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有政道，兵有兵道，文有文道，商有商道。宇宙萬物，各有其道。
金錢只是我的僕人，他從來就不是我的主人。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奇怪，你拼命想抓住一件東西，卻必須首先放棄它，而你拼命抓住的東西，卻往往消失得更快。這大約就是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吧。
錢財也一樣，拼命想抓住，一絲一毫都不放過的人，卻從來就不能獲得什麼真正的財富。
第一種人：兵商要錢不要臉
從政治、軍事活動中吸取智慧，是中國許多經商者的一大智慧。由此，就出來了兵商的說法。兵道與商道的交點在於競爭。你死我活還是多贏，是兵道與商道的最大區別。
不可否認的是，兵家之智慧的確在有些人的商業經營管理中幫了大忙。毛澤東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就是兵法中集中優勢兵力、就實避虛等策略的引申和發揚。當年的三株口服液，就是採用了這一策略，創造了在一年之內崛起為行業龍頭的奇蹟。這一策略在中小企業和行業新興勢力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但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不當運用兵法管理的負面作用也日益顯現。兵法權謀的特點是水無常形，崇拜智巧，蔑視商業規則。威權崇拜與人本主義，是兵法權謀與現代管理在人性領域的區別。對權謀的崇拜以及對人本主義的漠視，對於規則制度的踐踏，道的衰落和術的盛行等，兵無常勢發展到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也就是我所說的“兵商要錢不要臉”。
當我觀看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的時候，我就發現裡面的崔鳴十就是典型的兵商。他為了為牟取商業利益而不擇手段，縱橫黑白兩道，用盡各種辦法。比如在與喬致庸的競爭中，他先是設計想在包頭的高梁霸盤將喬致庸弄死，失敗後又想直接殺了他，在喬南下販茶時，崔鳴十就收買的朝廷官員殺他但未果，後來喬致庸到了沙漠又差點被劫匪殺了。崔鳴十最後甚至搞起了反間計，引誘孫茂才墮落、助長其貪慾，最終是孫喬二人結成深怨、釀成禍患（這件事上即使不全是崔鳴十的手腕，起碼也是強效催化劑）。這就是兵商的特點，他們總是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最為重要的是，歪道兵商為了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考慮國家、百姓的利益，也不會考慮倫理道德，坑人害命都不在乎；更不會顧及法律，只要不被抓住即可；也不會遵守商業規則、信譽，牟利是他們的惟一目標。社會上制賣假酒、假奶粉的人就是純粹的兵商。
另外，兵商除了擅長製假之外，還擅長打價格戰，特別是對於競爭對手，對於同行業而言。就是在同一個行業，各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在拼完產品、服務後，發現還是沒有把對方打倒，最後就瘋狂地拼價格。
為什麼在我國有同行是冤家之說法，我國的同行在爭奪客戶的時候，往往採取競相壓價的手法，這不但損失了利潤空間，也使客戶懷疑我們的誠信。國人被人家宰得血淋淋的，還被人家頭一昂瞧不起你。
需要提醒大家，尊嚴不是靠別人的施捨，而是靠自身緊密團結的強大。
第二種人：儒商要臉不要錢
儒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來說，是指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觀念的企業經營管理者。從廣義來說，是指具有現代人文道德、有社會責任感，又具有現代管理能力和創新意識的企業家。
儒商與一般商人最本質的區別就是“要臉不要錢”。所謂“要臉”，就是非常重視商業道德。所謂“不要錢”，就是不取不義之財。儒商們深悟“仁義禮智信”和“以利統義”之精髓，如今，正成為中國新興崛起的智慧型商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二字，放到經商上來說就是要把“小我”和“大我”結合起來，把國家和百姓的利益看成自己的責任，和其它商家實現長期共贏。正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生財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財”是用來發展“仁”的事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財”是實現“仁”的事業的手段，通過他們以財行仁的活動而得民心，故曰“以財發身”，這就體現了儒商精神。
儒商奉行“重義輕利”，指的是不能“見利忘義”，義就是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能取不義之財，不能為了個人私利而不顧社會的整體利益。當“義”和“利”發生矛盾時，把“義”放在首位。這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就是同一意思，不是說不要“利”。
真正成功的商人都知道義之所貴。特別到了資訊發達，法律健全，公眾素質提高的現代知識社會，提倡雙贏、利人才能利己。你將財都聚集在自己的手裡，跟隨你的人辛辛苦苦和你一起打天下，拼命的幹活，最後卻沒有什麼好果子，這會讓跟隨你的人心寒，人心不齊，這樣的隊伍什麼都做不成。你的錢財也不過是現有的一點，再沒有辦法增長，財散也只是下一步而已。
