大鼓书的一种，因为最早是说唱《玉虎坠》（东汉马武的故事），所以老百姓称之为“唱坠子书的”。一部分唱坠子的还是“老张门”的，现在一大部分山东快书演员也是“老张门”的。鲁南、豫南到安徽、江苏还有很多“柴门大鼓”。“杨门”的不是很了解。这叫“江湖门”，有了江湖门，干哪一行都行。或者根据走的地域不同，到一个地方说唱一种，“把点开活”嘛。举个扁鹊的例子：“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您说扁鹊是哪一科的大夫、医生。扁鹊是神医！所以说，从木板大鼓（三弦书）后来演变的西河大鼓、京东大鼓、京韵大鼓、北京琴书……都是一种说书艺术。
是说书的，会说书就行。
白云鹏，以前就是唱“老梅花调”（木板大鼓）的，拿手的书目是《粉妆楼》《三国》。后来拜史振林为师，叫“白玉鹏”，和田玉福是师兄弟。西河祖师“毛奔”之子王愧武也拜在田玉福门下，王愧武收徒李全林、李成林等。田玉福又收徒翟青山，但是翟青山自己叫“单琴大鼓”，传石长岭、吴长宝、焦长海等17人。民国十九年（1930年），翟青山在天津说书，兼演奉调大鼓。二十一年（1932年），他以三弦奏音响大而影响演唱为由，开始研究改由悠扬动听的扬琴伴奏，并与师弟魏德祥一起，边探讨，边排练，边改进。又在西河大鼓与乐（lào）亭大鼓基础上，共同研究将两种唱腔融合一起，并用一架扬琴予以伴奏，成为另一新种唱腔，定名为“单琴大鼓”。石长岭还是“西河大鼓”。木板、西河的传统书目“六部春秋”目前石家最全。吴长宝和关学增又在单琴大鼓的基础上改革创演了“北京琴书”。所以说最早没有这些曲种分类，后来进城市是宣传，起个名字吧。就跟今天的李伯清叫“散打评书”，其实也可以叫“脱口秀评书”啊。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包括田连元先生的“立体评书”。都是噱头。还有平面的评书？……可能还真有。按着桌子面无表情的背书，算平面评书嘛？！
所以说，有个师父，有江湖门，就可以了。什么“两门抱”、“四门抱”都是胡扯！
这个其实来源于戏班子，比如包公，可以花脸来唱，也可以老生来唱，这叫这个角色“两门抱”。还有李克用，以前是花脸的角色，后来改老生了；高宠原来是花脸后来改老生了，还有很多例子，与评书无关。
那么说回到北京的徒口说书，师祖传说是王鸿兴。说王鸿兴是山东（一说河北南部）的三弦书（木板书）艺人。最早期的三弦书是个什么腔调呢？
单弦牌子曲里有一个牌子叫“怯快书”，就是它。
三弦书又叫“山东快书”（跟现在的“山东快书”不同），因为那个时代跟本没有河北省的建制，还叫直隶呢。
所以那个时代一般的都称为“山东大鼓”、“山东快书”等，按今天来说应该是山东包括冀南一带吧。到了北京城里，被加了个“怯”字，形容为乡下玩意儿。
怯快书就是三弦书，王鸿兴就是干这一行的，也就是早期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东、京韵等曲种的前身。从王鸿兴开始，其实到了第二代还有唱三弦书的呢，唱的还多。三臣、五亮嘛。所谓的“三臣”（安良臣、邓光臣、何良臣），“五亮”（白文亮、黄福亮、佟起亮、翟士亮、刁亮）。
经过我的调查和研究，一开始学大鼓书的都是童子功，幼年坐科；因为你几岁、十来岁的孩子直接徒口说书（后来的评书）肯定没人听啊，唱的就好办了，所以一般直接学评书的都是半路下海。穷苦的秀才啊、其他行当的学徒啊，一般都是如此。“五亮”应该是少年学艺，“三臣”就是成年人学艺了，所以王鸿兴分工不同传授技艺。
那么交代清楚背景，回到袁阔成先生身上。怹确实目前所知的从小学艺说评书的唯一一位。8岁开蒙，16岁登台，18岁就成名了。
陈士和、连阔如二位先生都是到25岁才开始学说评书的（大部分评书演员都是成年之后才学的。因为大家都熟悉，举个例子。其他评书演员也有其他行业改过来的，比如跑堂、车夫、戏曲演员嗓子坏了，比如金庆岚，陈荣启也是先学相声，齐信英鸣春社先学京剧等等）。
袁阔成先生自幼年随父、伯学艺，后来又拜名家金杰麗为师，并且随陈世和、张伯俊等人学艺，幼功扎实，天资聪颖，出京之后，很快在京津唐山地区“响蔓儿”了。
袁阔成
根据去年在天津举办的第二届西河大鼓研讨会上贾庆华先生的回忆，他们一同在唐山的“小山”青莲阁茶社演出，有贾先生的蒙师西河名家常起镇、竹板书名家潘学勤等等，但是就数年轻的袁阔成先生最火爆。
