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率直而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秉承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追求有小资情调的闲适生活。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旗帜，他长期生活在批判和忧思中，对现实和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风格迥异的两人在文坛上的交锋虽然为数不多，却折射出现代文学的复杂现场和人性中固有的矛盾。
一首译诗引发的冲突
1924年12月1日，由周作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语丝》杂志，刊登了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中《死尸》一首，在译诗之前，有一段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琢磨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琢磨的灵魂……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徐志摩的音乐观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阐述说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诗歌更是如此。
徐志摩
后来他在介绍济慈的《夜莺歌》时，似乎专在介绍济慈诗作中的音乐性，于是丢弃了原文的形式而只顾引领读者进入充满神秘乐感的世界。徐志摩在《济慈的夜莺歌》一文中说，济慈作品中的音乐具有无穷魔力，人的灵魂会被它的“沉醴浸醉了，四肢软绵绵的，心头痒荠荠的，说不出的一种浓味的馥郁的舒服，眼帘也是懒洋洋的挂不起来，心里满是流膏似的感想，辽远的回忆，甜美的惆怅，闪光的希翼，微笑的情调一齐兜上方寸灵台”。
鲁迅是《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看了徐志摩的文章之后，觉得徐志摩将音乐性描述到了如此神秘的地步，不免有些夸张和扭曲。于是写下了《“音乐”？》一文，1924年12月15日刊登在《语丝》第5期上，对徐志摩高深莫测的“音乐观”加以调侃。鲁迅的文章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鲁迅后来在《集外集•序言》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以一个文坛资深作家的身份，与向《语丝》投稿的年轻作家“开玩笑”，不欲让徐志摩在《语丝》上发文，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真正的原因，恐怕没有人能猜透。
鲁迅
至于徐志摩这个方面，我们从他后来评价鲁迅文章的文字中，也能看出他对鲁迅态度的微妙变化。徐志摩在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文《关于下面一束通讯告读者们》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拜读过很少”意味着徐志摩不认为鲁迅的作品很有阅读的必要；“没有看懂”意味着徐志摩对鲁迅的思想没有共鸣，言外之意，他们不是一路人。
《副刊》换将引发的人事纠纷
此后，徐志摩接替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又让他与鲁迅发生了不愉快的联系。
《晨报副刊》在1924年底前主要由孙伏园负责编辑。孙伏园是一位负责的编辑，也有开拓的勇气，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由他编辑后在《晨报副刊》发稿的。但因为新来的学艺部总编辑刘勉己与孙伏园发生冲突，动了拳脚，于是孙伏园辞去在晨报的工作，投奔《京报副刊》而去。
两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事件起因是这样的，孙伏园与鲁迅关系甚笃，他将鲁迅的一首新诗《我的失恋》编好排版了，不想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被刘勉己撤掉，他知晓情况后当即和刘勉己翻了脸。关系闹僵了，孙伏园不得不离开。赏识自己才华的编辑加朋友失去了工作，而且风波又多因自己的文章而起，这让鲁迅对《晨报副刊》以及与之有关的人难以产生好的印象。
1925年9月，徐志摩去上海处理完感情问题后回到北京，陈博生等人找上门来。在场的人都毫无保留地议起谁来担任《晨报副刊》编辑一事，有人说徐志摩不适合作编辑，因为他闲不下来。到场的陈西滢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徐志摩有能力办好《晨报副刊》，这样就可以淘汰其它副刊。
孙伏园
最后是陈博生的话打动了徐志摩。陈说徐志摩本有自己办刊的愿望，但需要投入，需要承担风险。《晨报副刊》是成熟的刊物，不仅不需要徐志摩投入，还要给他报酬，何乐而不为呢？徐志摩招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决定接手《晨报副刊》，每周的期数、每期的容量、文章的内容等都由他自行定夺。
基于孙伏园的离职风波所造成的影响，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必然成为鲁迅等人紧盯的对象，稍有疏忽就会引起争端。徐志摩在改版后第一期发表的凌叔华小说的后面，写了一句话，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叔华女士的”。这句话表述不准确，那幅图是凌叔华临摹别人的作品，并不出自她的创意。10月8日，《京报副刊》刊出署名为“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篇首图案》，认为凌叔华“剽窃”了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并批评刊物用人不当，选图不当等等。
徐志摩为澄清事件，便将事情的经过作了说明，并在10月10日见报，表明是他错误的表述造成了误解，导致凌叔华担了“罪责”。读者明白了凌叔华“剽窃案”的经过后，也不再追究她的过错。此事似乎到此就结束了。
但1926年初，陈西滢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再次让凌叔华“剽窃”图案一事成为焦点，也让徐志摩和鲁迅间接有了联系。事情起源于陈西滢指出鲁迅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的观点和文字，鲁迅则认为陈西滢纠错不是目的，报复才是本意。陈西滢报复他什么呢？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陈西滢怀疑他揭露了凌叔华“剽窃”比亚兹莱的画，才说鲁迅也“剽窃”了日本学者的文。
陈西滢
风波至此，徐志摩也只有换掉凌叔华临摹的“挥手女郎图”，换上闻一多画的图案：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站在陡峭的岩石上呐喊，喻指一群孤独的追梦者形象。
两人恩怨的前因后果
徐志摩最初对鲁迅十分友好，他曾在给魏雷的一封信中极力推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一本送给你。”这封信写于1924年2月21日，可见至少在此之前，徐志摩是把鲁迅当作“朋友”的。可就是当时这位“朋友”，后来却成了他文学路上的陌生人，甚至是对立者。
1924年10月，鲁迅创作了《我的失恋》一诗，意在“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野草〉英文译本序》）因他讨厌“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我和〈语丝〉的始终》）。但也有人认为鲁迅的诗篇是在讽刺当时苦苦追求林徽因未果的徐志摩。倘若真是如此，那《晨报副刊》拒绝发表此诗也在情理之中。
徐志摩率直而热情，敢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追求个人幸福，这是鲁迅性格所缺乏的，也是他的价值观所不能认同的。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鲁迅对徐志摩起初觉得反感，经过孙伏园离职一事之后，更加怀有芥蒂。
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直率地为人为文，虽招致很多责难和争议，但亦常见他用真诚的态度化解各种矛盾。在徐志摩不幸遇难后，他的朋友纷纷撰文怀念他的真诚和热情，就连鲁迅也一改往日的讽刺口吻，并从报上剪下徐志摩罹难的报道，留作纪念。徐志摩与鲁迅的文坛恩怨业已化为缕缕烟云，消弭在时间的浩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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