所以說君子未必固窮，商人首先也要是君子。儒與商的結合符合社會發展潮流。華人企業家、不斷湧現的儒商們的成功實踐，讓“中華文化與市場經濟、商品社會格格不入”的判斷成為歷史謊言。“儒者”的“道德文章”與“商人”的講求實效、精打細算相輔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業文化，並運用於工商業實踐，是一種適應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理想經營方式，註定將大行其道。
第三種人：道商要錢又要臉
什麼是道商？所謂道商就是“道魂商才”。有道家的靈魂，從事的是商人的事業。因為《老子》蘊涵很多客觀事物之哲理，自然也可用於經商，但不包含感情因素，有別於儒學，故稱之為道商。
道商賺錢的要義是道家思想“不爭”，把“爭”看作是丟臉的事。成都恩威集團總裁薛永新繼承了這個衣缽。他在其專著《大道·無為》中寫道：“因一個‘爭’字，就把人們帶到了邪路。”所以，他在競爭中就主張“不爭”。人生最偉大的作為，不必要求成功在我，無論在道德學問上的成功，或是事業上的成功，要走“曲則全”的道理，才能夠得上為天下之所歸，眾望之所屬。這些都是對道家思想的繼承。
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的孫茂才就是典型的道商。孫深愛老莊思想，剛到喬家就以《莊子·逍遙遊》的思想給喬致庸指點迷津，讓其跳出小我之境界，像鯤鵬那樣飛到九萬里高空看問題，從而使喬豁然開朗，重新振作起來。
特別是喬致庸要涉足票號業要做“匯通天下”時，把票號業看作國之利器，孫茂才認為應當“有所為、有所不為”，更以《老子》的“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這樣的教誨果斷反對。
孫茂才像道家的老子那樣主張“絕仁棄義”，不以聖人為標榜，不以修行為口號，只要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做人，只考慮如何賺到大錢，不考慮百姓和國家責任。在他最關鍵的時刻，如說服喬大奶奶、下跪懇求崔鳴十留用，都以經營能力來說明自己。這點就像現在的CEO或者職業經理人的角色。
同屬於道家文化圈的浙江和江蘇，常被人通稱為“江浙”，這裡盛產小商販和企業家。由於受到“大道無術”和“無為而治”的影響，江浙的企業家大多不會關心“天下事”，也不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文人或思想家，他們只潛心把自己的企業經營好。
江浙商人的膽子不大，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很難做出什麼驚心動魄的決策，沒看準的事是不會輕易去碰的。但這種冒險精神的欠缺可以用吃苦來彌補，“走千山萬水，吃千辛萬苦，講千言萬語，想千方百計”，這便是他們的成功法則。
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江浙企業家也有此“三寶”，學到了老子的真傳。
第四種人：佛商不要錢也“不要臉”
中國人盛行佛教，成功商人信佛教的很多，達到了佛之大境界的人也不少，我們把這一類企業家被稱為“佛商”。
佛商的“不要臉”，指的是佛商不要“人臉”而要“佛臉”。佛商的不要錢，就是不看重錢，注重慈善事業，佛商的目的是在從商的過程中修煉自己的靈魂。
雙星總裁汪海信佛，在他的雙星總部，矗立著一尊大彌勒佛像，佛像兩邊寫著一段話：“自己拿自己當骨幹，自我感覺良好”。在企業內部，汪海力圖從責任的角度將自己塑造成企業和員工的“佛”。這種高度集權的管理方式曾經讓雙星一時風頭無量。
港臺媒體稱“佛商”鳳凰衛視劉長樂為“神秘的大佛”。其本人確實信佛，而且長相酷似彌勒佛，其“職業事業化”的管理理念也頗得佛家要領。在2003年，劉長樂更巧妙地將企業所在行業和佛教的普渡眾生結合起來，不折不扣地繼續貫徹自己的“電視新法”：在收視率並不高的情況下，利用名人效應，攫取億萬華人的心。
上面提到的薛永新，恩威集團的老闆，也可稱為佛商，形容薛永新的稱謂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二十年不倒的企業家、中國第一慈善家、中國四大藥王之一、極虔誠的宗教弟子，這個人也是非常奇怪，很多記者採訪他的時候，覺得他是半人半神的人物，每說一句話，都跟佛書相關。他還蓋了一座廟，像這樣的人，你不得不認為跟平常的企業家是不一樣的。恩威捐資3500萬元，在四川大邑縣修建“佛教文化旅遊城”。
在香港，從李嘉誠到曾憲梓，越是富足的企業家，越是和佛有緣，稱的上佛商的多不勝數。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佛商呢？如果你深悟佛教就明白了，佛教所宣揚的教義絕對不是消極，經商跟學佛沒有衝突，當你真正懂得佛法的時候，那是最擁有的時候，你不單會擁有很多的財富，你會擁有很多的知識，很多的智慧。
最近暢銷書《商道》就是講的天下第一富商成為商佛的故事。商道一書敘述一八○○年代，朝鮮時代的大商人林尚沃從商場上求得“商佛”的人生傳奇故事。“財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這是號稱“亞洲史詩式作品”、“韓國第一暢銷書”的《商道》闡釋的名言。
如果把商人看出資本家，那資本家的使命就是讓資本增值。站在純粹商人的角度看儒商、道商、兵商，起碼短期看資本增值的能力是依次增加的；而在道德維度上看，儒商注重公德、道商不考慮道德因素、兵商敗壞道德。從小我看，如果說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奸商也無可厚非；從大我看，放在社會的角度更需要儒商；從純粹的市場經濟看，公平競爭、適者生存，道商是最合適的。
儒商、道商、兵商都有其生存的環境和依託。而且可能會發生轉化，由於競爭環境的惡化，儒商可能會變成道商，道商可能變成兵商。如果競爭環境不斷優化，兵商可能變成道商，道商可能變成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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