我师父刘延广先生比袁阔成先生正好小10岁，袁先生是1929生人，我师父刘延广先生是1939年生人。怹15岁说书在山东地区也是小有名气了，但是在山东淄博遇到名鼓书家刘兰凤先生指点，说真正的说书家得说是袁阔成先生，让我师父去看看袁阔成先生的演出，就知道她说是真假。我师父就打听到袁先生在唐山，就从山东济南来到唐山拜访袁阔成先生。但是人家袁先生不认识怹啊，我师父只好买票听书“偷学”。一看人家袁先生那才叫“表演”呢。光看观众就知道，人家袁先生的场子上有好些上衣口袋里挂着钢笔的，都是有学问的观众，还有不少女观众，证明袁先生的书高雅。越爱越爱看，越听越爱听。不赚钱光花钱，钱花完了，就卖了自己的自行车、棉大衣、料子外套，就为了听袁先生的书。坚持了三个月，实在没得卖了，只好回山东。也好，说书人不怕没路费，一路上说着书，正好把从袁先生身上学来的东西“实践”一下。在唐山卖掉的东西，等回到济南又都赚回来了。钱赚了，能耐也长了！自此在艺术上是更上一层楼啊！
刘延广与傅泰臣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恩师刘延广先生到河南郑州参加“全国农村文化会议”，在展演期间袁阔成先生这才发现，这个一口山东话的说书人在很多地方与自己的艺术见解相同，也是有些吃惊啊。随后在济南文化局组织的为山东老评书艺人傅泰臣先生举办的90岁大寿仪式上，再次与袁阔成先生交流、学习说书技巧，二人逐成挚友。刘先生对袁先生以师礼待之，但袁阔成先生对刘延广先生以友待之。在以后的几十年交往中，无论是江夏书会、千山书会，还是平顶山曲艺界等等活动，二人见面都是通宵的畅谈。最近些年，二位先生年纪都大了，见面少了。但是每年的正月初一上午，我师父刘延广先生总是会给袁阔成先生打电话拜年，二人通过电话畅谈许久。我在2013年春节给袁先生拜年的时候，袁先生说起来我师父家又添了几个好鸟笼子，又弄了几盆好盆景，比我还清楚。怹二老刚通完电话。
刘延广 袁阔成 等人合影
也正是出于跟我师父的深厚感情，我见到袁阔成先生一说是刘延广先生的弟子，袁先生立刻说：“我跟你师父没的说。”一句简单的“没的说”全包括了。不需要任何装饰词汇了。昨天刘兰芳先生去袁先生家里慰问，没想到见到我也是这样一句：“我跟你师父没的说”。身后的王印权先生立刻叫出我的名字，“你是王军。”
出于这种感情，袁阔成先生才能关怀我在北京的状况，当听说我自己有个录音棚录书的时候。说：“你们这一代人真幸福啊！”接着就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断、绘声绘色讲述起怹当年录制评书《三国》的情景。
袁先生说，那个时候录音真难啊，钢丝录音带，录错了一点，就得整个一集书都得重来。那时候住宿条件也差，招待所太乱，没法静心准备书，袁先生怹就在路灯底下看书写资料，很多时候买了地铁票不坐车，进到站里找个角落去读书、去查资料，从1981年到1985年录制评书《三国演义》的过程怹都是这样度过的。但是就是这样废寝忘食的精心准备的书稿，经常被严厉的评书编辑们拦挡到录音室门外。袁先生说那时候为了录好《三国》，编辑们真是负责啊，首先要让袁阔成先生回答编辑提出的问题，一集书要回答三个问题，编辑满意了可以进去录书；回答的编辑不满意，就得回去重新准备书稿，再继续研究资料。
我跟袁先生说，我都是自己在家录音，自编自导自己剪，没人管的时候。袁阔成先生看了看我说：“这样很不好啊，我们没人管着不行。我们说书的天马行空惯了，没人管着书就说扯了……”是啊。说书这行，太死板了肯定说不好，太扯了也不行，特别的广播评书，不比书馆说书，既要活泼还得严谨，词汇还要精道、简练，能一句话说明白的决不能用一句半。
袁阔成先生的书说的好，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怹的书别人学不来，除非你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色彩的人，跟怹一样的人。
难！
对于袁阔成先生录制评书《三国演义》的一些总结经验，都是这次先生对我谈的。
所以我来说说评书《三国演义》录制背后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
头几年与袁阔成先生见过几次，谈的最深的一次，就是这次怹说自己录制《三国》的情况。
也是怹老听说我自己录书受到的感触吧。非常详细给我讲了怹录制《三国》的情况。并且坦然的说，评书《三国演义》的成功并不是怹一个人的功劳，是集体的力量。
当然怹也自豪的讲，以前没有，将来也更不会再有这样的工程了。集最好的人才、物力于一体，历时五年之久录制一部长篇评书，肯定不会再有了。
有人说评书《三国演义》录制了三年。是的，在1983年就播出过头两部了，当时是上下部。
