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上的山西雄關——殺虎關,「走西口」將山西文化帶到內蒙古

印章上的山西雄關——殺虎關,“走西口”將山西文化帶到內蒙古

篆刻:李澤峰

殺虎口關口,古稱參合口,又稱殺虎口、參合陘、蒼鶴陘,,唐朝稱白狼關,宋朝稱牙狼關。明朝為了抵禦蒙古瓦剌南侵,多次從此口出兵征戰,故而起名“殺胡口”。

印章上的山西雄關——殺虎關,“走西口”將山西文化帶到內蒙古

《水經注》雲:“北俗謂之蒼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古殺虎口一帶為“數水複合之處”,河流較大,草木豐沛,大雁、蒼鶴經常遷徙停留,故以景命名,稱蒼鶴陘:唐代稱白狼關,宋稱啞狼關。狼乃塞北草原民族的圖騰,以狼命關,乃為實情:至明代,修邊牆、建關隘、興兵伐、禁邊事,改稱殺胡口,其餘如破胡、殘胡、平虜、威虜等名,無不體現了這一時期的特色:清代以來,天下一統,改胡為虎,其餘地名亦改胡為虎,改虜為魯,逐成固定名稱。

印章上的山西雄關——殺虎關,“走西口”將山西文化帶到內蒙古

殺虎口位於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境內晉蒙兩省(區)交接處,地形十分險峻,其東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廟頭山,萬里長城由東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個半圓形圍牆將殺虎口圍在裡邊,東西兩側山嶺崖陡壁立,蒼頭河由南向北貫穿其中,構成一道寬200多米,長3000多米的天然關隘。

作為一代雄關,殺虎口聞名遐邇,已有兩千多年曆史。歷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將,設置防守。明朝嘉靖二十三年建土堡,萬曆二年用磚包築堡牆,方圓二里,高三丈五尺,南門一座。萬曆四十三年又築新堡一座,並於兩堡中間,門東西築牆,將新舊兩堡合二為一,前後左右開門四座,周圍五百四十丈,計三里。新舊兩堡相依,北面通往內蒙,設有柵門,恰與萬里長城之城頭堡相連,地勢十分險要。自從明王朝與蒙古靴靶部落議和通商以後,殺虎口又成為中原與塞外的集易中心,商賈輻揍,店鋪林立。

印章上的山西雄關——殺虎關,“走西口”將山西文化帶到內蒙古

殺虎口是重要稅卡,為中原與蒙古、新疆、俄國貿易的必經之路,清極盛時期,關稅日進“鬥金斗銀”。明清時期,殺虎口還成為晉商的發源地和主通道。曾經盛極一時的“大盛魁”商號的發祥地就在這裡。

康熙五年,明代殺虎口關口淤塞,又於近處擇一地開口,稱“大柵子”。老百姓還稱“口上”、“西口”,以口為界,北稱“口裡”,北去為“走西口”、“出口外”,南歸為“回口裡”。

印章上的山西雄關——殺虎關,“走西口”將山西文化帶到內蒙古

殺虎口是明清山西曆史的縮影,是中國近代金融貿易興衰的實證。走西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遷徙”事件之一,“走西口”不僅承載著晉商商幫的光榮與夢想,成長與艱辛,更銘寫了山西人西口移民謀生的血淚悲情,“殺虎口”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

“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內蒙古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同時,佔移民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將山西的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當地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晉文化作為農耕文化的一部分,通過人口遷移,與當地的遊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印章上的山西雄關——殺虎關,“走西口”將山西文化帶到內蒙古

殺虎口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經由此地。走出山西殺虎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

印記山西——印章上的山西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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