因为当时来讲，编辑和演员，包括中央台的领导也把握不准后套三国的思想性。
特别是一些民-族问题。
后来还是在一些中央领 导 的帮助下，给予了思想性、政策性、军事方面的重要指导，这才将这部《三国演义》完整的录制完成，分成上中下三部播出的。成为说书史上第一部从头到尾的说完整部《三国演义》的广播评书。过去老艺人说书，没有说完整的书。
在说书行里，管《三国》叫“红脸”，主要人物是关公。（《隋唐》叫“黄脸”，《包公案》《三侠五义》叫“黑脸”）一般的就是从过五关斩六将开始，说到赤壁大战，华容道，也就算完了。说关公，也不会都说完，说不到走麦城。说“丘山”（《精忠岳传》）也就是“枪挑小梁王”开始，八百破十万、直接到牛头山，也就算完了。说到“风波亭”的极少。不过后来有了广播了，电台的编辑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头有尾的。演员也只好编上开头、续上结尾。《呼家将》《薛家将》那肉球坟、铁球坟的也都打开了，在过去说书是不允许的。说书都是没有头尾的。新时代了，新环境了，所以评书也变了。这就是“新评书”。
不要一提“新书”，就会联想到《红岩》《烈火金刚》《平原枪声》《创业史》《节振国》《敌后武工队》一类的特殊时代的书目。“新书”广义的来看，用新语言、新观点、新技巧、新观点来结构故事、评说人物……这都算是说新书。反过来说，新酒装旧瓶。说《红岩》《烈火金刚》《平原枪声》《创业史》《节振国》《敌后武工队》这些书，还是用《隋唐》《三国》《黄天霸》的语言、套子来说，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说“新书”吧？
所以这样算起来，袁阔成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说新书的带头人”，具有里程碑式的代表性人物。
对于中央电台录制评书《三国演义》，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了袁阔成先生。人家中央台是集全国电台的力量，只要有关于《三国》的评书演员或者录音，都要请地方电台推荐到中央台来，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懂评书的老编辑们，一起申听，一起筛选。那时候录评书《三国演义》，就是采用的“海选”的方式。把北京的、天津的、河北的、东北的，各地的有点知名度的能说《三国》的、会说《三国》的、说过《三国》的，都筛选了一个遍儿。最后，根据综合评定，才选了来自营口的袁阔成先生。这里有很多的因素。年龄，太老的先生怕是禁不起折腾了，太年轻的又没有一定资历，也不行；口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袁阔成先生当时落户在营口，但是怹是北京人啊。咱们说北京话好听，顺耳儿、口儿甜。再加上袁先生独特的醇厚的嗓音，正是中央台要找的最合适的录制广播评书《三国演义》的人选。
广播评书不比一般书馆里说书，有的先生的风格不能说他说书不好，但是可以说他真的不符合录制广播评书。
桃花三月开，
菊花九月放；
一般根在土，
各自待来时。
话说回来。袁阔成先生录制《三国演义》期间也是困难重重啊。上回我说了，一来是条件不好，住旅馆都得求人、托人的；没有过好的环境。我们现在弄台晚会，都要入住大酒店，包一套高级房间，憋俩月不一定写出一段10分钟的作品来。我们条件好了，但是精神没了。
所以袁阔成先生对我说，没人管着不行。怹录《三国演义》的时候，那编辑真严格啊。回答不上来编辑的问题，对人物、事件理解不透，根本不让你进录音棚。
透过我自己录音的情况，袁先生也有点小悲感。“唉！电台的人也懒了，没有好的评书编辑了也。没人盯着，不逐字逐句的推敲，哪能再出好作品啊？！”于是袁先生就讲了一段录制《三国演义》时的小插曲。
正好说到“连环计”吕布刺死董卓之后，李傕、郭汜要给董卓报仇。编辑让袁先生形容一下李傕、郭汜的形象。
袁先生说：“一提这个咱来本事了。坏人好办啊。我是张口就来。说这俩人啊，这脑袋长得跟倭瓜酸是的……编辑一听糊涂了，什么叫倭瓜酸啊？
“倭瓜，知道吗？
“知道啊。
“七楞子八瓣的，够难看了吧？再把它搁酸了……”
编辑一听，“这不行。这词儿不行。得换。……”
还经常的被编辑逼着写心得，写人物分析。有时候逼的袁先生写不出来，就在那里自己偷着画小人儿。（其实这也是说书先生的一种分析人物的方式，写不出来，把他画出来。可是编辑看不懂啊……）
袁先生还说了很多关于录制《三国演义》的趣闻，和自己对于这五年历程的总结，在戎马一生的老将军的指导下，在文字编辑的辅助下，袁先生说自己通过录制评书《三国演义》，也获得了对评书艺术新的理解，从而进入了更高阶层的艺术境界。
对于袁先生的谆谆教导，我是感激涕零。
一是与我师父的关系，袁先生关心我这小辈儿人。
二来是在这次去探望袁先生的众人中，只有我一个人以评书为业，并且我说：“说书说好了，比干别的都强。以我现在微弱的力量来讲，我都比一般行业的从业者收入要好一些。说评书是有前途的，是能够养家糊口的。”其他人都在感叹评书势微，走下坡路了，快完了的时候，我却说“评书能养家，单靠说评书可以在北京生活的不错”。
袁先生是一个一直向前看的人，怹一直在求新、求变。每一部书都要说出独特的风格，绝不会让听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每一部书都有不一样的语言和风格。怹还时刻紧追时代，曾经说过股票评书，说过旅游景点评书，说过评书《飞天传》，还要像周杰伦学习……如果让袁先生多活几年，再让怹的身体更健康一些，说不定怹真能也去说动漫评书。也只有袁先生这样的性格的人，才能够说一些空灵的题材。
我也说过评书《蜀山剑侠传》，但是只说了第一个“大坨子”《大破慈云寺》，到李英琼出世我就说不动了。我不是仙，我说不了仙。
袁先生是仙，人家年轻的时候就说《蜀山剑侠传》《火烧红莲寺》等书。即便是晚年录制的评书《封神演义》，也是那么的潇洒、飘逸。
经过几件事，知道先生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更是一位单纯、纯粹的人。在我眼里，师父刘延广先生来说“师徒如父子”，我们是一体的，我是怹艺术的延续……那么在其他的说书人里，我认为单田芳先生是“神”，事无巨细、世事洞察；而袁阔成先生是“仙”。怹单纯、简单。不食人间烟火，怹吃的是都甘露。正好袁先生也爱喝两口儿酒。出身于说书世家，他终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说书。从小见的、听的都是说书之事，自己一生中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说书。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说书，其他的家常里短基本没有。所以有人说袁阔成先生孤傲，朋友少，低调也好。反正是很少与人接触，回京二三十年了，很少联系故友。其实怹真的没有其他的话跟谁聊，说话就是说书，不提说书就没话可说了。一些故交，在文-革之后基本都不再从业说书了，很多去了工厂后来退休，再见也不再谈论评书业务了。所以袁先生感觉跟他们慢慢的没话说了。但是与人谈论起说书来，不管是老友还是新朋，只要谈说书，怹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话就会多起来。
怹的三女儿袁田老师讲过一个旧闻。说她小时候一次胃口疼，让袁先生带他去医院看医生。结果爷俩到医院的院子里，袁先生带着女儿坐到一颗大树下的石头上，一阵一阵的发愣。一直坐了半天，正好有一位大夫路过，认出了袁先生，就问：袁先生您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袁先生说：孩子有病，我带她来看看。
大夫一听：有病了，您找大夫看去啊。在这儿坐着能行吗？
袁先生很尴尬的一笑：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大夫啊？怎么看啊？
大夫都气乐了：您跟我走吧，我带您去。好家伙，您还艺术家呢！
看着像笑话吧。其实你要是留心，国内外的大艺术家们好多这样的生活中的空白人。
我前面说过了。袁先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有时候单纯的就像一个小孩子。您听怹的书就知道，好多地方的“包袱儿”是那么的有趣，带有童真、童趣。
头多少年前，袁先生还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有一次在辽宁演出后，在宾馆里聊天。田连元先生突发奇想，问：要是我们老了，会是个什么样子？
袁阔成先生说：我就是一个大眼睛的老头儿。
【评书演员王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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